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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斯坦诺维奇
心理学家
《对“伪心理学”说不》作者
朋友们，他又一次做到了。这就是我们对当代认知科学最博学的传播者所能期望的一切。这篇文章是对他的新书《理性》的可读性和风格的评论。当作者是平克时，写书评可以省去很多话。那么我们直接进入对内容的讨论吧。
平克的书中对理性赋予的高地位与一些人的描述相矛盾，后者认为理性要么微不足道（仅仅是解决教科书式的逻辑问题的能力），要么与人类的成就相对立（作为享受情感生活的障碍）。词典中对理性的定义往往模糊不清（“与理性相一致的状态或品质”），相比这些弱化的描述，认知科学更加丰富地定义了理性，而平克的书极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通过明确的定义将读者引向理性，即“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这个定义包含了认知科学家研究的两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优化实现目标的方法：在现有资源（物质的和心理的）的条件下，采取行动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进一步将“优化实现目标的方法”的概念细化为期望效用的技术概念。认知理性（平克定义中的“知识”）关注信念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映射程度。这两种类型的理性是相关的。我们需要基于反映现实的信念，来采取让我们可以实现目标的行动。
虽然许多人认为自己可以没有解决教科书式的逻辑问题的能力，但几乎没有人希望放弃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当它们被适当定义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他们的信念与现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并且他们也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平克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想知道什么是真的，以及该怎么做。
同样地，平克对情感和理性之间关系的处理非常得当。在大众心理学中，情感经常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情感与其他启发式策略一样，能够让我们迅速进入正确反应的“大致解决方案”范畴。它们是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中提到的“快思考”——“系统1”的一部分。如果需要更准确的特定反应，则需要使用“系统2”进行更精确的分析性认知。当然，我们可能会过度依赖情感。我们可能过于依赖“大致解决方案”，而实际需要的是更精确的分析性思考方式。但通常情况下，像大多数具有适应性的系统1中的心理过程一样，情感调节促进了理性思考和行动。
聪明的人往往更理性，但二者并不相同。实际上，理性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观念。平克指出，理性的倾向和知识基础超越了智力测试所测量的任何内容，例如积极开放的思维方式。思维倾向的可塑性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理性思考所需的知识基础是可以教授的（只要足够熟练地掌握《理性》中间章节中的所有概念，我保证你会成为一个更理性的人！）。
因此，平克关于理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讨论全部正确并且避免了一切夸张的描述。非常合理的是，这本书只有一章是关于逻辑的，其他章节涵盖了现代理性概念中的多元知识基础和思维风格，包括概率推理、信念更新、信号检测论、预期效用理论、因果推理、博弈论、积极开明的思维方式和我方偏差。
本书充分涵盖了关于启发式和偏见的文献，不仅所选示例都很恰当，并未将这些示例呈现为“陷阱问题”，而是将其作为通向有关理性思考的更大问题的门户。尽管平克对经典任务的标准解释持批评态度，但是他总能考虑到更广泛的问题。他阐明了许多偏见，这些偏见导致人们违反认识论和工具理性的各种严格规定。
事实上，平克尤为出色地融合了认知科学中关于“理性之争”的各种立场的最佳洞见，这场争论也被称为“改良主义者”（Meliorist）、“乐观主义者”（Panglossian）和“辩护主义者”（Apologist）之间的争论，涉及人类的认知包含了多少不理性因素这个问题。
所谓的改良主义者，倾向于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启发式和偏差传统出发，假设人类的推理能力并没有那么好。乐观主义者则更加相信人类的推理能力，认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传统中的实验并不一定反映了现实的决策过程。他们默认人类的推理能力是最大化的理性。最后是辩护主义者，他们处于两者之间。像改良主义者一样，辩护主义者可以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推理通常不是最优的；但像乐观主义者一样，他们并不总是将这些局限视作非理性的实例。
辩护主义者认为，推理者的短期记忆容量、长期记忆能力、感知能力，以及知识储备都存在局限，这些局限可能妨碍他们做出完全合理的反应（平克讨论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只有当一个人本可以做得更好却没有做得这么好时，我们才能说他是非理性的。
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比乐观主义者的立场更能激发纠正性的努力。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辩护主义者认为在现有的认知约束下我们很少能有所作为。然而，辩护主义者的立场强调了以另一种方式来增强理性能力的可能性——以更适合我们认知机制的方式呈现信息。平克在自己的书中很好地代表了这个立场。正如他所指出的，“与其让多数人长期遭受谬误和偏差的折磨，不如好好利用人们已经拥有的理性并进一步强化它”。
