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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并非仅仅关于语言和文学，索绪尔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被我们现今所说的“结构主义者”吸纳，他们觉得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模式可以“转移”到他处，可用来解释所有表意系统的工作机制。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观点去解释神话，提出某个神话系列中的个别神话（ 言语 ）并没有独立、内在的意义，只有考察这个神话在整个系列（ 语言 ）中的位置，以及同系列中其他神话的异同后，才能理解该神话的含义。
解释俄狄浦斯神话（Oedipus myth）时，列维—施特劳斯将俄狄浦斯传说与所有同底比斯城有关的传说放置在一起，看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对比，以之为解释基础。采用这一方法，包括俄狄浦斯传说的整个神话系列按照二项对立的原则（动物/人、亲属/陌生人、丈夫/妻子等）重新构造，具体传说的细节放入更高的结构中，而更高的结构被视为由基本二项对立构成的整体网络，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和主题、原型意味（比如说，艺术与人生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述说与演示的对立等）。
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程序，由具体到抽象，将个体置入更为广阔的结构语境中。所谓更为广阔的结构语境也可以包括，比如说，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某种具体文学体裁的传统（举例而言，讨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可以讨论这部小说如何偏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传统，偏向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如独幕剧或歌舞剧），更可以从中辨别出某种基本“二项对立”。如此说来，所谓“表意系统”实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可以是任何有组织、有结构、包含文化意义的符号集，可置于其名下的现象五花八门，包括文学作品、部族仪式（例如学位颁发仪式或部族求雨仪式）、流行时尚（例如服装、餐饮、生活方式等）、汽车风格、广告内容。在结构主义者看来，遵循这些原则，就可以像解读语言一样解读文化，因为文化也是由许多结构网络组成，各个网络有各自的含义，其互动运行具有系统性特征。这些结构网络通过各种“符码”（codes）作为一个由诸多符号组成的系统运行。“符码”能够像语言一样做出陈述，并被结构主义者或符号学家所解读和解码。
比如说，流行服饰就可以像语言一样解读，孤立的衣装或特征加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服装，包含复杂的组合规则，或者说语法规则：人们不会身穿晚礼服，脚上却穿一双拖鞋，也不会穿军装去参加讲座，等等。每个构成符号的意义来自于结构整体。当然，许多服装的时尚性所依赖的就是“刻意”打破这些规则，比如说把外衣做得像内衣，以明显粗糙的方式剪裁昂贵的衣料，但是这些打破规则的行为之所以能“做出某种陈述”，正是因为事先已有可以违反的规则和约定。1994年时装界流行线脚外露，看上去皱巴巴的衣料，衣服做得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这一切象征着所谓“解构”风格。可要是脱离了整体语境，其中任何一项特征只能说明你把衣服穿反了，或者你不喜欢熨烫，这些个别特征位于整体性结构中，结构的重要性要远远超出孤立项目本身。
结构主义早期，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罗兰·巴特，他将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现代文化这一广阔领域。1957年巴特出版了一本叫作《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的专著，那是本算不上大部头的小书，巴特从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向现代法国（20世纪50年代）投去审视的目光。书中列出的一系列现象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学术分析，比如拳击与角斗的区别，吃牛排和薯条的意义，雪铁龙轿车的风格，葛丽泰·嘉宝荧屏上的面容，一位阿尔及利亚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杂志照片。巴特把所有这些放入更为广阔的价值、信念和象征结构中，以之为理解的关键。于是，拳击被视为代表着压制和忍耐，明显角斗，角斗手近乎夸张地把痛苦表现出来。拳击中，拳击手挨了拳头，再痛苦也不能叫喊出来，无论打到第几回合，这条规则必须遵守；拳击手以真实面目作战，不会精心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或恶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角斗手吆三喝四，刻意做出各种痛苦或胜利的表情，把自己表现为超出现实的大英雄或大恶棍。显然这两种运动在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拳击促发忍耐，有时这对于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角斗则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善恶之间终极对抗的戏剧。巴特在这里采用的是经典结构主义方法：个别项目被“结构化”，或者说被“结构语境化”，就在这一过程中，一层层的意义被揭示出来。
巴特在早期也检视了文学的方方面面，到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不单在巴黎，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注视。70年代，英美学术界不少人士专程到巴黎，求学于当时的结构主义领军人物，包括科林·麦克凯比（Collin MacCabe）；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热情地教授类似的思想和方法。结构主义的主要著作都用法语写成，70年代这些著作开始译成英语，用英语出版，还有许多英美人士开始阅读那些尚未译成英语的法语结构主义著作，然后把其中思想转介给英美读者。重要的中介者包括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其专著《结构主义诗学》（ Structuralist Poetics ）于1975年问世；英国批评家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其专著《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于1977年问世，是众神公司“新焦点”系列丛书的第一本。霍克斯还担任了这个系列的主编，其出版宗旨是“推动而不是阻挡文学研究领域的变革进程”。另一位影响广泛的人物是英国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授。克默德热情洋溢地介绍巴特的著作，还创建高级研讨班研讨巴特的著作（90年代退休之后，克默德却越来越偏向传统方法）。最后要提一提戴维·洛奇（David Lodge），伯明翰大学英语教授，他尝试把结构主义思想同传统批评方法结合起来，于1980年出版的《运用结构主义》（ 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 ）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