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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工作，因此编辑的文化理想很重要。这种理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对我们文化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其实这就是要求编辑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指的是支持文化的创新和积累。
有所不为，指的是自觉地拒绝文化垃圾。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图书市场上，文化垃圾并不少见，也都是出自我们编辑之手。所谓垃圾，指的是那些胡编滥造、错误百出的攒书，那些充满低级趣味的无聊的图书。除此之外，有些书，虽不是垃圾，它的内容是无害的，但是平庸的，缺乏个性的，没有创新意义的，也应该拒绝；有些书虽然内容是好的，但是与人雷同，拾人牙慧，天下文章一大抄，重复出版，也应该在我们拒绝之列。
当然，有所不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能为了钱而出书。无论是畅销书还是资助书，都首先要保证质量。
我们许多出版社，为了一两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书号费，就把自己的品牌卖给人家，去出版一些烂书，自毁名誉，且不说这是否违反了出版管理制度，只说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愚蠢，得不偿失的。
现在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文化公司，他们都在做书。因为管理制度的原因，它们没有正式出版权，没有书号。他们有创意，也掌握一些作者和书稿资源，甚至掌握发行渠道，但是必须和出版社合作，他们手里的书稿才可以变成出版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营出版社手中的书号，是一种垄断资源。靠着这种资源的垄断，在与图书文化公司合作中，出版社可以轻松牟利。正因为如此，出版社如何选择合作方式，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经营问题，但实质上关乎出版社的品牌和形象。
出版社与图书文化公司的合作的方式有多种。一些出版社只认钱，只要给足够的书号费就合作。他们不是把文化公司作为内容提供商，而是作为资金提供商。结果东一本西一本出版了很多烂书，使出版社的品牌驳杂不堪。因为一些图书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出版社挨了很多骂，但书商却赚了钱。这当然是得不偿失的。
不仅是和书商合作，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出版社和科研机构、学校合作，出版学术著作。学术著作，一般来说在市场上是较难盈利的。过去一个时期，很多出版社一听说学术著作，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近些年情况有变化，不少出版社变得乐于出版学术书。原因是，学术书的背后有钱。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科研机构和大学经费充足。很多科研项目，主持人掌握大量资金，可以拿钱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我们目前在市面上见到的学术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依靠资助出版的。这中间，当然也不乏高质量的精品图书，但是肤浅平庸的、哗众取宠的、东拼西凑的乃至拉大旗作虎皮招摇撞骗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出版社在这方面，本来是特别需要慎重筛选和把关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见到国内有些著名的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方面放宽尺度，大量出版资助图书，明码标价，每十万字资助多少多少。如此，盈利自然可观，但出版社的品牌砸了。不断有读者议论，某某出版社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为什么这么烂？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三个“品”字：品位、品格、品质。
品位，指的是一本书要有文化内涵，达到能够“免俗”的文化层次；
品格，指一本书要显示它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是有特点的，不可重复的；
品质，指一本书的内容和它作为商品的外在形式都应当确保质量。
这样说，其实就有了第四个“品”字：就是品相。现在我们要打造精品书，必须讲求装帧设计，印刷质量，书的卖相好不好，常常影响到读者的好评，也影响到销量。我们注意到，一些出版社不讲求装帧设计是很吃亏的。
至于说同时要有社会担当，表现在编辑一定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看到对社会有益，对文化建设有益的书，要想方设法促成它的出版。
这就要有胆识，善于判断，敢于支持各种探索：学术的、思想的、艺术的探索。这时难免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缺少胆识的编辑，常有两种担心：一是怕赔钱；二是怕一些敏感问题惹麻烦。
其实如果是可有可无、可出可不出的书，编辑完全不必去承担这种风险，不出就是了。这与胆识无关。
但是，如果你能确信是一本好书，是有很高的出版价值的书，但是因为可能不盈利或者可能有一点敏感你就放弃，那就是个胆识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的历史上看，一个社会思想进步的动力，总是来自民间。而承担思想传播任务的出版行业，总是在推动着这种社会进步。远的不说，拿中国现代历史做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表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文章，怎么会有后来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如果没有以生活书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进步出版机构出版大批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在抗日战争时期怎么会有那么多青年知识分子向往革命，投奔延安，以至于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八式”干部的群体？这表明出版者的胆识和社会担当，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再说“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也是民间力量促成的。“四人帮”禁锢人民的思想，设定了很多禁区，文学创作不能触碰。但是，“文革”结束，有些作品打破禁区，出版社是不是应该支持？比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作家莫应丰就写完了长篇小说《将军吟》的书稿，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后来这部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再比如三联书店当时的负责人范用先生。他出版《傅雷家书》（书的内容是傅雷写给傅聪的信）时，傅聪犯“叛国罪”的帽子还没有摘；他拍板出版杨绛的《干校六记》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做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问题决议；他出版《巴金随想录》的原因，是听巴老说自己这部作品在香港出版时曾经因为牵涉敏感话题而被删改，他遂表示，要在“三联”“一字不改地出版”这部书。这些书经范用之手出版，最终都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品，也都成了“三联”的标志性出版物。
范用画像
《傅雷家书》
上述的例子，都确凿无疑地反映出韦君宜和范用先生作为编辑的胆识和社会担当，他们因此而成为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人，令我们肃然起敬。
