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言

几年前，我就文学理论教学开设了一个讲座，讲座上我说：“文学理论教学道路千百条，问题是没有哪条走得通。”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教师都时常有类似感觉，能做的无非是想出更好的解释，附上更好的例证。出版一个新的版本，意味着获得一次新的机会来减少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失败。本书初版至今已经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言而喻，我自己对理论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转变速度与日俱增。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年都会在牛津大学雷利学院（Rewley House, Oxford）的文学理论日上一节课，将三种到四种理论应用到不同的短篇文学文本阐释中。关于文学文本阅读和理论阅读，我回想起了1999年时和8岁的汤姆一起在汉普郡观看新千年前最后一次日食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理论经常使文本黯然失色，就像月亮的影子在日食中遮住了太阳的光辉，文本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成为理论的应声虫。理论证明，文本充满了解构式的死胡同（第3章），或是上演俄狄浦斯情结（第5章），或是体现阿尔都塞式压抑结构（第8章）。我所言非虚，至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处于鼎盛期时，情况确实如此。文学文本遭遇理论，如同被犁刃翻过的田地，留下道道犁痕。结果总是一样：理论毫无悬念大获全胜，开始一场又一场胜利游行。

我曾用一首诗来演示理论如何“攻克文本性”，那是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1904—1967）的一首诗，名为《犁陇后的人》。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敦促农夫继续前行，不要理会可能受到犁刃伤害的野生动物：

忘了虫子的意见吧，

用蹄子和尖耙钉，

因为你要赶马穿过

天地初开的迷雾。

谈到理论时，我要强调的并不是武夫气概十足的理论“锋芒”，而是不确定性的软风薄雾，也就是卡瓦纳所说的“天地初开的迷雾”。思想始于迷雾，其起源地我们也无法确定能否进入。迷雾升起时，也正是包含潜能时，我们看不见熟悉的地标，心灵处于一种接受状态——约翰·济慈称之为“消极才能”（negative capability）——这是良好丰富却又甚少为人所了解的状态。所以，我一开始就说，理论与文本相遇时，不是以理论之刃信心满满地重塑文学文本，而是在迷雾中耐心地试探摸索——换句话说，当理论与文本相遇时，结果通常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曾试着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就是：“当不可抗拒的理论力量遇到稳如磐石的文本对象时，总有一方要让步。”有时，理论的复杂性暴露出文本的局限性，有时文本的复杂性也暴露出理论的局限性。我足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形成上面的想法，顿觉身心为之一松，眼界打开，眼前的一切皆不同于以往，于是理论1.0进阶为理论2.0。

理论2.0世界有一个特点：对个别文学文本特殊性的认识十分敏锐（参阅关于新审美主义的第15章）。文本没有所谓“精髓”，所有的线条也并非都朝着同一个可预见的方向延伸。恰恰相反，文本往往包含各种各样的能量，相互交叉、自相矛盾。杂乱无章，黏着滑动，这不正是文学的特性吗？理论也一样：理论有趣之处不在于权威性、确定性和一致性，而在于盲点、切入点、模糊的边缘，也在于连续不断的重新表述，哪怕前后的表述自相矛盾。正因为有了这些特质，理论才值得花时间去阅读、思考、争论、回应，并尝试把它们变成某种实践。我所说的“实践”是指让事情变得更好。什么事情？好吧，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对彼此的看法，我们共同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式。不少理论和研究方法边界更加开放，却没有产生多少备受追捧的超级明星，也没有将文学文本熨烫成服帖于理论的扁平纸片。如今我越来越珍视这一类理论和方法，这一类理论和方法也是本书中我推荐和支持的理论和方法。在我看来，理论提出正确的问题，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就，理论最大的用处是牢牢抓住我们，不是让我们膜拜皈依，而是让我们百家争鸣。

阿伯里斯特威斯，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