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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的好处，哈佛前教务长罗索夫斯基在《大学使用者手册》（1990）一书中说得最到位，相对于在政府和工业界做事，大学老师从工作环境到工作内容都有惬意感。
001）现在博士毕业想进研究型大学当老师，门槛已经很高。如果没有海外名校背景，求职信投出去许多，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40 年前我毕业留校当青椒（青年教师），不需要写求职信和面试。我学习成绩领先，一直当班长。毕业前，学校要我留校当老师。与上山下乡当知青比，与地质队出野外比，大学老师的地位和生活要优越多，我没有理由不答应。
002）“文革”时期入学的大学生，很长时间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国内 50 后一代包括国家领导层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 1976 年进校，有人说我亏了，如果晚一点就可以成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在大学里，我们迎来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给 77 级和 78 级带课的，很多是留校当老师的工农兵大学生。
003）从那以来 40 多年，见证了中国大学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恢复招生，师资青黄不接。大学中的师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 40 后一批老三届大学生，他们“文革”前考入大学，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另一种是 50 后一代工农兵大学生，“文革”时期进大学，没有学到像样的东西。
004）虽然没有复杂的门槛和流程，我们被留下来，系里的说法是留下了最好的学生。我和另一个留下来的W同学，一直被认为是基础好、能力强、成绩优的两个学霸，各种考试常常不是我第一，就是W第一。我们也有很强的业余爱好和管理能力。我当班长，组织过许多课外活动；W是体育委员，打篮球打排球都是队长。
005）工农兵大学生很快在社会上不受待见了。虽然我的业务能力是强的，上课和做研究也有口碑，但是学校发生的两件事刺激了我要报考研究生。一个是学校要对工农兵大学生搞业务考试，经过考核才能当老师；另一个是 1978 年后国内开始招收研究生，新分来的硕士毕业生，成为学校的掌上明珠。
006）我把问题想清楚了就有执行力。1982 年寒假，我没有回上海探亲，买了一箱子方便面，闷在学校复习迎考。正月半一过开考，一举考了五门课。过了几个月来电话要我去参加面试，复试结束当场告诉我被录取了。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人生是被计划的，考上研究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对人生发展的第一次主动规划。
007）当时我报考研究生，没有想到以后继续当大学老师，动力来自三个现实原因。一是上山下乡当知青离开上海十多年，梦里一直想要回上海；二是从小喜欢读书，没有文革我会一路读上去，包括留学读博士，工农兵大学生对我来说是历史误会；三是考上研究生，可以更换专业，研究我喜欢的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
008）考上研究生对改变生活是必须成功的事情。1981 年底我刚刚结婚，夫人是上海下乡知青，在浙江工作。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有自己主动权的路径就是考上研究生。因为有这样的倒逼机制，我结婚后第一年春节就没有回上海探亲。面试通过后顺便回上海，夫人和家人当然高兴，觉得团圆的事情有望了。
009）考上研究生最高兴的是实现了更换专业。我大学时的专业是地质学，留校后讲授板块构造学说和大地构造理论。研究 1960 年代发生的地球科学革命，发现有许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对科技史和科学方法论有了兴趣。读研究生，考上这方面的专业，不仅有了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同时打开了后来在大学里做跨学科研究者的大门。
010）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导师和领导希望我继续读博士，也有想法把我留下来作为第三梯队培养。我千方百计婉谢，请有影响力的资深老师出面说情，终于实现回上海的目标。如果留在研究所读博士，学术发展道路就会与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会与地球构造和地质学家打交道，而不是在大学当教授研究可持续发展。
011）1978 年国内开始招收研究生。报考者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有工农兵大学生，也有没有大学学历的直接报考者。1980 年代，大学老师中研究生学历稀缺，各个大学抢着要研究生。我 1986 年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在上海、杭州有几个大学可以去，最后落脚同济，回上海当然是主要理由。
012）论文答辩后，研究所交给我一个给导师陈国达院士写传记的任务，希望完成后再离开。我向新单位同济大学汇报此事，学校同意我先报到，然后回去写传记，写完了再上班。这事从侧面说明当时研究生当大学老师还是抢手的。现在一个硕士生想当大学老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老师，已经完全不具有可能性。
013）上班后不到一年，学校有名额帮助我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接着又分到了一套鸳鸯楼住房。回上海进名校当大学老师，把夫人从浙江调回上海，分到一套住房，这在 1980年代的上海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考研究生，要做成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容易。现在三件事情一下子都得到解决，我的最大感叹是中国正在进入用学历说话的新时代。
014）上海出去的许多人，通过考上研究生，实现了回上海的愿望，顺带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我大学的数学老师Y是老三届大学生，夫妇俩都是上海中学毕业，我是他们年轻一辈的校友。文革中她与先生一起分配到青海工作，后来先生考上了母校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Y老师随之有了与孩子一起调回上海的机会。
015）以同等学历考研当上大学老师的例子是易中天。知道易中天不是因为他后来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课，而是读过他成名前写的有关上海人的文章。易中天“文革”前高中毕业，1978 年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本来应该回新疆。时任校长刘道玉看中易的才华，想尽办法把易中天留在武汉大学，并把在新疆的夫人和孩子也一并调入。
易中天，1947 年出生。在武汉度过小学、初中、高中，后来去新疆支边。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1981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以及《闲话中国人》《读城记》等。2005 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讲解历史。2006 年制作《易中天品三国》。2007 年出版《帝国的终结》。（摘自百度百科）
