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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会对犯罪小说如此痴迷？电视侦探剧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店的书架上总是摆满诸如伊恩·兰金（Ian Rankin）和帕特里夏·康韦尔（Patricia Cornwell）的最新小说，其他经典的侦探小说也一样经久不衰。那些大名鼎鼎的犯罪小说作家，如柯南道尔（Conan Doyle）、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以及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通过将一幕幕充满悬疑的谋杀案件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大众中赢得了家喻户晓的知名度。犯罪小说中的著名侦探人物，比如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佩里·梅森（Perry Mason）、温西伯爵（Lord Peter Wimsey）以及马普尔小姐（Miss Jane Marple）的经历，令我们心驰神往。然而，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类故事如此钟爱呢？
塞耶斯对这个现象给出了一个解释。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正处于二战之初的法国为了激励国民反侵略的战斗士气，邀请塞耶斯进行一次广播讲话。塞耶斯计划以盛产侦探小说的法国为主题来发表讲话，希望以此提升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1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应在1940年6月4日发表讲话的塞耶斯，并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她的讲稿，广播不得不因此延期。德军最高指挥官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一周之后入侵法国。塞耶斯关于颂赞法国侦探文学的讲话也因此胎死腹中。
塞耶斯讲话的一个重点在于，她认为侦探小说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即人类那种想从看似彼此无关的各种事件中发现意义的渴望。尽管这些事件纷繁复杂，但在它们之中却存在着诸多线索，这些线索如同是事件背后意义的记号，最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些神秘现象的答案，而所有这些线索只有在更大的背景中才能被发现。塞耶斯借用了一个希腊神话来解释这一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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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步步跟随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最后终于到达了迷宫的中心。” 2 对此，我们或者也可以用英国伟大科学哲学家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所作的另一个比喻来理解。他说：“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线索，将所有观察到的事实，仿佛用线穿珍珠一般地联系起来。这样，真相就会向我们显现。” 3 作为英国最知名的侦探小说家之一，才华横溢的塞耶斯无疑准确地发现了人类对认识事物意义的渴望。塞耶斯是“犯罪小说黄金年代”的佼佼者，这类小说的流行强而有力地见证了人类对发现真相、寻获意义、解释奥秘的渴望。侦探小说抓住了一个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信念：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侦探小说驱使我们努力认识更深层的真相。我们无时不面对着一些需要解释的事物，正如福尔摩斯在他最广为人知的案件中面对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离奇的死亡一样。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当时并不在场，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的经过。但是，通过对各种线索的细致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有关事实经过最有可能的解释。为了合理解释事件，我们需要编织出一张意义之网，然后在这张网中看待发生的具体事件。这样，一切线索才会看起来自然且有说服力。线索有时会指向几个不同的解释方案，这些解释不可能全都正确，我们需要从中确定哪一个才能最为合理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福尔摩斯的智慧就在于他能在办案过程中用最好的方式来解释所发现的线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一直充满求知渴望，渴望明白出现在生活各个层面的无数谜团和不解之事。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用一些复杂谜语彼此挑战，谁能给出谜语答案，便是智力竞赛中的英雄——如同军事战争中的英雄一样荣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也反映出人类这种最本能的需要：对于从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希望知道其意义所在。 4 对于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迥然不同的事实，是否有一幅更为宏大的图景能将它们联系起来？如何能用那些证据和观察到的蛛丝马迹编织出一幅真相的图景？这样的图景长久占据着人类憧憬的空间，激发着我们各样的灵感，并引导我们去探索和发现事实背后更深层的结构。
我们渴望发现事物的意义，渴望看到那幅更大的图景，渴望认识那更宏大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我们个人的故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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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自然会意识到一种需要，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某种支配性框架或叙述中。我们身边的世界似乎充满了各种线索，而这些线索共同指向一个更宏大的生命图景，然而我们该如何才能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那幅画卷的真相呢？如果我们最终迷失在种种线索之中，从而无法分辨整体轮廓，又将如何呢？如果我们被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又将如何？
美国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曾说：“如流星雨般的事实”从天而降。 5 然而，这些事实却“未受过质疑且零散无干”。它们就像需要编入那美丽挂毯的缕缕线条，真相的揭示需要将这些线索连结起来。米莱告诉我们，各种信息时刻冲击着我们，但是我们无法找到那“如流星雨般的事实”的意义所在，看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将这些事实编入布料的织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面前，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觉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断裂而虚空的世界边缘。就算这个世界有意义存在，它也似乎从我们这里被夺走了。
很多人难以接受世界是虚空的这种观念，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生命也就不再有价值。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在信息获取和知识积累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信息却不同于意义，正如知识不同于智慧。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身处信息风暴的中心，但是在其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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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情况，旧约的一段经文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描述。在《以赛亚书》38：9—20中，以色列王希西家在自己思考能力行将枯竭的时候，回想一生的经历，他将自己比作是一个将要与织机分离的织布者（12节）。如果用米莱的诗来形容，我们可以说，希西家看到自己被那“如流星雨般的事实”所淹没，他无法将这些事实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前后连贯的图景。各种“线头”如流星雨般从天而降，但他无法将这些“线头”编织起来，以展示出具体的图案。他不能使用“线头”编织出布匹。各种事实对他而言仿佛是断裂的，毫无指向，只成为一些令人恐惧的虚空的记号。希西家无法再从这些事情中看到意义所在，他的人生正在步入沉寂和绝望。
