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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似乎给大家一种印象：自由人文主义者从未把自己的理论立场明确表达出来，一切都在云山雾罩之中，至少在英国是如此。然而，英语语言文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始，其内部也曾有着一套广为流行的研究理论，各种文章、专著常常引用这一理论。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语文学专业的普通学生和教师对这套理论的直接了解并不多，因为在此之前，这个专业的主导方向与这种宽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可谓南辕北辙。
许多世纪以来，这套理论立于文学研究之后，支撑着文学研究，即便文学专业学生对其直接了解甚少。那么，构成这套理论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它的原材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和古拉丁人。实际上，批评理论的历史远比具体作品的批评古老得多。最早的理论著作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 Poetics ，公元前4世纪），虽名为《诗学》，实际上是关于文学性质本身。《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定义，坚持说文学关乎人物，人物体现于行动，他还尝试划分情节发展的各个阶段。亚里士多德也是使用“读者中心”文学批评方法的第一人，他的戏剧观试图描述出戏剧对观众的影响。他说，悲剧应当激发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大体上说，也就是对剧中人物命运的同情和同感，这两种情感的结合产生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catharsis）效应。借助于这种效应，观众对剧中核心人物所经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怜悯与恐惧的情感得到释放，而不是被压抑或排斥。
第一位鼎鼎大名的用英语探讨文学的人物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Sir Philip Sidney），他大约于1580年写出了名篇《为诗歌辩》（
Apology for Poetry
）。锡德尼致力于拓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17年）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寓教于乐（所谓乐大致上指娱乐），还引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的诗句，说诗歌是“有声的图画，目的是融娱乐与教化为一体”。因此，在文学的阅读中，愉悦被给予核心地位，有别于其他学问，比如说，哲学。后者同样有价值，能引导人向上，却没有什么趣味。今时今日看来，说文学给人带来愉悦实在不值一提，不过锡德尼的目的是带来这样一种革新，即区分文学同其他类型的写作，区分的基础就在于文学的特质，同时也是文学的首务——为读者带来愉悦。任何道德说教的成分必须从属于文学愉悦，离开了后者，前者不可能获得成功。那个时代宗教氛围浓厚，深深不信任小说、诗歌，以及一切形式的表征艺术，还常常把它们斥为魔鬼的作品，锡德尼的观点实在是一次飞跃。因此，在英国，批评理论也先于实用批评（具体作品批评），锡德尼所探讨的是文学的一般理论，而非具体作家作品。
继锡德尼爵士后，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在18世纪令文学理论大大推进，他的《诗人传》（
Lives of the Poets
），以及他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
Prefaces to Shakespeare
）可以视为批评理论向前迈出的又一大步，同时他还是英国“实用批评”传统的鼻祖，是详细评论单一作家作品的第一人。约翰逊之前，只有《圣经》和其他宗教典籍得到如此细致入微的研读，研读范围的拓展是世俗人文主义的一项重大进展。
继约翰逊博士之后，对于批评理论的浓厚兴趣在浪漫主义诗人身上进发，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还有雪莱，其中一个重要文本是华兹华斯的《抒情民谣集序言》（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该序言是华兹华斯同柯勒律治共同讨论的成果。《抒情民谣集》（ Lyrical Ballads ）第一版在1798年问世，当时引起世人的许多疑惑，1800年诗集再版时加入了这篇介绍性文章。诗集将高雅文学和民间文学糅合到一起，其中的文学性民谣刻意模仿普通乡村居民耳熟能详的流行民歌。最初的读者因为诗集摒弃了诗歌辞令这样的文学传统而感到不快，那些传统令诗歌语言成为一种高度加工的语言，同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差距越大越好。一套只适用于诗歌的词汇使诗人可以避免在创作中使用日常生活中事物的名称，再辅之以精巧的音韵系统和高度浓缩的句法形式，产生出比日常语言稠密得多的语言机理。突然间，两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想使诗歌语言尽量接近散文语言，摒弃言辞和句法结构上的种种传统。《抒情民谣集序言》是文学理论史上的一部重要批评作品，直接目的是为诗人自己的创作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培养读者接受自己的作品，其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即便对于当今的批评理论家来说同样兴趣盎然，比如说诗歌语言同“日常”语言的关系，以及“文学”同其他类型写作之间的关系，等等。
