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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蛋！”
听见酒瓶的叮当声后，又过了很久才看见运货车。每晚都是同一幅场景：埃多尔菲斯躲到路边，让卡车开过，用头巾护住鼻子，但尘土钻进黏膜，在嘴里留下药膏似的味道。他咳嗽、吐痰，透不过气来。一小溜褐色的涎水流到他的胡须上。于是，他咒骂着运货车、路、生活。如果一个人只能对着尘土叫骂，那他在这片大地上一定无足轻重。
埃多尔菲斯得花三十分钟才能从田里回到家中。他住在村子中央的一座木头房子里。夏天肩扛镰刀上路，冬天换成铁锹。他慢悠悠地走，心脏已经因烟草和李子酒而坏死，跳得不够强劲，无法大踏步前进。他五十岁，身体已经垮了。察尔卡村依湖而建，掩映在起伏的山丘之中，有着火山土和翠绿的高山牧场。山顶的熔岩崩塌物散布在山坡的褶皱中。草原覆盖了熔岩流。
夏季花朵盛开，鲜艳诱人。羊群发觉自己吞不下整座山峰，变得焦躁不安，激烈地咀嚼着草。山坡上遍布割草的人。鹡鸰伴随着挥动的镰刀啄吞着虫子。草料收割期持续一个月。男人磨快刀刃，石块和金属摩擦，发出颤声。女人带来装满卡赫季葡萄酒的窄口酒瓶。没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会承认那就是一种劣质酸葡萄汁。晚上，干草堆满推车，家家都把收获所得带回农场。埃多尔菲斯没有推车，他在别人的田里干活，一天结束后独自步行回家。
阳光给谷底镀了金。从前，当苏联还存在时，埃多尔菲斯和共青团员们去过列宁格勒的冬宫，见过荷兰画师绘制的乡间生活场景。油画沐浴在与这里同样的光线中。但那里的村庄看似经营得更好。
卡车拖着黄昏的红色薄雾回转过来。埃多尔菲斯消失在灰云里，又叫骂起来。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得和尤里谈谈。这条穿过察尔卡的路经由奥良吉村，通往巴统市。必须忍受六小时颠簸，才能来到这与海分隔的一百公里的尽头。起初的几个弯折通向森林，空气变得湿润。道路蜿蜒三十次，就到了奥良吉：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屠杀时期建起的几座黑石房子。随后，道路经过桥梁，沿河向低处前行：愉快的三小时。人们停车钓鱼，在火上烤鱼。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被视为天堂。
埃多尔菲斯思考着。他寻思，究竟是为什么，他的察尔卡村只能靠一条石子路通行，沥青却占领了世界其他地方。就连在非洲，城市也拖着黑色的舌头穿过荆棘丛林。包括最后一个黑人在内，全体人类都行走在柏油路上。现代性灌注在地球的乡村中，但察尔卡这座格鲁吉亚失败者顽强的要塞却无权进入舞池！这里的人们还得继续在灰尘中咳痰，在泥坑里跋涉。
埃多尔菲斯暴躁起来。格鲁吉亚是一个倒在高加索山麓的老婊子，委身给所有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甚至希腊人都来过这里，通过隘路钻进来。
不过，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土耳其曾经对格鲁吉亚亦步亦趋，不可攻克的基督教堡垒曾是安纳托利亚山巅的花冠，尼诺的十字架曾在地中海岸飘摇。这个国家如今已经无足轻重。报纸上把这叫做“国家的衰落”。
他在一座蚁丘前停驻。他很熟悉这座小丘，就像半路上的界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扁瓶，喝了一口。酒流下时，嗓子燃烧起来。他又喝了一大口。这一次感受到了辛辣味。他用右手轻轻地拍了拍小丘。蚂蚁惊慌失措，有几只爬到他手上，皮肤有点刺痛。他掸去蚂蚁。这些小虫往他的掌心里喷了蚁酸。他把液体倒进右鼻孔。氨使鼻窦剧痛，他半眯着眼注视着兵蚁纵队从这座活的山丘中涌出。他刚刚给自己注射了无产者的毒品。
“连这些混蛋虫子的交通都比我们强！”
他向蚁丘踢了一脚。那座小小的巴别塔瞬间爆裂。
