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一

以先秦诗文史为题，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 ；其二，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即诗也，文也，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或者更为自然。如此，也可不必再别为之命名，如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如抒情诗，叙事诗，等等。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我们则只从这浑然烂然、精微奥衍的丰厚中，检阅文心文事，或曰语言的智慧和为文的用心。

二

中国文字的历史，目前可以确切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辞，而它已近成熟，并不是初创阶段的形貌，则其起源实应更早。近几十年来，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器上的符号，若这些符号即为原始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推演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只是对这些符号性质的认定，仍属学界正在讨论的课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辞。完整的一份王室卜辞，包括六项内容：一署辞，二前辞，三贞辞，四兆辞，五果辞，六验辞。署辞所记又分三项，即甲骨的入贡之地与入贡之人与甲骨的数量。前辞则记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字。贞辞载录卜问之事。兆辞为兆的次序与性质。卜问之后的吉凶判断，取决于王，王的断语，便称作果辞。最后，是所卜事项的实际结果，为验辞。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受内容的局限，辞句很固定，格式很刻板，记事极简略，字数多不长，它是语言的简化，而润色与铺陈无与焉。

由简化的记事而至于精练的记述事象，则有了本是卜筮之书的《易经》。《易经》把天地万物的无限复杂作成简单的既可表示时间又可表示空间的一组符号，然后用文辞呈现符号中暗示的事象，以揭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其辞恢诡，其意幽深，其所说明之事物，与其所指示之趣度，率与普通蹊径殊”，而“卦爻辞之使用文字，极变化之能事，不特全部组织复杂，即涉及事象之繁博，辞旨意趣之生动，涉笔取象之警辟，较之商代卜辞之平板无所变化，为进步多矣”。 不过若论文体，则《易》之文体近于格言，介乎诗与文之间。利用文字之韵，洗练句式，整齐文体，以求易于记诵，易于广播，当是初始阶段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作为与诗相对的文，须待完全不依靠韵律，却只凭借叙事或说理来结构文句，或整或散，长短疏密，收纵自如，才真正是它的进步和成熟。

到了本书开篇第一节中说到的《尚书》，便已经是有独立之文体的记言亦兼记事之文，而用来赞颂帝尧的所谓“文思安安” ，却正不妨移赠于《书》，借用它的字面义，便是从容文思也。

可以说，先秦之文，是由史中发达起来。 其时之国家，乃以宗族为载体，城邦，便是宗族城邦，族权与政权一致，宗统与君统一致，等级的关系即按照宗族来划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便是不同层次的宗主。而姓族、宗族、家族的维系，尤其需要明确的谱系，史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很早成熟起来，伴随它的，则是记事之文的发达。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诗文，便没有特定意义上的“史诗”。史诗的任务，似乎由记事之文来担当，已经足够。而神话最初的使命也是传述历史，同样因为史的发达，原始神话并未沿着神话的轨迹蓬勃生长，却是很快变异，即其中的许多内容很早便并入古史一系。战国时代，记述神话的著作却反而多起来，恐怕与当时重建古史系统的风气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在已经不是生长神话的时代，虽经“拾遗”与“重塑”，究竟无法接通早已切断的生命，它只能作为“神话色彩”而为别一种文学样式添助表现的活力。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诗文，也没有特定意义的“神话”。这也许算不得是怎样的遗憾。中国文学本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且自有它独特的辉煌。

三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却很难确定为远古。比如：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语出晋人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八十老人之歌，后人命之曰《击壤歌》。且不论书之晚出，即此诗的遣辞命意，亦非帝尧时代所能有，自然无法凭信。

又如：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语出《孔子家语·辩乐》。旧说多以为《孔子家语》是魏人王肃伪撰，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与《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发现了与《孔子家语》相关的简牍，则其中的若干篇章至少在汉初即已存在。但把此诗系于舜的时代，究竟缺乏比较可靠的根据，诗作本身更不曾提供这样的消息。而现在所能见到可命之为琴的实物，最早一件，亦属战国时期。

《易》之卦辞，亦文亦诗，大约有不少即取之于流传于世的诗。如“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离》），如“贲于丘园，束帛戋戋”（《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等等。其语言与文体，与《诗经》几乎无别，它的时代当然不会更早。而《诗经》的出现，则已经是周初。

四

“文学”一词，春秋时代方见于载籍。《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昺释“文学”为“文章，博学”。这是文与学二字连缀为一词之始。而这里的“文学”，一面有秩然有章、英华发外之意 ，一面也用来指对召诰政令等典籍的熟悉。那么先秦时代“文学”之概念，大致包含了文采与博学这样两重意思，也可以说包括着对典籍的烂熟于心与巧妙运用。其时对诗文的追求，便在于尚用和尚知。尚用中包含了修辞的用心，即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尚知则包含了对学的要求。前者是“文质彬彬”之“文”，后者是“文质彬彬”之“质”，二者始则互为表里，继则圆融为一。后世的“文学”之概念，虽然在含义上有了变化，但是人们在衡量作品的时候，其实仍然使用着文采与博学两个标准，并且，由博学而发展出来的“事出于沉思”，亦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其典瞻辞章、渲染文翰之效，也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依据。

先秦诗文的总体风格，若用品题的方法作一简单的概括，则不妨借用《论语·八佾》中提到的一句佚诗，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是天生丽质之意。素，原是细白的缯帛。但如果把它作形容词来用，“素以为绚”，便是素以当绚的意思。《庄子》《楚辞》之前，文和诗都可以说是“素以为绚”。《庄子》《楚辞》出，曰“素以为绚”，其“素”，便是作了名词用，“绚”则动词也，文和诗，遂有真正的绚丽之采，而它也正是先秦诗文的完成。

五

本书以两章九节分述先秦诗文之大要。不过略而未及者也并非无足轻重，只是若欲从文史哲不分的浑然中抉发独特的“文心文事”，便不能不有所选择。曰诗，曰文，本来是用了这样的标准，毕竟它不是一部先秦文献史。至于如此是否当得书名中的一个“史”字，却要看对“史”作怎样的理解。“史”可以是纵贯，可以是横通，既不完全纵贯也不完全横通，而只是用了“笔削”的办法在选择中体现出评价，“史”的意思不也在其中。

这样的立意，与其说创新，毋宁说是“复古”，而这里的选择与评价都不免带了比较多的个人色彩，但若其中的意见倘微有可取，则或许可以说，这是本书唯一的长处了。 DFBIwTNjgT7OalfJfk5pc4NNg78LFwNEpZa8dcsKpharpjKFuri415buewypFb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