第一章
朴素之文

《尚书》

《尚书》名义，孔颖达依汉儒旧义，以为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即所谓“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正义》）。不过“尚书”之名始见于伏生的《尚书大传》，先秦典籍凡引《尚书》，只称《书》，而不云“尚书”，则它至少是到了西汉方始通行。

《书》原有百篇，经历始皇焚书之祸，曾一度湮灭，汉初解除禁令，搜集得二十九篇，遂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定，称作《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子故宅的坏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写录的《尚书》，与今文者相比照，不同在于多出十六篇，因把它称作《古文尚书》。这十六篇后来亡佚，晋人乃伪作《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复从《今文尚书》中析出五篇，得五十八篇之数。此五十八篇本自是流传千余年，至宋人方始怀疑，明代郝敬和梅鷟即已认为是伪书，经清人阎若璩悉心考订，揭明其中作伪之迹，遂成定谳。如此，《尚书》中确实可信为上古文献者，实为汉初搜集到的二十九篇。当然晋人之作伪，并非全无根据，就史的意义而论，其中也保存了若干真实的材料；但就文的一面说来，这一部分文字风格显然与《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大不相同，那么讨论上古文章，自当以二十九篇中的文字为限。

《汉书·艺文志》叙“春秋”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若然，则《尚书》可以算作记言之文。不过《书》中的篇章并不全是记言，如《禹贡》，通篇记述九州山川贡献，全没有记言的文字。又如《尧典》《金縢》《顾命》等，虽记言，却兼记事，乃至以记事为主，因此所谓“言为《尚书》”，当是相对于《春秋》之记事的一个大略的划分。

《书》中所记之言，其文体略有《誓》与《诰》与《命》的分别。约束于军中者，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又申儆于国人及臣下者亦为誓，如《秦誓》。《誓》，便是当时的讲辞。告于臣下及国人者曰《诰》，如《康诰》《洛诰》。即不以“诰”名篇的，如《梓材》《多方》，依其内容，亦当为《诰》之属。《命》则是任命之令辞，如《文侯之命》。《书》之记言，与记事之文相同，使用的也是通行于当时的书面语。而当时的口语与文语是分开的，《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所谓“立具”，即叱嗟立办，发之为言，当为口语，至用文字记录下来，则为文言，即用文雅之辞来替代口语之常言。

夏、商之文，《书》中所存已很零落，《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经由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又尤其明显，当是出自东周人的追记。《周书》十七篇，以大致先后同时的《诗》与金文相比勘，即可见它们属辞相当，且有桴鼓相应之致，它的面貌自然是较近原始。商代文字，《书》之外，有甲骨、金文，但都少有长篇之作。《诗》中的《商颂》，则不出自商人之手。讨论商代之文，可以作为参照和依据的，真是少而又少。《书》中的五篇，若果然全部出诸商人手笔，那么有一点很可注意，即把周人之作用来与它相比较，则思想、观念与行文，二者几乎很少差别。我们没有实在的证据来断定周人对前朝文献作了怎样的改造，但至少可以说，它的保存下来，是特别经过了周人的认同和选择。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这里的史，当有广、狭二义，即不仅为史料，且更在于史的观念、史的意味。由此生长出来的《书》与金文，还应包括《诗》中《颂》及《雅》的大部，便不能不时时挟带史的风云，它并且以植根于清醒的内省意识和批判精神，而特有着诚挚与深厚的品质，所谓“修辞立其诚”，此类文字最足以当之。

《商书》之《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呴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又《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 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高宗，商王武丁也，商代第二十三位君主。祭之明日又祭，曰肜。《史记·殷本纪》：“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云云。”但据甲骨文字，肜日之上，并为所祭祖先之名，那么此篇实当为祖庚祭高宗亦即武丁，而非高宗祭成汤。又祭之日，有野鸡飞至鼎耳而鸣，在古人看来，是上天示异，大臣乃因事进谏。近人吴闿生云“此及《西伯戡黎》，文体皆以简劲胜。此篇著语尤少，祖己训辞才五十余字，而委曲咸尽，盘折警悚，后世千言万语所不能到”（《定本尚书大义》），是也。

《西伯戡黎》作于殷祚将尽之际。黎为近在王畿的诸侯国，文王灭黎，殷商覆亡之祸已悬眉睫。祖伊奔告于纣，一字不及西伯戡黎，却只道天意和民心，文极简，意极密，而字字沉痛。纣的不能够觉悟，只用了“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一句发露，而当时情状如见。后来他的“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却是很有几分悲壮，也正好可以算作“我生不有命在天”的一个自我收场。

