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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尼伦（Jeffrey Nealon）的文章《塞缪尔·贝克特和后现代：语言对弈、游戏和〈等待戈多〉》（“Samuel Beckett and Postmodern：Language Games, Play, and Waiting for Godot”
）直接运用来自利奥塔的思想，是展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则有用例证。这篇文章主要显示了上述六点中的第一点，不过也包含了第二点中的一些成分，因为视语言为自足系统的观点也密切联系到利奥塔的“真实丧失”的思想。尼伦首先解释何谓“语言对弈”，这个概念来自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意思是说当我们宣称某物为真实时，我们所运用的并非外在的绝对标准，而是一系列内在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则和标准仅仅在指定的范围内有效，不能“超出”其外，它们的适用范围有限，就如同对弈中的规则。比如说，对弈中跳马可能就能赢了整盘棋，可到了足球比赛中，或者当两个人争论谁该去洗碗时，就毫无意义。与之类似，哲学讨论中，某个“步骤”可能确定某一命题的真实有效性，但这种真实有效性仅限于哲学的“语言对弈”。在尼伦看来，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中的两个人物，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就陷入了这样的“语言对弈”，又未能意识到这一局面的全部意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同意，这样的语言对弈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们背后并没有什么超验性的现实，语言对弈自己认证自己，提供人们所追寻的社会身份，可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还在苦苦追寻在此之上的更深刻现实，或者说超验现实，因此尼伦说：“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的语言仅仅是一场游戏，没有任何公认的意义，两个人的社会纽带恰恰在于这种语言游戏。等待戈多来为这个社会做出确证，从一开始这就是多此一举。”
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难以接受这种后现代观点，难以接受“对弈”即已足够的状况（利奥塔有本书的书名就是《仅仅是对弈》），他们还期望从某种“宏大叙事”和绝对认证中寻得安全感。剧中，对全面确证的渴望同基督教的“救赎观”联系了起来，按照基督教教义，正是“救赎”令纷然淆乱、漫无意义的日常琐碎事情重新得到解释，显现出新的意义。（每当我的宗教导师听到我用小小怨言，抱怨人生之不公时，他们总会说：“就当献给主吧！”）因此，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陷在了现代主义阶段，处处流露出对昔日和一去不复返的完整性的怀念。在尼伦看来，第一幕结尾拉基这个人物的出现，以及他的“思考”就是对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所寻求的确证性话语的戏仿，这实际上就是对哲学和宗教中那种“总体化”“元话语”的戏仿，实际上显示出我们所能期待的一切不过是一场“真理的语言游戏”。尼伦说，这样的话语打破和解构了所有关于普遍性、非历史性、元叙事的观念，而这些也正是戈多所拥有的一切。其寓意在于：纵然戈多真的出现，除了迂腐地絮叨上一阵子，他又能说出什么呢？
拉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兴冲冲地戏仿，可剧中其他人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的话遭遇暴力。现代主义者期望延续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对神灵还是对戈多，也无论他们是不是已经被人推翻在地。在尼伦看来，整部剧中，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贡这两个人物已立于“解构式突破”的边缘，他俩忘掉戈多时，两个人无忧无虑，言语游戏中不乏新意，可以说两个人畅游于“后现代状况的开放与不确定之中”。可两个人一次又一次回到戈多，回到他为两个人设定的必须和戒律之上（或许，这一切都不过是两个人自己的臆想）。有一次，弗拉基米尔提议：“咱俩走吧，去个远的地方。”可回答是：“不行……明早还要回来……还要等待戈多。”可以说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面对20世纪所特有的真理分裂、价值破碎时，最终证明了自己是现代主义者。两个人渴望回到目标充实的昔日，可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两个人面对破碎的现实，充满焦虑和怀旧的情绪。有几次，两个人似乎已站在改变（尼伦称之为“突破”）的边缘，一跨脚就能步入后现代，转而视破碎为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状态，可直到剧终两个人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
这种解读显现出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二分可运用于其他许多作品，有没有什么作品在你的脑海中凸现出来？等待似乎是20世纪戏剧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送菜升降机》（ The Dumb Waiter ）就是一则显著的例子。你也可以以任何一部你熟悉的品特的剧作为对象，考虑能否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其做出阐释，如此阐释又有什么价值。另一部以“等待”为主题，也可以运用类似解读的是契诃夫（Anton Chekov）的《三姐妹》（ The Three Sisters ，1901）。剧中的三姐妹是奥尔加、玛莎、伊丽娜，困居于俄罗斯北部，维持着资产阶级的体面生活，从她们居住的地方到最近的城市坐火车也要23个小时（参阅麦克尔·弗雷恩为众神公司的《契诃夫戏剧选》所写的导言）。同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一样，三姐妹也在等待着外部力量闯人她们偏居一隅的生活，为她们带来改变，而三个人各自为之憔悴的理想可视为个人的“元叙事”，比如说社会进步，或者以为她们自己的苦难可以为他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例如，伊丽娜在全剧结束前说：“终有一天，人们将会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苦难都是为了什么。今日我们看不见的，未来终将大白于世人。”就三姐妹而言，她们那种自足的生存状态显现于三个人无休止的语言游戏中，也显现于首都莫斯科的闪亮形象中，其中混合着记忆和欲望，对她们来说无异于超真实，或曰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