尤里·阿斯法尔塔什维利主持镇政厅里举行的市镇议会会议。人们正在讨论坐落在苜蓿田里的斯大林雕像的命运。村里有呼声要把它推倒。不是为了清算，而是因为锌在巴统港口价格昂贵。当埃多尔菲斯进门时，议员们正在听助理宣读前一天报纸上登的原材料价格走势。
“安静，你们这群失败者！这一切都得停止！”
埃多尔菲斯猛地推开门，门板撞到墙上。镇长秘书压低声音，发出小小的惊呼。
“埃多尔菲斯，如果你有话要说，就和安娜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预约，下一次会议我们会听取你的发言。”
“世道变了，尤里。整个地球都铺上了柏油。除了察尔卡。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埃多尔菲斯，我们在工作，没时间搭理酒鬼。滚！”
“我们需要柏油！我们是在这山里坐牢！”
身为市镇议会成员的兽医曾是第比利斯的摔跤冠军。他把埃多尔菲斯扔到街上。割草工失去平衡，跌倒在烂泥里。两只鹅啄住他的小腿肚。市镇官员们关上门，继续开会。
“一百克。”埃多尔菲斯对塔玛拉说。
他坐在角落，两只手端着伏特加酒杯。咖啡馆于一九五〇年开业，当时是水电站工人的文化俱乐部所在地。大厅很宽敞：那时人们在这里跳舞。苏联解体后并未撤下列宁的肖像。埃多尔菲斯盯着画像。由于灯光暗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面色不佳。阴影凸显了他的亚洲人轮廓，看起来像一个土耳其和蒙古混血。说到他，埃多尔菲斯曾经一口气读完十八卷本的俄语版领袖作品全集。他很愿意和塔玛拉谈谈，她是个和善的服务员。但嵌在酒瓶墙上的高保真音响播放着俄罗斯流行歌曲。双人组合“塔图”在唱歌：两个眉毛打钉的萝莉。音量阻止了一切交流。邻桌的人都一言不发地喝着酒。他示意塔玛拉关掉音响。
“你想要什么？”她说。
“我想要沥青！”
他对邻桌说：
“一直在石子上颠簸，你们不厌烦吗？”
“埃多尔菲斯，你闭嘴，别打扰别人。”塔玛拉说。
“看看你们！你们都已经死了！全世界都在天鹅绒上行驶，而我们呢，在察尔卡，连一台铺柏油的车都开不上来！”
他把钱扔在桌上，离开酒吧。他一出门，塔玛拉又把收音机调到最响。从酒吧到家有五百米远。埃多尔菲斯走了很久都能听见音乐。现在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西伯利亚嘻哈音乐明星费奥多尔，唱的都是堕落腐化的东西：“早晨喝酒，一天自由……”他自己的女儿特别喜欢费奥多尔。
一条管道漏水，把街道变成了泥潭。他陷入泥洼，惊醒了一座房子栅栏后面的一头猪。狗吠叫起来。一辆白色伏尔加汽车驶过——大灯雪亮。泥浆飞溅到他的衬衣上。他认出是屠夫彼得的车。这辆车去年曾在村里陷进泥坑，不得不从奥良吉调来一辆牵引车才把它拖出困境。
“你回家的时间像俄罗斯人一样，而且身上发臭。”
埃多尔菲斯没回答妻子的话。塔季扬娜和奥克萨娜在争一个游戏手柄。他很希望得到一个亲吻。他叫了她们，但他和耳机相比毫无胜算。埃多尔菲斯的双胞胎女儿十八岁，跟他无话可说。她们梦想着城市，白天总在闲逛。电视带给她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她们的生活如同嫁接在屏幕上一样。她们不喜欢田地的气味，害怕黑暗的树林，不会给奶牛挤奶。使她们脱离混沌状态的唯一办法是给予她们抵达城市的可能性。埃多尔菲斯要让这里铺上柏油马路，就是为了她们。沥青将拯救她们。
村里的所有青少年都迷恋着巴统，那颗远不可攀的星。在那里的咖啡馆，人们面朝着灯火通明的海湾烤肉，载满阿塞拜疆石脑油的油轮从海湾驶过，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夜总会里人头攒动，挤满了急于接吻的人们，直到早晨六点。察尔卡的年轻人一有机会就挤上公共汽车，忍受着颠簸，六小时后就是城市，就是新生。他们梦想在那里定居，永远不用再乘公共汽车。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必须使察尔卡和世纪接轨。
埃多尔菲斯东奔西跑，直到秋季。晚上，结束田里的劳作后，他在镇立学校组织集会。小学教师普伦蒂斯是他最早的盟友。他也知道，尘土之路是一条单行道：孩子们走上这条路，一去不复返。人类的移地放牧没有回头路。