平克的书并没有直接涉及认知科学中的“理性之争”。然而，他隐约提倡了一种智力上的“休战”，我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这种休战——双过程理论（在卡尼曼的书中描述的“快思考”和“慢思考”的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和解方式，因为它舍弃了所有阵营中的“稻草人”。正如平克所说，我们不是“石器时代的犯错者”，然而，许多实验结果表明，人类存在许多认知缺陷（所谓的偏差），这些偏差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产生严重的错误和影响。
尽管平克在整本书中提出了许多属于辩护主义的辩护，但他完全承认，当人们的当前目标源于基因的终极目标时，常常需要通过系统2来进行仲裁，尤其是当目标之间相互冲突时，例如“拥有苗条健康的身体”和享用美味的甜点之间的冲突。食用美味的甜点的目标源于进化，即“在节约能量的环境中储存热量的终极目标”，而对“苗条健康的身体”的渴望更可能是来自现代环境。改良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当面对这种选择时，对于现在和长期的个人福利而言，统计学上的最佳选择是抵制眼前的需求，虽然它们源自基因的终极目标。
多年前，我的作品曾经有着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但现在我已朝着辩护主义／乐观主义的方向转变。因此，我觉得平克将这些立场混合起来的方式跟我的想法非常相投。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例如，如果乐观主义者在自己的假设上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可能会错过修复推理能力的机会。相反，改良主义者可能会将精力浪费在无法证明是必要的认知修复的努力上。辩护主义者有时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技术社会将人类的认知器官置于进化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中时，这会导致真正的认知障碍。三个阵营在进化适应机制与现代技术社会的认知需求之间的不匹配程度上存在分歧——简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进化而来的大脑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良善的还是有敌意的。
处理启发式的系统1所依赖的是，良善的环境所提供的可以激发出适应性行为的明显提示。良善环境是指包含有用提示的环境，可以被各种启发式
利用。要被归类为良善环境，环境中还不能有其他会基于系统1来调整自己行为的个体。相反，对于启发式而言，有敌意的环境是指系统1无法使用或存在误导性提示的环境。此外，当其他人识别出正在生效的简单提示并利用这些提示时（例如每年收入3 500亿美元的广告业），环境也可能会对系统1的拥有者产生敌对性。当处于有敌意的环境中时，人们必须通过系统2来覆盖系统1的处理。
研究人员设计的许多评估理性思维的任务背后都有一个假设，即环境是有敌意的。许多问题有一个直观上引人注目的错误答案，这通常被认为是试图“欺骗”参与者。实际上，引人注目的直观反应恰恰是使该问题成为需要系统2才能解决的问题的原因。理性思维任务通常需要不自然的去语境化处理，强制人们“忽略已知的内容”或忽略显著的特征，因为它们是不相关的。这些任务旨在模拟一个有敌意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良善的世界。
辩护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推理错误可能具有进化或适应性基础。但是改良主义者的观点是，尽管这些错误从进化史的角度讲很有道理，但它们在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中并不具备工具性的合理性。批评家们抱怨启发式和偏见文献中的“人造”问题和任务，并暗示这些任务与“现实生活”不同，然而他们有时会忘记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实验室任务不像“现实生活”这一说法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事实上，“生活”正在变得更像测试！
试着和你的健康保险公司争取一下被拒绝的医疗赔付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会发现我们的个人经历、情感反应、关于社会公平的系统1直觉——全部都是毫无价值的。当我们通过电话与保险公司代表交谈时，该代表在计算机屏幕上展示的电子表格中有着一系列的分支选择和需要满足的条件。当现代技术服务的代表试图“应用规则”时，社会背景、个人经历的特异性、个人叙述——所有这些“自然”的系统1处理方式都被抽象化了。
不幸的是，现代世界往往创造出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中，通过进化而获得适应性的认知系统默认值无法发挥作用。这就要求使用系统2来覆盖系统1的反应。现代技术社会不断产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必须将信息去语境化，以抽象和非人格化的方式处理信息，而不是像系统1那样在特定背景下处理信息。启发式和偏差研究人员研究的抽象任务经常准确地捕捉到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此外，市场经济包含那些会为了获利而利用自动的系统1反应的行为人（比如，劝消费者最好为一件价值150美元的电子设备购买“延长保修”服务！）。这再次要求人们用系统2覆盖那些会被市场经济中的其他人利用的系统1。