当然，范用和韦君宜代表着“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就是任何积极的思想探索，任何思想的创新，都会包含着对以往思想局限的突破，因而都会显得标新立异，有时便不免令人感到敏感。
我见过一些出版社，遇到敏感的领域或者话题，总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这也担心那也担心，结果与很多好书失之交臂。例如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这本书曾经获得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为出版社赢得了荣誉。事后，我得知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曾经因为担心涉及所谓“敏感”问题而放弃了这部书稿。他们看到“三联”获奖，很有一些不是滋味。他们中间有人对我讲了一些后悔的话。我想，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一念之差，就和好书失之交臂。
当然，所谓有胆有识，似乎是“胆”“识”并重，然而在我看来，恐怕是“识”比“胆”更重要。通常的情况是，有“识”的人才有“胆”，即所谓“艺高人胆大”。我们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做出版，并不希望违反政治纪律，出版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错误的书，受到管理层的干预，给出版社造成名誉和经济上的损失。这就需要我们善于筛选和鉴别。同样是一些“敏感”的书稿，哪些是违反政治纪律不能出版的，哪些是正常的思想探索，可以支持的。我想，当初韦君宜和范用先生正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才出版了一批别人不敢出版的好书。他们的成功，主要不在于有“胆”，而在于有“识”。
当然也有一些书，在学术上、思想上有探索，有创新，但是难免涉及一些敏感领域，或者敏感话题，内容上，要突破一些旧的思想观念，推动思想的进步和发现，就免不了会有些敏感。对这些书稿做判断，常常不是肯定或否定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够出版的问题。
例如北京三联书店前几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这是一本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传的学术著作。因为改革年代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斗争很多，也很激烈，所以书中必然会牵涉到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就是这本书的敏感点，这种敏感点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特别是反映在对待 1989 年的政治风波的态度上。出版这样的书，要符合国内的出版尺度，避免不良的舆论导向，是非常困难的。该删的不删，国内的送审制度通不过；而删去的太多，作者又不能接受，而且因为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属于重大选题，这一切就都不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而要由上级指定的审稿专家决定。因此，接受它的出版，简直就是自找麻烦，揽过来一个难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本书的重大理论价值，看到它对中国改革道路所做的总结性研究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决心克服困难将它出版。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和上级指定的审稿专家沟通，一方面和作者反复协商，光是两三千字的长信，我本人就给作者写过 6 封，而责任编辑与他沟通的电邮，几乎每天都有，总共有几百封之多，我们和审稿专家、作者共同讨论和处理了一些敏感问题的删改，想尽办法说服作者，以大局为重，以促成出版为要。最后这本书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编辑，顺利出版，引起社会轰动，总销售超过 100 万册。这样的结果，使我们非常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么做很值得。
《忽如归》封面
再举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的纪实文学作品《忽如归》，写台北的一家人情系中华的感人故事。作品中写到的几个人都很爱国。一个人是作者的父亲，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到台湾后，思念大陆，晚年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天津宝坻县，为家乡做了很多善事，去世以前，还把自己最后一笔存款捐给希望工程。另一个人是作者的母亲，晚年也回到大陆定居，为治病又回台湾，结果在台湾去世。临死前有愿望，还是要归葬故里。于是作者想尽办法，在一周时间之内，将母亲的灵柩（棺木和遗体）送上飞机，运到北京，再转运回宝坻老家。那时两岸还没有直航，灵柩要到香港换飞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由于作者心诚，这一切都做到了，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书中还有一个人是作者的弟弟戴华光，他 1977 年从美国留学回台湾，因为发表呼吁两岸统一的宣言，被当局抓捕，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87 年台湾“解严”时才出狱，此后也到宝坻老家定居。作品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呈现出海峡两岸剪不断的中华情，非常感人。因为是我向作者约稿，所以作者交稿以后，我负责联系出版。我曾向两家出版社推荐，但是他们都认为，这部稿子的题材敏感，书稿需要送审，太麻烦，不接受了。于是我找到上海三联书店。他们的总编辑黄韬看了以后，说这是好书，当然可以出版。我问，可能要送审吧？他说送就送，相信送审也会批准。果然，几个月以后，这本书获得相关审稿单位批准出版。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审稿机关的一个领导竟然公开说，他多年来审过几百本书稿，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烈深挚地表达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所以他在这本书出版后接连发表三篇文章推荐这本书。大家知道，出版社和审稿机关一向很难“和睦”，前者总是认为审稿机关会给自己找碴儿。但是这一次，出版社与审稿机关的合作堪称佳话。
有了这样一些经历，我常常会与人说起一个观点，就是出好书不能怕麻烦。你对“麻烦”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担当，多一点胆识，可能就多一点出好书的机会。
当然《邓小平时代》和《忽如归》都是极其复杂的情况，是特例。对于一般的学术文化著作来说，更常见的情况是著作中夹杂个别敏感观点。如何处理考验编辑，但把关的要求并不是很难做到。关键在于作为编辑，要支持探索，支持创新，勇于担当，同时也有足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智慧来处理这一类问题。编辑既不能畏首畏尾，遇到一点敏感问题就枪毙书稿，或者大删大砍，伤害正常的学术探索；也不能对政治错误和导向问题熟视无睹，任其存在。我的工作感受是，编辑在此时的姿态，应当是既遵守政策，又能尽量保护作者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其实很多所谓敏感问题的处理，如果讲一点技巧，是不必伤筋动骨的。基于今天中国出版管理的现状，编辑处理书稿中的导向问题，通常都能够得到作者的理解。只要你能设身处地从作者角度做些考虑，你帮助作者进行了修改，作者甚至会感谢你，我曾经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对于修改这一类书稿，我的比喻是：编辑好比做米饭。
我们首先要判断，作者给我们拿来的是不是好米。如果是劣质米，我们干脆就不要拿它煮饭。但如果本身是优质的大米，那里面即使带有一些砂粒，我们也是不能把米倒掉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把米淘洗干净，煮出可口的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