浪漫主义时期另一部重要的理论作品是柯勒律治的《文学百科》（ Biographia Literaria ）。今天看来，这个名字起得似乎有点不合适，让我们以为这本书是类似于约翰逊博士的《诗人传》那样的作品，可实际上其内容直接针对华兹华斯在《抒情民谣集序言》中表达的文学思想。柯勒律治首先深入考察了华兹华斯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华兹华斯的诗作越是成功，同他自己的诗歌理论距离越远，华兹华斯最好的诗歌恰恰完全偏离了他所坚持的理论。确实，在柯勒律治同华兹华斯关系渐行渐远的那些年里，两人对于诗歌本质的看法也渐行渐远，最后竟至于水火不容。最终，柯勒律治完全否认诗歌语言应当尽量接近散文语言，认为那样就冲淡了诗的效应，无异于自取灭亡。《文学百科》的观点同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观点几乎一一对应：如果文学，如同亚里士多德和锡德尼爵士所坚持的那样，同其他类型的写作在目的和效果上都存在着差异，如果诗歌的独特性质就是寓教于乐，那么愉悦主要通过诗歌的语言实现。语言之所以能给人以愉悦之感，就因为它具有一种“无中生有，虚中求实”的能力，这正是审美之源。
雪莱在《为诗歌辩》（ A Defence of Poetry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诗歌的精髓在于类似于20世纪俄国批评家所说的“陌生化”效应（defamiliarisation），在他看来，“诗歌剥去世界的熟悉外衣……洗去笼罩着内心之眼的熟悉薄雾……逼迫我们感受自己熟睹的事物，想象自己熟知的东西”。在这篇重要的批评文献中，雪莱也先于艾略特，提出非个性化（impersonality）的观点，艾略特在1919年，在其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并区分了所谓“作者”（author）和“写者”（writer）的不同，前者指作品背后的真人，而后者则指作品中的“那个人”。在艾略特看来，二者的分离越彻底越好，因为“诗人的艺术愈完美，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完全分离，一方是感受经验的个人，另一方是进行创作的头脑”。诗歌并不等于有意识地把个人经验用文字表达出来，早在一百年前，雪莱就用恢宏开阔的文字说出这一切：
创作中的心灵犹如行将燃尽的炭火，某股力量无形中升起，犹如一阵风，倏忽吹过，吹起短暂的点点星火。这股力量源于内心，就犹如花开花落，色浓色褪。 它何时光临？何时又离去？我们天性中有意识的部分无法预知。
（A Defence，999—1003行，着重部分为我所加。）
这段文字先于弗洛伊德提出心灵由意识和无意识两个部分构成，实际上无意识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另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就诗歌所写的所有文章中，我们都能找出同无意识有关的东西。济慈并不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那样就文学理论写正式的文章，不过他在自己的信函中持之以恒地思考诗歌的本质，同样也形成了关于无意识作用的看法。举例而言，在1817年11月22日致贝利的信中，他写道：“素朴而富于想象力的心灵最终会得到回报，它默默劳作，周而复始，最后，在刹那间照亮精神。”所谓“默默劳作”指的就是无意识，而它最终突然照亮的“精神”则是意识。济慈的“消极才能”观点同样青睐无意识，所谓“消极才能”就是“安居于不确定、神秘和怀疑之中，不必急躁不安地去追寻什么真相和道理”（给他兄弟的信，1817年12月21日）。浪漫主义者的批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当今批评理论的先驱。
浪漫主义之后，批评理论的主要发展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的一些作家身上，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乔治·艾略特的批评作品涵盖广泛，包括古代作家和欧洲大陆作家，同柯勒律治一样，还包括一些哲学话题。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英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两条“轨迹”。一条轨迹从约翰逊到阿诺德，再到艾略特和利维斯，可称之为“实用批评”，仅仅围绕具体作家作品做深入分析，由此产生出我们所熟悉的“细读”传统。另一条轨迹始于锡德尼爵士，经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乔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在方法上更多是理念先行，而非文本先行，倾向于思考有关文学的一般性大问题：文学作品如何搭建结构？如何影响读者或观众？文学语言本质如何？文学如何同时代取得联系，又如何去表现诸如政治、性别这样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对文学能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文学创作这种行为本质又是什么？第二条轨迹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不无相似之处。因此，这些被关注的问题绝不是从外部加于“本土的”英美文学批评方法之中，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本土的”英美文学批评方法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20世纪20年代强调“细读”，部分源于阿诺德19世纪的著作。阿诺德始终是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核心正典人物，部分原因是利维斯接纳并改造了阿诺德的一些思想和态度，令其在20世纪大行其道。阿诺德担心宗教不断衰落会令社会越来越趋于分裂，再也没有共同信仰、价值和形象体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阿诺德看来，文学可在这个方面成为宗教的替代，又认为民主的责任与重担绝大部分落在中产阶层肩上，这个阶层却日益堕落于物质享受和世俗功利。批评家要帮助这个阶层的成员辨别出“世界上最优秀的言论和思想”，进而促使他们接受由伟大作品形成的正典（canon of great works），因为正典是千百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