016）许多人通过报考研究生摘掉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帽子，经济管理领域的一个例子是南京大学的赵曙明。关注赵曙明是因为我喜欢读德鲁克的书，他是德鲁克的学生。赵曙明当年被推荐进入南京大学读英语专业毕业，1981 年赴美在德鲁克任教的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读研究生。1991 年回国后在介绍德鲁克的著作和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赵曙明，1952 年出生。1974—1977 年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习，1977—1981 年南京大学外文系助教。1981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教育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1991 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国，是较早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的管理学者。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摘自百度百科）
017）整个 1980 年代，有研究生学历当大学老师是有优势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学师资除了“文革”前留下来的存量，增量部分主要是 1970—1976 年间入学后来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1977 年和 1978 年高考恢复后入学毕业留校当老师的本科生，以及差不多同时期入学后来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这是中国大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后来就开始翻篇了。
018）我自己对能够回到上海当大学老师是知足的。后来担任系主任，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离开上海到外地十多年，现在回来了就想安心搞学术，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50 后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对现在的生活有珍惜感。这是我后来有C模式思维、思考问题不左不右、反对折腾的历史背景。
019）多年后研究可持续城市，读到一个有趣的 4R理论，说幸福人生取决于 4 个Right 或四个对路，即对路的教育，对路的工作，对路的伴侣，对路的城市。就自己而言，考上自己喜欢的领域和跟着有敬佩感的导师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上海，进入感兴趣的大学当老师，是一下子解决了其中的 3 个对路问题。
020）我现在自问，假如没有“文革”和上山下乡，对惬意人生的 4 个对路会否有不一样的考虑。回答是：当大学老师，看来就是我想做、我能做的工作；回上海，因为是故乡城市，不仅有乡愁，还有好的地点质量；教育水平读到研究生是应该的。不过当时已经看到，中国大学的规范性在提高，没有博士文凭当大学老师的日子估计不会长了。
021）改革开放后 40 年中国大学的发展，教师学历不断博士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和成绩。1980 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 年国务院通过博士点和博士导师名单，教育部招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302 名，1983 年第一批博士共 18 人隆重获得国家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022）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 年代从试点启动到加速发展；第二阶段是 1990—2003 年规模扩张，开始招收在职博士生；第三阶段是 2004 年到现在匀速增长，到 2019 年博士生招生人数已经超过 10 万。近年来博士生达不到要求、延期毕业的人在增多，其中管理学延毕率为最高，面临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新转型。
023）分析 1990 年以来大学老师学历博士化的进程，差不多是每十年有一次升级：1990 年代，主要是在校老师读在职博士提升学历；2000 年代，国内高校毕业博士生成为大学老师的主要来源；2010 年代，海归博士特别是欧美名校博士当助理教授成为主流。到现在，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队伍有博士学位的，差不多已经接近 80%。
024）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大学开始有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教授的情况，例如丁文江、胡适、蒋梦麟等。经济管理领域最早的海归博士中代表性人物如发表《新人口论》的经济学家马寅初。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大学招收了少数研究生，但几乎没有自己培养的博士生。解放后到“文革”前，中国大学培养了 2 万多名研究生，但是没有授予学位。
马寅初，1882 年出生，1982 年去世。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1898 年到上海读中学（今为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 年赴美留学，1910 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16 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1949—1951 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1960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因为《新人口论》请辞校长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摘自百度百科）
025）改革开放后国内文科专业中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例子是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葛剑雄与我同为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开会有机会碰到。葛剑雄“文革”前高中毕业，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研究历史地理。1981 年毕业留校后在职读博士，1983 年获国内第一批文科博士学位。
葛剑雄，1945 年出生。1964 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市古田中学任教。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1 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3 年在职获博士学位，1985 年任副教授，1991 年任教授。1996—2007 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 年任图书馆馆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政府参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摘自百度百科）