一开始，农民们不理睬这一倡议。人们以为埃多尔菲斯和普伦蒂斯瞄准的是议会席位，在耍阴谋诡计。人们不希望改变。镇长腐败，继任者可能变本加厉。察尔卡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一切从未变化。这里不信任煽风点火的人。当政治异见者安娜·普加查维利在公寓门口被暗杀时，人们窃窃议论说是她自找的。附近的情况相似，在火山阴影里沉睡。三公里内有一些小村落，分成三个社群：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他们之间由鹅卵石铺成的道路连接。汽车的地狱，自行车手的噩梦。亚美尼亚人仇恨阿塞拜疆人，后者仇恨希腊人。仇恨使所有人必须平静地生活，否则就是死亡。
阿尔德弥斯是二号商店的老板娘，这是一号和三号商店破产后察尔卡唯一仅存的商店。她成功地触及了那些意志薄弱的村民唯一敏感的一块地方：自尊心。她有一天晚上出现在学校。会议室几乎是空的。她开门见山地宣布支持柏油路。她总是悲叹，送货的卡车不能更经常来提供补给。她订货的巴统批发商不乐意派店员来察尔卡的这条路，不愿为了给“山上的乡巴佬”提供补给而损坏卡车底盘。店员向阿尔德弥斯吐露，城里人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她向埃多尔菲斯转达了这些话，他抓住这一侮辱，使绵羊们团结起来。小学教师帮他写了一张传单。二人用了一整夜，在村子的栅栏上贴了一百五十张。传单上写的是“致不愿再做乡巴佬的人们”。下面是二十多行诗文，激励村民将“低地人”的凌辱淹没在柏油中，号召察尔卡公民参加集会。必须向地区长官施加压力。
侮辱惹恼了大家。传单产生了电流般的效应。第二天晚上，学校里人潮汹涌。人人都希望给马路铺上柏油，人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护士首先发言：
“主街在春天全是泥坑，简直是个垃圾场。”
埃多尔菲斯的双胞胎庄严地列举了与城市接轨将会打开的前景。
“保持孤立的察尔卡将错失它的命运。”塔季扬娜说。
二人之中，奥克萨娜给人留下了最佳印象。她刚刚听了一场电视辩论，只需重复一名阿布哈兹议员的话，他简直能淹死摄像机前的一条鱼。
“是时候让我们乡村的脉搏跟上全球化的跳动了。未来的子孙后代会感恩我们让世界变小了。”
“察尔卡躲不开世纪的步伐。”埃多尔菲斯更进一步。
只有村里最富有的养殖户西米恩和黑鬈发的东正教神甫希拉里翁反对。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幸运儿。察尔卡的境况使我们免遭外来侵犯。铺上柏油，混乱就会潜入我们中间！”
“他说得对，”希拉里翁说，“小路是我们的护城墙！”
大家向他们发出嘘声。
埃多尔菲斯和普伦蒂斯以村民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当镇长了解到这并非针对他的阴谋时，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既然大家全部达成了一致，他也不反对铺柏油了。到了下个星期天，文稿准备完毕，埃多尔菲斯高声宣读了一遍。
这是一个不愿消失的小村庄发出的求救信，措辞委婉，感人至深，又有些荒谬。察尔卡的居民像坠海的人一样挥着手，希望船员不要丢下他们。埃多尔菲斯继续发挥这个救援的比喻，甚至把柏油路比作“扔给溺水者的绳索”。文章指明，村庄美得深远，背倚圆形剧场式冰碛脊梁，坐落着一座有着八角形屋顶的古老教堂，可以让游客一直爬到上面。这封信写给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省长。最后几行文字使他看到发展滑雪业的可能性。格鲁吉亚的冬季运动正蹒跚起步。从石油业致富的阿塞拜疆人和手指毛茸茸的土耳其人，特雷比松德的商人和埃尔祖鲁姆的显贵，有时来到高加索山脉寻找新鲜的雪场和肉体。很容易把察尔卡变成一个高山滑雪站，冷杉林为建造木屋提供木材，村里还有许多主妇能用肉馅白菜使滑雪者重振精神。但这些愿景都需要柏油马路。镇长在信上签了名，盖上镇政府的章。请愿书有了官方性质。大家同意让埃多尔菲斯第二天亲自带着这封信乘上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
