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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一流的文化评论家，在他关于新无神论精彩的理性批判中，对于那些认为信仰是为了解释事物而产生的人，他以讽刺的方式表达了一种不屑之情。 1 伊格尔顿特别针对的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论及宗教时所说的那些荒唐的夸大之辞。后者曾自以为是地宣告称，自从人类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宗教就再也无法对任何重大事物作出解释了。 2 对此，伊格尔顿反驳说：“基督教在其产生之初，就并非是为着解释任何事物。希钦斯的话就好像是在说：‘谢天谢地，自从有了烤面包机，我们就再也不用读契诃夫的书了。’”在伊格尔顿看来，认为宗教是企图笨拙地解释这个世界的观点，就像“把跳芭蕾舞看成是在踉踉跄跄追赶公交车”一般荒诞不经。
伊格尔顿看到，基督教的意义远超过解释事物那么简单。他的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确实相信某些事情是千真万确、极其可靠的，而且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来认识自己一切的感知、意愿和行动的。也许基督教信仰还有其他的丰富内涵，然而有一件事却是它向我们明确提出的：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且正是上帝的存在，才是人类一切自我定位、权力赋予和动作存留的意义所在。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念，“相信存在一种不可见秩序，并且相信那些自然秩序中的谜团将以某种方式通过那不可见的秩序得到解释。” 3 基督徒一直以来都相信，他们的信仰不只是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更能让他们经验中那些难解的疑问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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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福音就像是照亮现实世界的太阳，让我们能够按照事物真实的本相来认识它们。对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作出了绝妙的回应。尽管薇依很晚才归信基督教，但她却对基督教信仰那照亮现实世界的大能有着深刻的领悟。她如此说：
如果夜间我在户外打开手电筒，我并不是凭那点亮的灯泡来判断手电筒的照明能力，而是凭它照亮了多少物体。评价光源的明亮程度是通过它照亮了多少不发光的物体；同理，评价某种宗教的价值，或更广泛地说，评价某种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需要根据它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阐明程度而作出。 4
对事实的阐明能力是某个理论是否可靠的重要衡量标准，同时它也反映着相关理论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形成那些能够解释实体世界的理论呢？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一缕缕事实的线索编织成一幅人们能看出其内涵的画卷呢？我们如何才能构建出意义的框架呢？有时，我们从家人和亲友那里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二手的思想”：我们觉得某种思想对他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于是就认为这种思想在我身上也一样能够奏效。有时，我们从个人所处文化中找到答案。身边的人看来都相信着某些事物，于是我们也让自己的思想随大流。正如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21世纪始于2000年1月1日，然而事实上，21世纪真正的开始时间是在2001年1月1日。 5 尽管如此，似乎没有人特别为这种流行观念和事实之间的差异感到不安。
在我们所处文化中，有一些人们所惯常持有的观念，它们似乎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波兰杰出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却以其智慧的洞见，批判了当代人的这种倾向，他指出：“人们很容易将今天主流思想观念的流行性，看作是它们合理存在的证据。” 6 然而事实上，某种观念的流行性不应作为这种观念真理性的可靠指针，与之相反，我们通过思想观念的流行，应该看到的是思想、文化形态的易变性。那些今天被视为永恒普世的真理，常常在明天就被看作过时货而遭人抛弃。举例而言，后现代主义时至今日已经颠覆了很多现代主义看似无可质疑的信条，现代西方思想因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代际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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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围的观念，我们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它们，这并不是一种错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只是接受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而放弃了自我的思考。
然而，除了消极接受那些我们思想文化处境中的观念，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发展我们个人的思考方式，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并按照我们个人的判断来整理各种事物。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给出答案。他称此方法为“溯因推理”（abduction），但是近几十年人们一般将其解释为“得出最佳解释的推理方法”。现在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哲学可以帮助人类探索这个以各种自然科学学科为特征的世界。那么这种推理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皮尔士为我们列出了导致新的科学理论形成的思想过程，在我们对某些现象进行思考时也可以采用这一程序：
1 观察到一个我们未曾预期的事实，C。
2 然而，如果A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事实C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的。
3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假设A的存在。 7
溯因推理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们首先观察到某些现象，接下来找出那些可以解释它们的思想框架。小说中那位传奇侦探福尔摩斯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他却错误地称其为“演绎推理”。有时皮尔士会将溯因推理描述成“思想中的灵光一现，在惊鸿一瞥中洞察了真相”。然而，有时溯因推理却意味着缓慢的系统性反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清对观察到的现象所有可能的解释。
皮尔士对于科学家如何形成他们理论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思考，最后指出，溯因推理的过程是所有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科学研究一开始是对一系列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与合并，之后发展出一个能够对现象给出最好解释的框架。这个诠释框架可能是一种我们从前人借用来的理论，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对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理论与现象之间能否实现良好的匹配？为了描述观察到的现象与解释其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人们发明了“经验拟合”（empirical fit）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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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让我们来思想在布满繁星的夜空中那众多的行星是如何运行的？人们观察它们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但是哪种理论可以为它们的运行提供最佳的解释呢？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对这些现象最佳的解释是“地心说”。这个理论认为地球处在宇宙的中心，而太阳、月亮和众行星都围绕着地球在运转。这是一个简洁明了的模式，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末期，人们普遍发现这个模式存在一些问题。面对着对行星运动日益精确的天文观察事实，“地心说”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众多的新现象，天文学家期望着能够有新的理论诞生。在16世纪，哥白尼和开普勒提出新的理论：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在围绕着太阳旋转。这种“日心说”模式被证实对于解释夜空中行星的运行非常有效。日心说理论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极强的经验拟合度向人们强有力地指出新理论的正确性。对于今天的天文学家，日心说仍然作为一种标准模式被广泛采纳。