对于某些人来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更伟大的图景，不存在意义，不存在整个宇宙更深层的实质。你所能知道的，就是你眼所能见到的。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中，你会发现这样的观点，他大胆而自信地宣告，科学对于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科学也让我们看到一切事物并没有更深的意义，可以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宇宙“并不存在设计、目的或善恶，它只有毫无情感的盲目和漠然”。 6 道金斯用这个简洁、自成体系的教理性告白，为其信徒提供了一个为自身确定性辩护的避风港。但是，道金斯真的正确吗？在我看来，道金斯对自然解读的肤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只是粗浅浏览了事物表面，对事物进一步的真相和结构，没有作过任何深入的探究。道金斯所宣告的与其说是一种令人难以信服的论证结论，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偏见，他实际上不愿意承认存在着一个拥有意义的宇宙。我猜想，道金斯内心深处一定有着某种不安，他很可能担忧，如果有一天宇宙彰显出那种他不愿承认的意义，那时，他就不知如何作答了。
对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科学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次无止境的旅程，它通向对这个世界更深层的认识。那些关于生命的重大问题，也许在道金斯眼中只是小菜一碟，但这些科学家却承认，自己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强迫科学去回答那些超越其领域的问题，无疑是对科学的滥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科学本位及其界线的不尊重。道金斯似乎是用一种先入为主的无神论意识形态来看待科学，而不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帮助我们更深认识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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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思想活力在于它能够作出一些解释，与此同时却不必提供所有解释。科学的确无法回答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寄予它这样的期望，更没有理由强迫科学去达成这样的目标。要求科学回答那些超过它能力所及的问题，很有可能因此会让科学背负恶名。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式的。以冷静思考著称的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1915—1987）是一位理性主义科学家，他在免疫学领域的研究让他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他坚称人类需要去认识科学的界限，并对之加以尊重，否则科学将会堕落，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并遭到粗暴的滥用。有一些重大而超越的问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并且无论未来科学有怎样的突破，它都仍将无法触及这类问题”。 7 梅达沃所说的这种问题，有些哲学家称之为“终极性问题”，它包括：我们此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这都是真实且重大的问题，然而科学却不具备回答它们的合法性，其原因在于这些问题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梅达沃无疑是正确的，从终极意义而言，科学无法向我们提供那些绝大多数人苦苦追寻的答案。举例而言，自从人类文明出现伊始，对正确人生观的追问就成为人类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当理查德·道金斯说“科学方法无法对哪些事物属于伦理范畴作出认定” 8 时，他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种宣称必须被看成是一种对于科学局限性的宣告，而不是对道德可能性的挑战。科学无法揭示道德价值的事实，这只能让我们在这条求知道路上继续前行，在其他领域中寻找答案，而不能宣称这种求索不当且无益，因为科学显然不具备道德性。就连无神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许他对于科学可以决定意义和价值的主张所给予的支持不像其他人那样强烈——也注意到科学缺乏道德取向，并意识到这种缺乏将会导致令人困扰的局面。在他看来，如果人们“不智慧地使用”科学，将会带来暴政和战争。 9 科学的这种道德中立性，究其原因，在于道德处在科学的盲区。因此，一方面，科学可以为那些独裁者服务，帮助他们借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强制执行其压迫性的规则；另一方面，科学也可以为那些致力于减轻人类痛苦的人服务，帮助他们开发出新型的药品和医疗措施。我们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叙述来为我们提供道德指导和社会目的，并且帮助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意义。尽管科学能够为我们提供知识和信息，然而在向我们提供智慧和意义方面，它却无能为力。
那么，基督教信仰在这当中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在万事休戚相关的大千世界中，隐藏着一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一世界有全新的思考方式，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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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信心是一种复杂的思想，它远胜于仅仅宣称或相信某些事物的真实性。信心是一种涉及关系的思想，它指向那位能够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激励我们，改变我们，并伴随我们走过一生道路的上帝。信心也超越逻辑的陈述，然而，信心却能够成为人类理性的推动器和奠基石。
因此，我们可以将信心看作是激发或证明我们一切信念的基础。它不是黑暗中盲目的一跃，而是对事物背后宏大真相的发现，我们因着这种发现而无比快乐，因为我们自己也身处这幅美妙图景当中。信心将带来理性的服膺和首肯，而非将其驱逐出它的领域。信心是看到其他人所忽略的那些事实，并且抓住事物背后更深的意义。无怪乎当新约圣经谈及人获得信心，总将它与盲人恢复视力，得以更真确地看到事物，或有鱼鳞从眼睛上脱落相比较（可8:22—25，10:46—52；徒9:9—19）。信心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认识到那些实实在在的线索，发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而这往往被许多人所忽略或误解。
然而，新约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一种人的发明，而是由上帝所发出、引导和维系的。上帝医治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将那些真实存在的事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信心与理性并不矛盾，因着上帝那可喜乐的救恩，我们脱离了人类理性的冷漠和逻辑的僵化，从而让我们的信心超越理性。在信心中我们才发现靠自己无法测透的人生意义，并为此感到惊喜。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发现所有事物都合情合理，各得其所。就仿佛在提前得知结局的情形下，来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又像跟随摩西当年的脚踪，登上尼波山，一瞥那应许之地的美好。上帝的应许之地真实存在，但却并非我们肉眼所及，而是存在于人类视野之外。信心的视野一经获得，就给了我们一个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我们因此得以在事物更大的格局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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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圣经《诗篇》23篇，我们常常可以进入到那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场景中——他是我们的牧者。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他的同在带来恩典和安慰。哪怕我们所经历的是“死荫的幽谷”，他也将我们带到“青草地”上。基督教信仰的传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陪伴者和医治者，我们生命中一切困惑和疑问，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答案。这世界也许正如那死荫之地，然而上帝是我们的亮光，照亮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正如多米尼克修会的诗人保罗·默里（Paul Murray）所说：“如果上帝是针眼，那么宇宙仿佛千万缕丝线，都要为他所牵引。”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事物的意义呢？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为具体地来审视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