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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想法不仅仅意味着战略妥协，而且这样去想本身就是邪恶的。这就是所谓的禁忌（taboo）现象。taboo这个词源自波利尼西亚语，意思是“禁止”。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告诉我们，禁忌不仅是古老部落的习俗，而且普遍存在于人类身上。
泰洛克讲述的第一种禁忌是“基础比率禁忌”（forbidden base rate）。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两组人在人们想测量的任何特性上有相同的平均值，比如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等。从技术上来说，这些“基础比率”可以输入到精算公式中，并为有关群体预测未来和制订政策提供指导。对一个群体进行总体描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5章讲到贝叶斯推理时，我们会讨论基础比率禁忌的道德问题。
第二种是“权衡禁忌”（taboo tradeoff）。生命中的资源是有限的，权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是每个人对每样东西的估值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鼓励人们用交换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用对他们来说不太值钱的东西来换取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经济现象碰到了一个心理上的阻碍：人们将一些资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把这些资源跟现金或便利设施等庸俗商品做交换，就可能是一种冒犯，即使每个人都能因此而得到好处。
捐献器官就是一个例子。
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但实际上，有一个也许就够用了。但是在美国，有10万人迫切需要移植一个肾脏。这种需求既不能由死后的捐赠者来满足（即使国家通过助推手段让他们默认同意捐赠），也不能靠活着的利他主义者来满足。如果准许健康的捐赠者卖肾（政府为那些买不起的接受者发放代金券），很多人将免受经济压力之苦，同时很多人会因此保住性命，大家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大多数人不仅反对这个计划，而且会觉得被这种想法冒犯。他们不但不提出反对的理由，而且，甚至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觉得是一种侮辱。把不义之财用于教育、医疗或发放退休金等可以减轻冒犯的程度，但无法消除。当被问及是否应该为陪审义务、兵役或儿童收养提供补贴时，人们同样被激怒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偶尔会提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权衡禁忌不仅存在于假想的政策中，也存在于日常的预算决策中。在健康或安全事项上（人行过街天桥、有毒废物清理）多花1元钱，就等于在教育、公园、博物馆或养老金上少花1元钱。然而，对于环境、孩子、医疗保健或艺术等受尊重的人或物，评论家们却很从容地喊出了这样无意义的口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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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花多少钱都不过分”，或者，“我们不能用价钱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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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他们要为建污水处理厂而关闭学校，或者为建学校而关闭污水处理厂一样。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高看1元钱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也没办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肥拨款项目（pork-barrel project）
上，而使更严重的危险得不到处理。说到安全支出，目前在美国，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约为700万至1 000万美元（尽管规划者很乐意让这个价格被众多的技术文件埋在下面而不为人所知）。关于健康费用，价格极为混乱，这是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如此昂贵和无效的原因之一。
为了证明仅仅考虑权衡禁忌就会被认为具有道德破坏性，泰洛克向实验参与者展示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医院管理者面临的选择是花费100万美元拯救一个生病的孩子的生命，或者把它用于一般的医院开支。如果这位管理者考虑太久而不是快速做出决定，人们就会谴责他。如果管理者在一个悲剧而不是权衡禁忌中挣扎：是把钱花在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上，还是花在挽救另一个孩子的生命上。人们就会做出相反的判断，更尊重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迅速反应。
在政治方面，人们巧妙地将权衡禁忌隐藏起来，或者是委婉地表达出来，甚至会重新定义权衡禁忌。财政部长们会将关注点转向一次预算决策将挽救的那些人身上，而忽略要为此花钱的那些人。改革派可以以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重新描述交易，例如人寿保险（曾经是禁忌）的广告商将保单描述为对家庭的保护，而不是夫妻中的一方赌另一方会死。
泰洛克描述的第三种禁忌是“极端反事实”（heretical counterfactual）。思考在某一假想条件下什么事情会发生的能力，是我们的理性天生就有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思考抽象的法则，而不是具体的当下，从而区分开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第9章）。尽管公鸡一打鸣太阳就将升起，但是我们之所以说公鸡打鸣不会导致太阳升起，是因为，如果公鸡没有打鸣的话，太阳照样会升起。不管怎么说，人们通常认为让自己的思想在某些虚构的世界里游荡是不道德的。泰洛克问道：“如果约瑟在耶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抛弃了玛利亚，耶稣还会成长为自信和有魅力的人吗？”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会拒绝回答。为了不让这种思维方式显得过于原始和极端，试着在你的下一次晚餐聚会上玩这个游戏：“毫无疑问，我们中没有人会对伴侣不忠。但假设我们会，纯粹假设。那么，你出轨的那个人是谁？”或者试试这个：“毫无疑问，我们这些人跟种族主义者毫不搭边。但假设我们是种族主义者，你会对哪个群体抱有偏见呢？”我的一个亲戚曾被卷入这种游戏，在她的男朋友回答“犹太人”后，她甩了他。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指责怎么可能是理性的呢？毕竟单纯的思考不会损害世界人民的福祉。泰洛克认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是怎样的人。一个能接受某些假设的人，即使一直对我们很好，也可能因受到诱惑而在我们的背后捅刀子，或者出卖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人问你：你会为多少钱而卖掉你的孩子？友谊或者公民身份呢？正确的答案是拒绝回答，更恰当的反应是感觉被这个问题冒犯了。就像在讨价还价、威胁和承诺方面存在的理性上的不利因素一样，心理自由上的不利因素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我们信任那些从本质上说不会背叛我们和我们的价值观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背叛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