周人最看重的，一是殷亡的教训，一是自己创业开国的艰难。《召诰》云：“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与《高宗肜日》中祖己的训辞几乎如出一口。而《周书》中的《诰》之属，分量最重，又多作于周初。以敬天、修德、勤民的观念灌注于质实的文字，自然使它有厚重之致，不过《周书》之《诰》的佳胜处却更在于能够把厚重之文做得委曲周至，并且点染有情。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不过形容它文字古奥，而文章的意思却并不晦涩。只要不是心浮气躁，便不难与它接通神思。比如最有名的一篇《大诰》：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 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 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 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 天 毖我成功所，我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越天棐忧。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 。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这时分封在殷商故地的管叔、蔡叔和纣之子武庚连同淮夷一起叛周，周公乃决计东征。龟卜，得吉兆。然而此际天下尚未大定，不免人情疑沮，众志逡巡，于是生出许多“违卜”的议论，即如《诰》中所举，总之是不乐出征。周公因作此篇告谕诸邦君庶士，以劝以勉。

这是周公代成王做出来的第一篇文字。它本意该是教训的，但我们读它却不感觉到严重的教训意味，是它处处以情动人也。起首一节便很是委婉。《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哀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都是身处忧患之际的成王口吻，可以用来和它相比照。“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仍是委婉，但这里却是铺垫，是留下一个与下文绾结的线索。“若涉渊水”，极见畏惧之心；“予惟往求朕攸济”，则又极见坚决之志。以下把如何问卜、如何得到吉兆细作交代，前面的层层铺垫，至此方扣合得密密实实。此后的一番说话，有对方的正反之议，有自家的对答与驳难，或实有，或悬拟，夹叙其中，依然是曲折生情。“尔惟旧人”云云，沉著切实。末两节则频频用着比喻，一一是人情之常，故尤其指点亲切也，又一气贯下，全是问势，宛若商略，最有深婉之致，然而婉曲处却句句迫切，句句激励，句句坚重。结末揭出信念所在，这信念不是凭空的高唱，却是一而再、再而三酝酿了那么久，通篇的委婉所以能够就此挽成百折不回的绝大之力量。《大诰》以文思缜密及文气的曲折低昂有韵致而成为告谕文章的典范，后世因此不乏仿作，西汉有王莽，北周有苏绰。王莽之意本在于学它的“周公辅成王”，苏绰却是奉命仿《大诰》而为文章体式，以抗衡当时的浮华之文风，然而两篇仿作既输原作之气，更乏原作之情，岂得立于文章之林。

《周书》中别有特色的，尚有《秦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古人有言：“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 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惟古之谋人，则曰来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与《秦誓》相关的，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遣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远道袭郑。出征前，老臣蹇叔竭力劝阻，穆公拒不听谏。军行途中，秦军获知郑已有备，只好灭滑而返。在殽遭到晋军伏击，全军覆没。三帅被俘，后得放还。于是“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誓》即其悔过之作。

《秦誓》之好，在于其情与文的恳挚。“昧昧我思之”一节，由正反两面作铺陈，极言容人之善，尽出自想象，而尤觉情辞倍切。“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正好可以用《论语·子路》中的一则为之作解：“‘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可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乐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吴闿生云，《秦誓》“神韵渊邈、气体超迈处，与周召诸作同风，非后世所能几及”。近人李景星云：“《书》终《秦誓》，志代周也。谶纬术数，圣人不言，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时周室初弱，诸侯未强，天下大势已有所趋，加以秦穆悔过，痛哭陈辞，以一国之尊，屈万众之下，其坚忍刻挚笼罩一世之概，已骎骎乎不可遏止。圣人知之，故登此以殿四代，既寓兴亡之感，亦以为古今运会于是乎变，而上世之隆轨不再睹矣。”（《屺瞻草堂经说三种·书经管窥》）编定《尚书》的人，的确很有见识，虽然未必要送他一个“圣人”的称号。秦之入主中原与周的取代殷商多有相似之处，《秦誓》至诚的内省精神也正仿佛周、召之作的再现，又不仅神韵气体之同风也，它所以是《书》的一个恰好的收束，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秦誓》是《书》的最后一篇，多半是巧合。

关于《尚书》的著述，今存最古者为《尚书大传》。此书旧题汉伏胜撰，不过它很可能是伏胜之遗说，而由其弟子记录整理而成（郑玄《尚书大传序》云，其徒张生、欧阳生等共撰《尚书大传》）。宋儒注《书》较有成绩者为蔡沈，其《书集传》博观约取，通达而不枝蔓。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则均以征引宏富、考订严谨见长。又晚出之《孔传》，即清代以来声名狼藉的所谓《尚书》“伪《孔传》”，作伪者大抵为魏晋间人，其采获汉儒各家胜说，又保存不少旧闻，足资采择，其注《书》之义实未可废也。 XykKF+a56Ql3Y4U93UUA9MElScNQHi1/0V+JE2FxTk5IeElumEWVdftLntbOrMj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