然而，不仅是科学研究采用了这种方式。皮尔士还非常明确地指出，对于律师而言，他们职业的成功也取决于这种溯因推理。面对证据，律师也需要有这样一副推理的透镜，从而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证据背后的真相。刑事司法体系的目标正是要为法庭前的证据找到能够解释它们的最佳方式。那一幅“全局图景”到底是怎样的？只有它才能让各种证据得到最佳的解释。在最终审判时，两方关于案件的陈述，哪一方更能让各种线索显得前后一致，哪一方就能说服陪审团。如果对于事实存在着彼此对立的说法，那么更有涵盖性、更简洁、更一致的那个陈述，将最终得到人们的认同。陪审团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方对证据的解释更到位——是原告一方，还是被告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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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求索着那幅关于真相的更大的图景，从而让现实世界中所有支离破碎的拼图重新找到各自的位置。人们也渴望将所有个体的故事汇入到一种更宏大的叙事中，将所有不同的线索通过一种超然的理论，编织成一个一致且令人信服的整体。溯因推理不仅可以被应用在科学研究和法律领域，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对整全生命意义的探索中。它如同给我们的思想装上敏锐的触角，我们因此感知到身旁那些可以让我们找到意义和目标的线索，从而建立世界的架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参照体系，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谁，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以及我们要完成的人生使命。
历史促使我们看到，人类这种对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认识自我身份有多么重要。我们的先祖曾仰望星空，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从而能在茫茫大洋中找到航行方向，并能预测到尼罗河肆虐的洪水。然而，古时人类先祖对星空的关注远超过纯粹功利主义的层面。面对着浩瀚的夜空，他们可能不禁要问：这些在天鹅绒般暗夜中闪烁的星光是否在更深地揭示着人类起初和终极的意义？这点点星光是否在向自己更深地见证着一种关于万事万物之道德和理性的秩序？人类是否也在这种秩序之下？也许自然界到处装点着这些指向意义的线索，而唯有人类的思想可以发现并确认它们，从而让这些线索的意义为人所知？也许那对永生的渴望早已深植在我们心中，正是它引导我们走上那归家的路？
这些问题激发了历世历代人类的无限遐想，从文明伊始直至今日，人类的这种求索精神从未止息。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去发现现象背后实体世界的结构。圣经旧约的《约伯记》是古代近东世界智慧文学的代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智慧隐藏在地的深处，因此真理向那些漫不经心的肤浅之辈隐藏起来（伯28章）。我们必须要通过努力求索才能寻得智慧，对世界浅显的一瞥不能让我们得着智慧，那种对事实粗浅的认识永远无法让我们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要发掘那些表面现象之下和之后更深的真理模式（patterns of truth），而智者就是那些发现了他人所不曾发现的模式的人。正如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敏锐洞察到的——“有些人听到的只是噪音，而有些人却从中听出了旋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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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这些事物的深层结构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认为自己对于这个世界非常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可追溯到人类内心的一种寻索——渴望为自身的命运寻找到一个可靠的基础。所有人都期望能将自己的命运建立在一个稳定坚固的真理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随波逐流的观念上。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为着明白更多的事情，我们更需要具备的是应对不确定性以及排除困惑的能力，并且找到有价值的真理，而这个真理能够赋予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借用英国伟大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一副“思想的眼镜”，从而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我们周围世界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 9 然而具体是哪些“思想的眼镜”才能让我们最清晰地审视世界呢？透过这副眼镜，世界又将以怎样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呢？在那样的世界中，我们又该置身何处？
与伯林一样，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也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在面对人生痛苦境遇时，一个人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会是多么重要。 10 在最不人道的处境中，当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时，生命的延续依赖于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而后者又依赖于他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领悟。一个人因着对人生意义的发现，就能够坚守盼望。那些在各样患难中仍能处乱不惊的人，是因为他们看明了世界的意义，这使他们可以把自身经历融入这种思想地图中。为了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弗兰克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一句话：“一个明白为何而活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承受任何处境挑战的人。”弗兰克所强调的是发现意义，而不是发明意义。如果我们在各样处境和事物面前无法看到它们的意义，那我们在回应现实挑战时就会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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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幅审视现实的思想地图，如此我们就能在漫漫人生长路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需要那思想的透镜，从而透过它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本质，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上帝的那些问题——清楚定焦。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一种验证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方法。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看到，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指向人类之外一个更宏大的真相。使徒保罗的话一语中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林前13:12）然而基督教信仰向我们明确宣告存在着一幅可靠的思想地图，我们可以通过它回答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从而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也许基督教信仰为我们提供的人生图景只能让我们看到大致的方向，而非将各种细节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但它所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无法认清这个世界的一切真相，但是有足够的线索让我们可以坚信万事万物背后的确存在一个更大的图景，而且我们都是其中重要的一分子。
那么，什么样的线索才能让我们看到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呢？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