阿诺德最重要的思想都包含在《现时代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和《诗歌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这两篇文章中。阿诺德强调文学保持“无功利”（disinterested）的重要性，所谓“无功利”是政治上远离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不做任何选择与承诺。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获取无功利的、纯粹的知识，或者，改用另一个他喜爱使用的表达方式，是“如实认清事物之本相”，而不应当把获自文学的见识驱入具体事务中，服务于行动。阿诺德的核心批评概念是“试金石”（Touchstone），借助于这个概念，他规避了界定文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仅仅提出应当以昔日文学的方方面面为评定今日文学的手段。“试金石”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卡顿（J.A.Cuddon）在《文学术语和文学理论词典》（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Penguin，5th edn，2014）中做了一番总结：
所谓“试金石”就是用来试金的石头……马修·阿诺德在其文章《诗歌研究》（1880）中用到这个词，意为文学之标准。
阿诺德奉劝读者，“时刻牢记前辈大师们的字字句句，以之为试金石，测试别的诗歌是否含有真金”。他还说，运用“试金石”为诗歌的“真正”评价奠定了基础，而不仅仅是从“历史的”或“个人的”角度去做出评价。（Cuddon, p.728）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批评界鼎鼎大名的人物包括利维斯、艾略特、燕卜荪，以及理查兹。除了艾略特，其余三人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工作于剑桥，都参与到当时具有先锋性的剑桥英语语言文学学院的工作中。该学院对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教学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不过，在批评思想上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艾略特，他的主要批评思想包括：
在评论赫伯特·格里尔森（Herbert Grierson）编撰的《玄学派诗人》（ The Metaphysical Poets ）时，提出“感受力的涣散”（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这一观点；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诗歌的“非个性”（poetic impersonality）概念；
在评论《哈姆雷特》的文章中提出“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概念。
所有这些观点和概念现在都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感受力的涣散”这一观点。根据这一观点，英国在17世纪出现了所谓“感受力的涣散”，将思想和情感截然分开，但从来没有什么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后来，艾略特否认这种涣散是由英国内战引起的，但又相当隐晦地说或许造成这种涣散的原因与导致内战的因素相同。这个说法最有用之处就是拿来描述玄学派诗人的心灵和感受力特质，可作为一般性历史命题，缺乏必要的证据。弗兰克·克默德在其专著《浪漫主义形象》（ Romantic Image ）中对这一说法的批评最为精彩。
诗歌要有原创性，诗是自我的表达，此类观点直接源自浪漫主义时期。今时今日，上述观点越来越遭到质疑，诗歌同此类观点渐行渐远，艾略特的诗歌“非个性”主张也部分反映了这股潮流。艾略特自己的个性，以及他在哈佛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觉得如此强调个性十分刺耳。他更倾向不把诗歌视为个人情感和经验的倾泻，而是以传统超越个人，诗人个人仅仅是传达传统的媒介。他说，一个诗人的诗歌中最精彩的并非最新颖出奇的那部分，而是最可以清晰听到前辈们心声的那部分，这心声借助他的诗说了出来。因此，个人心灵同诗歌中说话的声音存在很大区别。当然，这种提法远非新颖，比如说雪莱在《为诗歌辩》中就说过类似的话，不过艾略特是以此作为一个完整的诗歌美学理论之基石的第一人。
最后，“客观对应”又一次抓住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精神，艾略特坚持说艺术表现情感的最佳方式是以手势、行动、具体象征为中介，而不是做直接描摹。这样说当然没错，小说或诗歌让人物（或叙述者）直抒胸臆不会收到什么效果，感情必须在语言或行动中展现出来。早在古希腊时代已有 模仿 （mimesis）和 叙说 （diegesis）的区分（柏拉图是做出此区分的第一人），艾略特的理论与之相比并没有多少进展。所谓模仿就是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呈现，如果是戏剧，就用舞台上能为观众看到的行动呈现；所谓叙说就是用人物的直接话语，把读者或观众自己并不能直接感受的东西讲述出来。艾略特的主要批评理论都有不尽完美、不能令人满意之处，长期以来之所以能如此风行，或许正说明它们所占据的理论空间原本是一片空白。
理论运动之前，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是利维斯。和一个世纪前的阿诺德一样，利维斯也认为文学欣赏和研究是社会健康的先决条件；同样，利维斯也不相信抽象思想，希望找出一套文学欣赏的系统（如同阿诺德的“试金石”），可以绕过确定的标准，主张对文本的特质保持开放性；最后，还是和阿诺德一样，利维斯拒绝以任何方式把政治直接引入文学和批评之中。
