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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表，作者是德国当代理论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时期始于启蒙时期（Enlightenment），也就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那是个新信仰崛起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坚信凭借理性的力量可以改善人类社会，这样的思想见于一系列哲学家的著作——在德国，有康德的哲学；在法国，出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在英国，有洛克和休谟。在英国，人们所说的“理性时代”大致也指同一时期。所谓“启蒙规划”就是培育起下述一系列信念：挣脱传统和习俗的束缚，不再对宗教观念和禁令俯首帖耳，以无功利的个体运用理性和逻辑，所有这些可以化解种种社会难题。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将此类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在哈贝马斯看来，对理性和进步的信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尽管在20世纪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数次最大的浩劫，依旧没有磨灭。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文化运动投身于这一“规划”，为一系列东西的丧失而发出悲鸣——目的感、连贯性，还有价值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里达和福柯，代表着对这种启蒙“现代性”的责难，他们攻击各种理想——理性、明晰、真理、进步，远离了对正义的探索，哈贝马斯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不过其流行意义始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一份关于知识的报告》（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利奥塔的文章《回答问题：何谓后现代》（“Answering the Question：What is Postmodernism?”）初次发表于1982年，1984年时又作为附录同《后现代状况》一同出版，后收入布鲁克主编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Modernism/Postmodernism ，1992）中。这篇文章中，利奥塔加入了这场关于启蒙的论战，略微有点拐弯抹角地将矛头主要指向哈贝马斯。文章开头，利奥塔笔锋一转，把论战变成了一场斗争，要证明他的对手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同文化有关的论战中，“保守主义”是顶谁也戴不起的大帽子）。他说：“四面八方传来声音，要我们别再实验”，举了其他几个例子后，锋芒指向哈贝马斯：
我读到了一位负有盛名的思想家的文章，他为现代性辩护，责难他所称的新保守主义者。他觉得，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会断送现代主义，亦即启蒙的未完成规划。（Brooker, p.141）
处处听到有人高喊“终结艺术实验”“为了秩序……统一，也为了确定和可靠”（Brooker, p.142），哈贝马斯不过是其中之一。简而言之，这些声音意图“清洗先锋派的艺术遗产”。在利奥塔看来，哈贝马斯意图延续的启蒙规划只不过是又一个尚未成形的权威，笼罩一切，包罗万状，对一切提出解释，和科学进步的神话并无二致。这些“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者说“超级叙事”（super-narratives），以解释和确证为目标，实际上都不过是幻象，有了它们就可以压制差异、对抗和多样性。于是，利奥塔拿出了后现代主义著名的定义：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不再轻信元叙事”。关于进步和人类完善性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不再可信，人们至多只能期望形成一些“微小叙事”（mininarratives），也就是那些具有偶发性质，有条件和时间的限制，只能相对成立的叙述，以之为具体群体在特定局部领域的活动提供基础。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启蒙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建立关于主体以及历史之统一目的的思想”。
当代法国另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于1981年出版《仿真》（ Simulations ），标志着他进入这一领域。鲍德里亚的作品体现出通常所谓的“真实感的丧失”，这种观点认为，当代生活中，来自电影、电视、广告的图像的影响无所不在，导致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幻觉、表象与内在失去区别，产生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文化，上述对立各项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鲍德里亚在自己的文章《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Modernism/Postmodernism ，ed.Peter Brooker）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唤起以往“充实的年代”，符号停于表面，代表着内在的现实。借用天主教《教理问答》中的话，就是“内在恩典的外在表现（an outward sign of inward grace）”接着，他问道，要是符号并不指向什么内在现实，仅仅指向其他符号，会怎么样？整个系统就变成他所说的 拟像 （simulacrum）。于是，他用 仿真 （simulation）替代 表象 （representation），符号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才到达现今的空洞阶段。下面，我将其与不同类型的绘画做比较，以说明其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 ，符号代表着基本现实，不妨用20世纪英国画家劳里（L.S.Lowry）笔下的工业城市萨尔福德来说明这个阶段。20世纪中期，这些城市里的工人时日艰难，单调重复弥漫于画布之上，街道上满是竹竿一样的人形，垂头丧气，色彩黯淡，远处天际线上排满阴冷的工厂建筑。作为符号，劳里的画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基本现实。
