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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应该是引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原则。如果你不赞同这一说法，你的反对理由是理性的吗？尽管今天可以用来推理的信息极为丰富，但假新闻、江湖郎中伎俩、阴谋论和“后真相”仍无处不在。
我们该如何弄清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歪理邪说呢？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健康、民主以及地球的宜居性都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尽管这些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解决方案还是存在的，而且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来找到它。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当找到解决方案时，我们该如何说服人们接受它。
成千上万的评论都在哀叹我们缺乏理性，“人是非理性的”这种观点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在社会科学领域和媒体中，人类往往被描绘成古时的穴居人，随时准备对“草丛中的狮子”
做出基于偏差、盲点、谬误和错觉的反应。在维基百科上，关于认知偏差的词条就有200多条。
但是，作为一名认知科学家，我不能接受“人类大脑中装满了错觉”这种偏激的观点。无论是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还是现代人，都不同于有点神经质的兔子，我们是用大脑解决问题的人。尽管有时会犯傻，但该如何解释人类又是如此睿智呢？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改变了环境，延长了自身寿命并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清晰地表达理性规则，而我们又常常对这些理性规则瞧不上眼。
毫无疑问，只有考虑到人类进化的环境与现在所处环境之间的不匹配，我们才能理解人性，我很早就主张这一观点。但我们的心智所适应的世界不仅仅包括更新世的大草原，还包括任何非学术、非技术的环境——人类的大多数经验所涉及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我们没有统计公式、数据集等现代理性工具可以使用。
实际上，当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并尝试以自然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时，我们的行为表现就不会那么糟糕。不过，这无法帮助我们彻底摆脱困境。今天，我们已经拥有完善的理性工具，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只要能够理解和运用好这些工具，就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理性》这本书源于我在哈佛大学讲授的一门课，这门课的目标是 探 索理性的本质，揭开理性为何如此稀缺的奥秘 。关于损害人类理性的那些人性弱点，我与其他许多心理学家一样，喜欢教授学生一些令人震惊的、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发现，我认为这些发现是科学所贡献的最深刻的知识。和许多人一样，我相信，确定人们通常难以达到的理性基准应该是教育和科普的目标。
就像人们应该掌握历史、科学和文字的基础知识一样，人们也应该掌握可靠推理的智力工具。这些工具包括逻辑学、批判性思维、概率论、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在不确定条件下调整信念并做出决策的最佳方式，以及独自或与他人一起做出理性选择的标准。这些工具对于避免个人生活和公共政策中的愚蠢行为必不可少，能帮助我们优化有风险的选择、评估可疑的主张、弄清令人困惑的悖论，以及彻悟生活的坎坷与悲伤。但据我所知，还没有哪本书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释清楚。
我写作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尽管我知道认知心理学课程很吸引人，但当我告诉别人我在讲授“理性”这门课程时，人们经常问我一些认知心理学课程无法帮我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在一家比萨店经营一个儿童性交易团伙？飞机尾迹真的是政府秘密计划撒播的用来改变人类心智的药物吗？在我的课程中，“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和“基础比率忽视”（base-rate neglect）等知识点对解答这类问题毫无帮助。破解人类非理性的谜题，正成为当今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些谜题把我带到了新的领域，比如，谣言的性质、民间智慧和阴谋论的区别、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对比、现实思维和神话思维的差别等。
尽管为理性本身进行理性论证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但这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有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引用论证来说明理性被高估了，比如：逻辑型人格特质的人就意味着无趣和压抑；分析性思考必须服从于社会正义；与刚性的逻辑和论证相比，善意和可信的直觉更有可能让我们获得幸福。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就好像理性已经过时了一样，他们辩论的目的就是让对手失去面子，而不是通过集体推理来获得最能站得住脚的信念。在一个理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威胁但又更必不可少的时代，《理性》首先是对理性的肯定。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人仅仅通过独自思考是无法变得足够理性的，更无法创造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因为理性产生于一个由理性人构成的共同体，其中的理性人能发现彼此的谬误。本着这种精神，我感谢使本书更加理性的理性人士。肯·宾默尔（Ken Binmore）、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加里·金（Gary King）、杰森·尼米罗（Jason Nemirow）、罗斯林·维森菲尔德·平克（Roslyn Wiesenfeld Pinker）、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和马丁娜·威斯（Martina Wiese）认真地审读了本书的初稿。查琳·亚当斯（Charleen Adams）、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乔舒亚·哈茨霍恩（Joshua Hartshorne）、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科林·麦金（Colin McGinn）、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戴维·罗佩克（David Ropeik）、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苏珊娜·西格尔（Susanna Siegel）、芭芭拉·斯佩尔曼（Barbara Spellman）、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和朱利安尼·维达尔（Juliani Vidal）对本书中涉及他们专业领域的章节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计划写作本书时想到了很多问题，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埃米莉–罗斯·伊斯特普（Emily-Rose Eastop）、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内森·昆赛尔（Nathan Kuncel）、埃伦·兰格（Ellen Langer）、珍妮弗·勒纳（Jennifer Lerner）、博·洛托（Beau Lotto）、丹尼尔·洛克斯顿（Daniel Loxton）、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菲利普·梅敏（Philip Maymin）、唐·摩尔（Don Moore）、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弗雷德·夏皮罗（Fred Shapiro）、马蒂·托玛（Mattie Toma）、杰弗里·瓦图穆尔（Jeffrey Watumull）、杰里米·沃尔夫（Jeremy Wolfe）和史蒂文·齐珀斯坦（Steven Zipperstein）给了我这些问题的答案。
感谢米拉·贝尔托洛（Mila Bertolo）、马丁娜·威斯和凯·桑德布林克（Kai Sandbrink）在专家观点引用、事实核查、文献查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贝尔托洛、托玛和朱利安·德弗雷塔斯（Julian De Freitas）所做的原始数据分析工作。我还要感谢所有参加“理性”这门课程的同学和老师，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建议，尤其要感谢托玛和尼米罗。
特别感谢我的编辑温迪·沃尔夫（Wendy Wolf），她睿智有加，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感谢她配合我出版这本书，这是我们合作的第6本书。感谢我的文字编辑卡佳·赖斯（Katya Rice），这是我们合作的第9本书。感谢我的版权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感谢他的鼓励和建议，这也是我们合作的第9本书。我还要感谢企鹅英国公司的托马斯·佩恩（Thomas Penn）、佩恩·沃格勒（Pen Vogler）和斯蒂芬·麦格拉思（Stefan McGrath）多年来的支持。艾拉维尼·苏比亚（Ilavenil Subbiah）再次帮我设计了书中的用图，感谢她所做的工作和对我的鼓励。
丽贝卡·戈尔茨坦在这本书的构思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正是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实主义和理性等理想必须牢记在我们的心中，并加以捍卫。爱和感激同样送给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雅尔（Yael）和索利（Solly），丹妮尔（Danielle），罗布（Rob）、杰克（Jack）和戴维（David），苏珊（Susan）、马丁（Martin）、伊娃（Eva）、卡尔（Carl）和埃里克（Eric），以及我的母亲罗斯林，本书就是献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