不过利维斯和阿诺德在一些重要方面还是存在着区别。阿诺德认为以往伟大作家的神灵理所当然高高在上，从不会去质疑，比如说，但丁的伟大，但丁就是一块“试金石”。与之相反，利维斯也会写些文章，攻击那些早有定论的文学大家的声誉。实际上利维斯的批评方法的精髓就是要辩称，有些大家的声誉并 不能 经受住他一直主张的那种文本细读。阿诺德的批评思想不仅首肯，更鼓励业余爱好，似乎在说你不必什么都读（又怎么可能？你不是职业批评家，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来阅读），但只要你读过那些最优秀的，并且能够分辨出其优秀特质，就可以满怀自信地面对新作品，得出真实的评价。如此“新教式”美学鼓励读者个人同文学巨擘建立起直接联系。
利维斯起初既欣赏艾略特的诗歌，也欣赏他的批评文章，可后来大大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利维斯避免生造批评词汇，使用那些在文学批评以外已有确定含义的词汇，比如说，“人生”（life）这个词就被他基本上当作一个批评术语来使用，类似的还有“感受到的经验”（felt experience）这个概念。在利维斯看来，关键的试炼在于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有助于“人生”，是否能够增强人生的活力。利维斯之所以极其受欢迎，部分原因就是他身上综合了约翰逊和阿诺德，既有前者的道德说教，又有后者的社会视野和反理论化批评实践。时至今日，利维斯的影响力依旧无处不在，实在无须再多说什么了。
最好把燕卜荪和理查兹看成一对，虽然理查兹在20世纪20年代是燕卜荪的导师。燕卜荪的著作《含混七型》（1930）本身包含着某种含混性，一方面那种超级细致入微的解读把文本先行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也可以视其为前面说过的英国文学批评第一条轨迹的逻辑发展。该书标题中的“含混”可理解为“语言困难”，燕卜荪在书中如外科手术般剖析文本，唯恐不够精细，不提及更广阔的语境。另一方面，燕卜荪对语言的基本看法是：语言是滑溜溜的介质，处理语言时应当意识到，语言有时会爆发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意义。由含混一型到七型，我们仿佛在接近语言的边界，眼前的景致越来越难以描绘，最后面对一片无形无状的语言虚空。后结构主义者也关注语言媒介的不确定性（参见本书第3章），燕卜荪的理论可看作英国自己的批评传统中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先导。不过一旦把语言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就会降低甚至消除其含混。比如说，当你孤立地听到“pain”（疼痛）这个词时，含混确实存在，因为其发音同“pane”（玻璃板）完全一样。然而在具体使用、具体语境中遇到这个词时，就不存在含混。于是燕卜荪后来从语言的虚空退了回来，转而强调文学的自传性语境，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基础正在于此。
最后说说理查兹。理查兹是脱离语境研究文学这一方法的先驱，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方法一直是学术规范，在英国叫作“实用批评”，在美国叫“新批评”（New Criticism）。20世纪20年代，理查兹做了一系列实验，把一些既无注释，亦无署名的诗作拿给学生和教师读，请他们做分析和评论。这些实验的结果让理查兹产生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消除既定观点和知识的影响，在第一手接触的基础上产生出“真正的评判”。不用思考就可以发现这种方法同阿诺德的“试金石”之间的联系。确定无疑的是，理查兹的出现令英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条轨迹，或者说“实用型”批评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取得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学科本身都患上了选择性健忘症，许多人以为这就是 唯一 存在过的传统。
在此之后，“理论”与自由人文主义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冲突。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美国，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理论同自由人文主义激烈开战。不过还是应当提醒一下大家，二者的冲突远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类似的争论，比如说利维斯（我们可以视其为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和批评理论家韦勒克之间的争论。利维斯和韦勒克一起在利维斯主编的杂志《细察》上发表文章，就文学批评同哲学的关系展开辩论。韦勒克反驳利维斯的论点很简单：仅仅实用批评还不够，你理应明白说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因为你的解读，更普遍地说，你的整个批评程序都建基于此。在韦勒克看来，利维斯在他的《再评价》（ Revaluations ）一书中把一系列浪漫主义诗歌作品的“细读”推到读者面前，后面却是理论的空白。他不失礼貌地写道：“我希望，您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说得更明白些，对它们的论辩也更系统些。”（ Scrutiny ，1937年3月，P.376）不肯视自由人文主义方法为文学研究的“自然”“当然”之法，这就是理论对自由人文主义的普遍回应。其他理论家也做过类似的要求，不过言语上可不像韦勒克那么客气：你阅读、批评文学，那你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说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把你的方法同别人的方法放在一起比较、评价。在这些要求背后，可以看出一种观点：一旦这些东西都说清楚了（就像我在前面所做的），那么自由人文主义种种见解和程式中的弱点和缺陷就大白于天下，其他方法就有机会取代它。
本部分所讨论人物的著作收入以下这部文选： English Critical Texts ，ed.D.J.Enright and Ernst de Chicker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