第二阶段 ，符号误现或扭曲现实，可以以维多利亚时期画家阿特金森·格里姆肖（Atkinson Grimshaw）的画作为例。他的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艳丽喧闹的城市，如利物浦，又如赫尔市。夜幕降临，湿漉漉的人行道反射着码头边店铺的灼目灯光，月亮从云层后面露面，森林般的桅杆紧贴着夜空，黑暗中只剩下轮廓。那个时代，那些城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可画家画出了活泼，充斥着浪漫情趣的画面，可以说符号在这里起到了误现的作用。
第三阶段 ，符号掩饰真相，真相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与符号相对应的现实。说明这一点，不妨看看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使用过的一个技巧。画面里，一只画架架在窗户旁边，架上的画布上画的是窗外的景观，可窗外的景观也不是现实，只不过是又一个符号，又一幅画，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同那幅画中之画相比并不多一分一毫。
第四阶段 ，也是最后阶段，符号完全同现实脱离，不再有任何联系。说明这点，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完全不具表征性的抽象画，比如说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紫色心情画面。要强调，并不是说提到的四幅绘画就代表了符号的四个阶段，仅仅是以那四幅画表征物象、传达意义的不同方式为类比，借以想象符号的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显而易见，后两个阶段则没那么明显。就第三阶段（符号掩饰缺失），鲍德里亚自己举的例子是迪斯尼乐园。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当然也属于符号的第二阶段，是对美国的神化和误现：
（美国的）所有价值在这里都被抬得很高，体现于缩微景观和漫画人物上……这里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万花筒，颂扬美国的价值，把原本自相矛盾的现实理想化，再输送出去。（Brooker, p.154）
不过，迪斯尼乐园实际上还是属于第三种拟像（掩盖缺失的符号）：
迪斯尼乐园的存在，恰恰掩盖了一个事实：那个“真实的”国家，所有“真实的”美国，才真正是迪斯尼乐园（如同存在着监狱就是要掩盖平庸无所不在的整个社会就是一所大监狱一样）。迪斯尼乐园被当成虚幻陈列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就可以相信乐园以外的一切都是真实了。（Brooker, p.154）
总而言之，迪斯尼乐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掩盖真相，真相就是：真实不再真实，从而挽救现实原则”。后现代主义时代，真相与拟像之间的分界被打破， 一切 只不过是模式，是图像， 一切 徒具外表，缺乏内在深度，鲍德里亚称此为 超真实 （the hyperreal）。
如此横扫一切的言辞引起强烈的共鸣，也可以将其看成一种今时今日的柏拉图主义，其信众窃窃自喜，因为他们看穿了通常所谓坚固、真实的世界，其实不过是梦后残像。如果后现代状况的这第二个方面，即真实的消失，广为接受，当成事实的话，文学理论也就再无基础可言了。所有的文学阐释方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底线都是 表层 与 内在 、 可见文本 与 潜在意义 间存在着差别。如果我们认为所见即所得，那么显而易见，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能施展拳脚的空间也就几近于零了。
更进一步说，后现代主义中 始终 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鲍德里亚的极端论述中，“真实感的消失”似乎认可了对苦难的无动于衷。最近他更大放厥词，说海湾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所看到的不过是出现于电视屏幕的虚拟现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阅本书第14章）。同样，如果我们认同“真实已烟消云散”，真相与拟像间已无差别可言，一切都落入虚拟现实之中，那么大屠杀又算什么呢？难道它也“消散”进图像的网络中了吗？换而言之，如果因为有后现代主义掣肘，我们就对一切丧失了信心，比如说历史、真实、真理，那我们自己也不免面目可憎，招人厌恶。
鲍德里亚的符号四阶段模式中，关键是第三阶段，即符号掩饰缺失阶段。这一阶段，符号掩饰真相，即符号代表的所谓“真实”不再存在，除了表层的游戏，再无他物。
要准确地理解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容易，除了迪斯尼乐园的例子外，不妨再多想几个例子，这样或许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概念。比如说，可以想想广告中“完美”男性或女性形象，它们也是没有原本的摹本或表征，真实生活中找不到那样的人，可人们还是会努力向那样的人靠近。如此一来，那些形象就成了真实，模糊了真实和虚幻的边界。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真实已经丧失，就必须决定如何应对。如果你打算在随之而来的漫无边际的世界中手舞足蹈，首先也要确定是不是真的可以抛弃“真实”这个概念。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电视报道中，我们看到如同电子游戏般的画面，高科技“智能”武器准确无误地命中伊拉克目标，解说员介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如何切除敌军的设施。在飞行员的采访短片中，那些飞行员说起话来也同样虚幻，话语中充斥着电子游戏中的词汇。或许，当真相与拟像间的分界被慢慢侵蚀时，这些就是典型症状。可要是没了“真实”，我们还拿什么去声讨大屠杀？又比如说，拿什么去同种族歧视和环境污染做斗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