工程在六月开始。察尔卡居民的请求送到了巴统省长的秘书处，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文件爬过不同楼层，降落在各种桌子上（有些文件再也没能重新起飞），最终抵达省长的办公桌。
那一年，政府并不比从前更加关心国内柏油马路的建设，但该国刚刚与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准许输油管道穿越国家领土。合约条款规定，石油巨头必须弥补输油管路线上的基础设施不足。于是，察尔卡的柏油马路建设被纳入翻修格鲁吉亚道路系统的庞大计划。埃多尔菲斯人生第一次在正确的时间身处正确的地点。
工程师整平了旧路，机械的刨刀轧出一条土坡。工人用沥青沙砾和碎石浇筑路基，然后开始一层层筑实路面的缓慢过程。埃多尔菲斯对工程很感兴趣，自封为团队运作的大家长，与工头熟稔起来。出于友情，别人给了他一件小差事，他像传令兵一样认真地执行。他负责指挥工地负责人留给汽车通行的那半边路上的交通。他穿上一件反光背心，戴上头盔，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印着大字“停”。有时三天都没有一辆车经过。埃多尔菲斯仍然坚定地站着，仔细观察天边，心中充满使命感。每当有车开近，他就以一副权威的姿态挥舞木牌，大喊“停”，用身体拦住去路。驾驶员拉开车窗，嘲笑地问：
“柏油呢，老家伙？”
“柏油来啦！”
柏油来了。
在路基上加了石灰以后，开始倾倒沥青混凝土和沥青混合料。柏油从巴统出发，向察尔卡攀爬，征服了一公里又一公里。压路机轧平了沥青层，埃多尔菲斯则想到第比利斯的犹太糕点师傅用宽刀抹平果馅卷上的奶油。他觉得在低温中冒着烟的黑色釉面美极了。浸在木桶里的滚烫沥青的气味使他更加兴奋。向前推进的气味有种肌肉烧焦的味道。
工人的营地安置在山麓，就在道路蜿蜒开始的地方。在铁皮板房里，人们用火炉烧木头取暖，用发电机组照明，每天晚上都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大家分享着烤饼、红酒和对苏联年代的回忆。
该工地在国内被树立为安全典范。铺设一百公里沥青，只发生了三起事故。一名伏特加短缺的工人为祝贺第一公里吞下了防冻液，导致肠穿孔。另一名工人打赌说，他能在压路机经过时把脚尽可能久地放在路面上。他赢了。最后，人们在一台翻到河里的挖掘机里找到了一名工头的尸体：他在一个喝醉的夜晚借了这台挖掘机“去找补给”。为了纪念他，察尔卡的路上一直竖立着一座小小的许愿碑。
柏油马路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察尔卡。这是一个好日子。在格鲁吉亚神灵的安排下，于夏至日合龙。镇长谈到，“村里迎来一个全新的夏天”。他在讲话末尾引用了帕维尔·奈夫茨基的《论苏联沥青和油砂》：“沥青从地球深处开采，用于覆盖地球表面，是时间馈赠的礼物，使我们跨越空间。”人们用雷鸣般的掌声庆祝这一瞬间，虽然他们一个字都没听懂。他们请来了巴统的工程师、参与投资这项巨型工程的苏普萨油码头的石油巨头、地区议员和第比利斯市市长。察尔卡之路成了国家象征。亲政府的报纸赞颂这项工程“使一个格鲁吉亚村庄攀上全球化探戈的舞台”。敌视向欧洲开放的共产党人因英美资本向格鲁吉亚发展输血而愤怒。他们引用一份斯大林时代报刊编辑的说法，哀叹“伏尔加汽车车轮行驶的柏油路不如资助者计划的那么黑”。电视一台录制了六月二十一日的庆典活动。一名从第比利斯急遣过来的女记者采访了埃多尔菲斯。军乐队演奏起萨梅格列罗的小调。尽管后勤人员有所准备，但到了下午四点，香肠吃光了，差点连酒都没了，镇长不得不向咖啡馆女老板预付二百五十元现金，让她开五桶酒，才避免了酒荒。只有希拉里翁神甫坚持立场。他没有参加欢庆，而是守在圣像前，在小学生合唱团上台唱起小学教师谱写的《柏油路之歌》时敲响了丧钟：
死去的察尔卡
重生了，
因为柏油路
带我们去远方！
沉睡的察尔卡
振作精神，
因为柏油路
让我们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