026）1981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有资格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少数老教授，是文革十年残存下来的稀缺资源。零星招生培养满足不了中国大学教师规模扩张的进程，为此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辟了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通道。这为一批研究生毕业留校一边当教师一边提升学历提供了机会，也大幅度改变了中国大学教师的学历结构和能力结构。
027）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前半期，我给全校博士研究生讲《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课程，听课学生中大多数是校内理工院系的年轻教师。他们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正好通过在职读博士提升学历，应对在大学当老师未来可能有的挑战。现在，他们大多数是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有的已经当了院士。
028）现在国内经济管理领域的一些佼佼者，许多人是读在职博士过来的。中南大学陈晓红是一个例子。1983—1986 年我们同在原中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但是不是一个专业，后来担任教育部管理学部委员时一起开过会。陈晓红 1994—1995年到东京工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 年获东京工业大学博士学位，2017 年成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领域最年轻的院士。
陈晓红，1963 年出生。1979—1983 年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1983—1986 年中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4—1995 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9 年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经营工学博士学位。2000 年起先后任中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2014 年任湖南商学院（今为湖南工商大学）校长。201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摘自百度百科）
029）在规范跟不上发展的情况下，蜂拥而上在职读博士也难免有负面效果。例如一个学科能带博士生的导师少，在职读博士的人多，导致一个导师手下有好多同学院的弟子，加重了学科发展近亲繁殖的倾向。这样的情况在欧美的成熟大学是少见的，他们读博士不能留在本校当教师，更不要说在一个学院里有一群人在几个教授手下在职读博士。
030）我自己是研究生毕业十多年后才抓住最后的机会在职读博士的。一方面，最初大学对当老师还没有统一的博士资格要求，拿课题、发论文、升职称这些事比读博士更重要；另一方面，当初我所在的学院没有博士点和博导，读博士需要跨学科甚至跨学校，加上后来担任系里的行政职务，没有在这方面花心思。
031）我前后有过几次读博士的机会。1986 年硕士论文通过，答辩委员会评定论文为优，推荐我读博士，但我那时的目标是回上海。一方面，长沙不是学术研究的中心，许多信息得不到；另一方面，长沙是出了名的“火炉”，长期在太热的地方生活我觉得不习惯。没有留下来读博士，对所领导心里有歉疚。
032）认真想要读博士，是 1994—1995 年在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访学期间写了一篇 30 多页正文加 10 多页注解的长论文，合作导师Homer 很满意，几经修改后在科学史研究的SSCI杂志上发表了。访学中看到有墨尔本大学的博士申请信息，我就填了一个表格，Homer 写了推荐信。但是没有等到消息，我就回国了。
033）没有想到回国后不久有了好消息。一天晚上Homer打来国际长途，告诉我读博申请批准了，获得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双份奖学金，而且名列前茅。我的心情当然高兴，但也疑虑能否出去。我去征求校长意见，回答说已是副教授，出国读博士没意义。思考几天后，我觉得这个年龄辞职出国不是上策，给Homer 打电话表示放弃和抱歉。
034）1997 年当上教授后我曾经想过，假如 1995 年辞职出国去读博士，情况会怎么样？虽然 3 年内写完博士论文拿学位没有问题，但是读出来后已经是 1998 年。如果留在澳大利亚搞学院派味道相对浓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即使很拼，很卖力，也不如现在搞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增长的需求。想来想去，觉得没有出去是对的。
035）没有出去读博士，成就了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转型。在墨尔本的时候我第一次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回国后结合中国实际写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论文，在校内发起成立了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与自己原来的地学基础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即STS有关联，对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就有内生的激情和干劲。
036）但是我的读博之心没有死，脑子里经常想起墨尔本大学访学时见到的几位高龄读博者，他们说人生没有拿到博士就不完美。于是下决心校内在职读博士，认真做准备，考试通过了，录取后选择做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和治理研究的课题。1999 年Homer 来上海，见面时知道了我的新发展，说这比到他那里读科学哲学博士好得多。
037）读博士虽然晚了，但是要求不能低。在我心目中，博士是学术研究正规军，拿学位要满足三个军规。军规一，会写申请书拿到竞争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军规二，在业内同行认可的高影响杂志上发表论文；军规三，能够做有吸引力的中英文学术报告。后来看到哈佛大学的何毓琦教授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特别强调这三条。
038）从读硕士开始，我就觉得自己的爱好和长处是搞学术做研究。研究生毕业再当大学老师，超越了以前只是做教书匠的看法。我是先当教授后读博士，因此读博之前，已经在三个方面有了业绩：90 年代初在校内教师中最早拿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业内主流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国内学术会议上被邀请做过主旨报告。
039）之前到墨尔本大学访学一年，我写英文论文、做英文演讲、参与申报课题，锻炼了英文研究能力。有了这样的铺垫和积累，我没有感到写博士论文是痛苦的事情。资料收集和构思完备之后，一个春节假期搬入新居，我放下所有事情把晚上时间固定用来写博士论文，一个晚上写出一章，十几天后拿出了初稿。