平克讨论了许多需要主体“忽略自己所知道的”或忽略无关上下文的理性思考任务。现代技术社会所基于的科学常常要求“忽略自己所知道或相信的”。你需要测试一个控制组——即使你完全期望它表现不如实验组，这也是“忽略自己所知道的”形式之一。科学是一种系统性地忽略（至少在测试期间）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方法，以便我们可以在证据出现后重新调整我们的信念。同样，当代法律制度的许多方面都非常注重将先前的信念和关于世界的知识与证据评估过程分离。现代化越来越需要去语境化，即排除个人“所知道”的，这尤其强调以下特征：公平、尽管环境不同仍要遵守规则、公正、对裙带关系的打击、无偏见、普遍性、包容性和法定平等待遇等。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所有要求都必须规范系统1的叙述和个性化知识倾向。
这些要求包括：我们必须忽略生动的广告示例；我们必须忽略不具代表性的样本；我们不能偏袒自己喜爱的假设；我们要遵守忽略个人关系的规则；搁置与事实不符的叙事；不要推断出牵扯随机因素的“模式”；不能让沉没成本影响我们的判断；尽管与常识相冲突，我们必须遵循法官的指示；我们必须做出专业决策，因为我们知道这对总体有益，即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不太清晰。
在《理性》的前9章中，我们了解到人类可以运用许多理性工具。系统1充满了自动倾向，经过了数千年的磨炼，可以最优地调节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刺激的反应。此外，平克讨论的所有理性思维工具也都可供我们使用。通过文化的积累，我们可以使用之前的思想家用了数百年时间才创造出来的工具。文化传播使知识得以共享，并缩短了需要个人做出独立发现的时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化上都是搭便车者，没有为人类的集体知识或理性做出任何贡献。相反，我们每天都从他人发明的知识和理性策略中受益。概率论、经验主义概念、数学、科学推断和逻辑等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概念工具，有助于形成和修改信念以及做出关于行动的推理。
通过文化累积，我们已经实现了许多至高无上的成就，比如治愈疾病、解码基因组以及揭示物质的微小成分。平克还提到，“新冠疫情出现后不到一年，人们就可以接种疫苗，从而大概率能够终结这场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然而，提到疫情就不得不承认，这场疫情引发了“一场荒谬的阴谋论狂欢”。相关的阴谋论似乎无穷无尽，包括关于在人体内植入微芯片的阴谋论。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其中包括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除了这些，还有：调查显示41%的人相信超感知力、32%的人相信鬼魂和灵魂、25%的人相信占星术等伪科学信念。这些事实凸显了平克所称的理性悖论：“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种被人们称为‘理性’的东西呢？为什么这种看似与生俱来的权利，却被如此频繁地公然蔑视？”
平克承认，这种“胡说八道大流行”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纠正本书涵盖的许多思维偏差。这些偏差是我在以前的写作中所确定的第四类理性思维错误。第一类理性思维错误（许多在概率推理和科学推理领域）是由系统1中不恰当的偏见导致的，必须通过认知负荷较大的系统2来克服，而有些人无法维持这两个系统的分离状态。这是与智力高度相关的错误类型。然而，第二类理性思维错误是当人们具备分离能力，但不倾向于使用它们时出现的，因为他们太冲动并且太容易接受系统1的输出。这种错误与智力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地与思维倾向，如是否具有积极开明的思维方式有关。
第三类理性思维错误是当人们拥有足够的智力和充足的反思倾向，但是没有获得必要的专业知识（所谓的“心智软件”）时出现的，这种专业知识是计算出对抗不正确的直觉反应所必需的。这些错误发生在人们缺乏精确的因果推理和科学思维技能时，这正是平克这本书所涵盖的类型。第四类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心智软件都是有益的。事实上，有些心智软件是导致非理性思维方式的直接原因。我称之为“受污染的心智软件问题”（the problem of contaminated mindware）。平克在第10章开头所描述的“胡说八道大流行”正是来自这种非理性思维的范畴。这是个坏消息。
这之所以是个坏消息，是因为我们不能通过教学来修复这种理性思维的问题。那些被这些无稽之谈所困扰的人拥有的心智软件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是的，更深入地学习科学推理或更多地学习概率推理技巧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平克对这一点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无法预测会有匿名者Q这样一个组织出现，它的追随者也不太可能被逻辑或概率论教程所说服”。
这句话让人不舒服地想起了心理医生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的一句妙语：
卡尼曼、特沃斯基及其追随者发现的50多个偏差中，有49个是可爱的怪癖，而有一个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这最后一个就是确认偏差——我们倾向于将证据解释为证实我们已有的信念，而不是根据证据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这句妙语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那“其他49个”不是“可爱的怪癖”，在现实世界中它们也有着实际的影响。在最后一章中，平克引用并描述了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偏差会影响真实世界中的金融、职业、健康和法律领域。它们不只是可爱的怪癖。然而，这句妙语击中了要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一本书来讨论那个“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的偏差的书。
