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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理性地放弃了“行动”这个选项时，他的水手们用蜂蜡堵住了耳朵，理性地放弃了“知晓”这个选项。起初，这似乎令人困惑。有人可能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越多越好，就如同富有总比贫穷好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富人，你可以选择放弃自己的钱财成为穷人。你可能会认为知晓一些事情总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你总可以选择不据此采取行动。但理性的矛盾之处在于，事实并非如此。有时用蜂蜡堵住耳朵是很合理的。
无知也可能是一种福气，有时，不知晓就不会受伤害。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剧透警告。我们喜欢看情节的展开，包括悬念、高潮和结局，可能会选择不事先知道结局以免毁了兴致。不能实时观看比赛的体育迷们，如果打算观看一场比赛的录像，就会远离所有媒体，甚至远离那些可能会泄露比赛结果的球迷。许多父母在孩子出生前不想知道孩子的性别，以增加孩子出生那一刻的快乐。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理性地选择了无知，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下意识的积极情绪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通过周密筹划让事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根据同样的逻辑，为了摆脱负面情绪对自己的不利影响，我们会让自己不去想那些我们认为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信息。许多基因检测的消费者都知道，如果不知晓那个自称是他们父亲的人是否与他们有生物学上的关系，他们的境况会更好。许多人有意不去知晓自己是否遗传了导致父母死亡的不治之症的显性基因，音乐家阿洛·古瑟瑞（Arlo Guthrie）就是这样做的，他的父亲、同为音乐家的伍迪·古瑟瑞（Woody Guthrie）死于亨廷顿病
。得遗传病的人对此无能为力，而且得知自己可能早亡会给他们的余生蒙上阴影。因此，如果神谕要告诉我们哪一天会死，大多数人都会堵住自己的耳朵。
我们提前获得的信息，还会让我们的认知能力产生偏差。陪审团被禁止从传闻、逼供、无证搜查中获得不可采信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毒树之果”，因为人类的大脑无法忽视这类证据。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客观性，优秀的科学家往往会进行双盲研究，不去“知晓”哪些患者服用了药物，哪些患者服用了安慰剂。科学家把论文提交给匿名的同行评审，这样就消除了对差评进行报复的任何引诱；对于一些期刊，投稿人还会隐去自己的名字，这样审稿人就不会经受报恩或报仇的引诱。
在这些例子中，理性行为人选择用无知来对抗不那么理性的偏见。但有时，我们选择无知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理性的对手利用，以确保他们不能向我们提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如果黑手党成员要给你打威胁电话，或者警察要给你送传票，你可以特意不在家。布林克公司的卡车司机
很愿意把他的无知——“司机不知道保险箱密码”写在贴纸上，因为这样的话强盗就不确信能否威胁他说出密码。如果一个人质看不到绑架者的脸，他的处境会更好，因为这样绑架者有可能放走他。即使是品行不端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最好不要直面父母的怒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