040）后来指导博士研究生，不管在职还是脱产，我总是说读博士是人生正规学习的最后阶段，一定要自我加压经受正规的训练和磨砺。与新录取的博士生交谈，我说我们现在参加学术会议听报告、评阅论文和课题申请，看到有博士训练的人与没有博士训练的人，有好的训练的人和差的训练的人就是不一样。
041）1980 年代国内的大学里海归博士还不多，现在却已经成为国内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主要来源。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0 年以前出去读博士的人少，回来的自然少；2000—2010 年海归博士多起来，求学国别分布比较广；2010 年以来强调世界名校和SCI/SSCI论文，海归博士中留美归来的占了很大比重。
042）1978 年邓小平决定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后来的5 年里中国派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当时留学门槛高，许多人拿了博士就回国，一回来就解决职称问题。1982年我参加过一次出国选拔，没有冲过第二关；1983 年我考研究生英语成绩高，也有公派出国机会。如果这两次有一次顺利出国了，我也是第一批留学生，也会拿了博士就回来。
043）林毅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美国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我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议程理事会的专家时，曾经与林毅夫在一个组。林毅夫的经历很传奇，1979 年当兵的时候从台湾渡海回到大陆，1979 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硕士。1982 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1987 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 年出生。1971 年台湾大学农工系肄业，1978 年获台湾政治大学MBA学位，1982 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6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7 年回国后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1993 年以来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2012年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摘自百度百科）
044）我身边的例子是被称为中国工程项目管理奠基人的丁士昭。丁士昭文革前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1963 年同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80 年 40 岁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进修时读博，1985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引进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带出了一支中国工程项目管理的梦之队。2019年获美国项目管理协会Linn Stuckenbruck 教育卓越奖。
丁士昭，1940 年出生。主要从事建筑经济、建设项目策划、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研究。1955—1958 年在上海中学上学。1958—1963 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本科学习，1963 年留校任教。1980—1982 年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进修，1985 年获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工学博士。1986 年任副教授，1987 年任教授，是同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所创始所长。（摘自百度百科）
045）1980 年代出国读博士、读完就回来的那些人，是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先锋队，他们有眼光能吃苦，也早早出了成绩。我前面提到，1982 年我有机会通过省上的选拔，与其他四人到西安外院一起参加出国EPT考试。5 人中有 2 人上线出国读了博士，多年后学业有成，其中一人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同济成为我的校友。有趣的是，他说我在国内混得好。
046）1989 年以后博士回国一度出现低潮，一些人在当地拿了绿卡，一些人在观望等待。这种情况到后半期开始好转，国家的激励政策加大，2000 年以后开始出现海归人员回国发展的高潮。从那时以来回国人员越来越多，大学教师中有海外求学经历和海归博士的逐渐成为主流。
047）公共管理领域回国做出成绩的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的薛澜。薛澜搞公共管理，也搞可持续发展，我有幸担任他作为院长的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成员。薛澜 1985 年赴美留学，获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1996 年他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领军人才。
薛澜，1959 年出生。1982 年毕业于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85 年赴美留学，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哈里曼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学位，获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1991—1996 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1996 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创新、危机管理等。（摘自百度百科）
048）晚至新世纪第一个 10 年，海归回国到大学求职，主要是看博士文凭，有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不是主要指标。因此国别包容性广，同济这样的传统大学，多欧洲回国的博士，多德国回国的博士。后来海归博士求职要看SCI/SSCI论文，画风开始美国化，美国读博士回来求职开始具有优势。
049）美国拿博士要有大论文和小论文，欧洲读博士一般只写大论文。早先为了学科需要，我们引进一位德国毕业的博士，一进来就帮助解决了副教授职称。这位留德博士教学认真，学生对其评价不错，只是拿课题、发论文少有斩获。这样的情况，在一个研究型大学自然抑制了进一步的发展。
050）最近十年来，国内大学SCI/SSCI取向严重。得到意外收益的是香港，香港有四五所名列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他们培养博士和教师升等严格要求发SCI/SSCI论文，于是内地到香港读博士、读完回来求职的人多起来。我们学院这几年进来的青椒，在香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就有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