这也是为什么在倒数第2章“人们错在哪里”中，平克聚焦于动机推理、我方偏差和受污染的心智软件。我自己研究了这些领域，所以我毫不吃惊的是，这一章对于纠正个体错误而言并不令人鼓舞。文献中的大多数认知偏差与智力具有相当的相关性，这为乐观主义提供了一些根据，因为即使是那些没有高认知能力的人，也可能通过培养思维倾向和存储心智软件来使自己更容易避免偏差。但是，这并不适用于“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的那一个偏差。虽然相信阴谋论（典型的受污染的心智软件）这种行为与智力具有适度的负相关性，但我方偏差的倾向与智力完全不相关。
我方偏差具有的领域普适性较弱：在一个领域表现出高度我方偏差的人未必在另一个领域中也表现出相同的倾向。相比之下，具体的信念会引起程度截然不同的我方偏差。因此，我们最好通过研究信念的本质来理解我方偏差，而不是通过研究人的通用心理特征来理解它。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理论来解释个体在我方偏差方面的差异。“模因论”（memetic theory）在这儿就变得有趣了，因为模因在抵制相反观点方面的结构强度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模因论的基本见解：一种信念之所以会传播，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或对持有该信念的人有帮助。对于我们进化而来的大脑来说，这样的信念代表着一个有敌意的世界的另一个方面。
模因的一些性质（例如不可证伪性）在这里显然具有相关性，就像一致性考虑在平克讨论许多理性原则时具有相关性一样。没有通过任何反思性测试（例如可证伪性或一致性）的模因，更可能是仅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模因，即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些观念，是因为它们具有“易于获得宿主”的特性。平克认为阴谋论是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模因。
人们需要对自己已经获得的文化基因具有更强的怀疑精神。借鉴平克讨论的一些思维倾向，如积极开明式思维，我们需要学会更多地将我们的信念看成临时假设，而不是我们的所有物。人们还需要对早年获得的文化模因（那些由父母、亲戚和同龄人传递的文化模因）持有更强的怀疑态度。这些文化模因很可能没有经过选择性测试，因为它们是在主人缺乏反思能力的成长时期获得的。
然而，这一切对个体而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终，我们都需要依靠“理性机构”提供的认知工具来应对平克所称的“信念公地悲剧”，这恰如丹·卡汉（Dan Kahan）的作品所阐述的。文化机构可以强制实施规则，使人们从理性工具中受益，同时又无需自己学习这些工具。平克描述了媒体和互联网内部的一些制度改革，但对于大学及其“令人窒息的左翼单一文化”，平克说，“如果哪位学生或教授敢于质疑关于性别、种族、文化、遗传学、殖民主义、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等方面的主流说法，他就会受罚”，他也分享了我的悲观情绪。他描述了“记者多次问我为什么他们要相信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既然这些共识来自不容任何异议的机构”。总之，公众越来越认识到大学在某些话题上的立场，因此公众正在理性地降低对大学研究的信心。
尽管在倒数第2章“人们错在哪里”中表现出了悲观情绪，指出“正在摧毁我们的文明”的偏差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书的最后一章给人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平克回顾了他在自己之前出版的书中更详细地讲述过的物质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和统计数据。但他最有力的论证是，道德进步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其主要推动因素是令人信服的理性论证。这一点通过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伊拉斯谟、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有力演讲和作品得到了证明。
这些伟大思想家所引领的原则是普遍的——因为它们是普遍的，所以必然是去语境化和去个人化的。他们的论证“旨在消除妨碍理性的偏差”，并包含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必须去语境化和去个人化，以提升全人类的福祉。平克书中一个强有力的潜在主题是：“思想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一致的还是矛盾的，有助于人类福祉还是不利于人类福祉，不受思想家身份的影响。”这与正在席卷我们所有机构的身份政治背道而驰。然而，它准确地反映了如果我们为了暂时的良好感觉而放弃辛苦获得的普世原则，那么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平克警告说：“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
平克在总结本书的观点时指出，理性的原则“让我们产生新思想，让我们面对现实。这些现实会扰乱我们的直觉，但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个观点使他与双过程改良主义者的立场相近，他也经常正确地指出，双过程改良主义者对我们的思维倾向进行了过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