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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结构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正式发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其思想扎根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1857—1913）的思想中。索绪尔是现代语言研究方法的关键性人物，19世纪的语言学者主要关心语言的历史方面（比如说发掘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几种语言之间建立起联系，思考语言的起源），索绪尔则与之相反，关注当今通行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把重点放在以下问题上：意义如何建立和存续？句法结构在语言中有着什么样的功能？
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日后的结构主义者如此感兴趣？可以具体总结出三点。首先，索绪尔强调我们赋予词语的意义具有彻底的 任意 性质，意义仅仅维系于规约之中。也就是说，词语是“无理据符号”（unmotivated signs），意思是说词语同所指称的现象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比如说“茅屋”这个词相对于其意义并无恰当与否的区别，所有的语言符号都与此一样，具有规约性质，也有一些小小的例外，比如象声词，例如“布谷”“嘶嘶声”。但即便是象声词，在不同的语言中也不尽相同。语言的任意性本身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事，并没有多少新意，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说过同样的话。不过，把语言的这种性质放到如此 显赫 的地位上却是个新颖的概念，结构主义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挖掘此中深意：如果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建立于任意性之上，就意味着语言并非外部世界或内部经验的反映，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后面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其次，索绪尔强调词语的意义具有 关系 性质，也就是说没有哪个词的意思可以脱离其他的词而得到孤立界定，要界定某个词的意思取决于这个词同与之“相邻”的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茅屋”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取决于该词在所谓“聚合链”（paradigmatic chain）上的位置，所谓“聚合链”就是由一系列意义和功能相关的词组成的链条，在同一个句子中，链条上的词可以相互替换。例如：
茅舍 棚屋 茅屋 房屋 大厦 宫殿
链条上任何一个词移走，剩下所有词的意义都会发生改变。“茅舍”和“茅屋”都是规模小、结构简单的建筑，但二者并非完全一样：一个主要用来遮风避雨（比如说，守夜人的茅屋），另一个则主要用于储存物品。要是二者中任何一个消失，剩下的那个就必须承担起原本由消失的那个词承担的语义，自己也变成一个新词。同样，“大厦”可以界定为比一般的房屋更大，更富丽，但不如宫殿，我们对“大厦”这个词的解释取决于该词同左右两边相邻词的关系。再看一些反义词对，语言相互界定的性质在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的意义主要在于二者的对立，一个词中包含的语义成分在另一个词中正好缺失，“男性”可以解释为“非女性”，反之亦然。同样，没有关于“黑夜”的概念，也就不会有“白天”；不知道何为“恶”，就不知道何为“善”。关于语言的关系性质，索绪尔有过一段著名的陈述：“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积极项。”所有的词语，就如同上面所给的反义词对，亦如“住所”这个概念所形成的“聚合链”，都存在于“差异网络”之中。
索绪尔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说语言中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他以8点25分由日内瓦开往巴黎的火车为例（参阅Course, p.108—109；Jonathan Culler在 Structuralist Poetics 第11页也讨论了这个例子），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是这趟火车而不是别的火车？它并没有物质确定性，每天机车和车厢都不同，司机和乘客也不同；火车要是误点，到了8点25分也不会开出，甚至它根本就不需要是“火车”。曾经有一次，在南安普顿车站，我问车站人员到布莱顿的车在哪儿上？那位工作人员指指停在车站旁的一辆巴士说：“那就是。”那天恰逢周日，由于线路检修，铁路提供巴士接驳乘客，绕过检修路段再登车，有时候“火车”根本就不是火车。索绪尔最后得出结论：这趟火车的确定性就在于其在差异结构上的位置，它位于7点25分和9点25分两个班次之间，也就是说，其确定性完全是关系性的。
最后，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不单记录世界或给世界贴上标签，更构成了世界。意义总是由人类心灵赋予事物或思想，它被语言构建，并由语言表达，并非已经蕴含于事物之内。要说明这一过程，著名的例子是在成对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比如某人或者是“恐怖主义者”或者是“自由战士”，不存在什么中性或客观的方式来指称那同一个人，只能在上面两个选择中选其一，任何一个选择就以特定的方式“构建起”那个人。另一个一物两名的例子见于撒切尔政府在英国征收的国内税：反对者称之为“人头税”（poll tax），意在令人们回想起中世纪的景象，以及那时的农民暴动；政府自己却不称之为税，而代之以“公共费”（community charge）这个名称，避开“税”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字眼，更加上“公共”这个动听的字眼。只要听听某人用哪个说法称呼这种税，立刻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立场，这里也没有中性或客观的选择。有人说每个故事都有三种版本：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事实真相。然而这里讨论的问题比故事的版本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一个（那个）可用的措辞是纯粹语言上的，在这些事情上，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可靠的真相。
放眼四方，都能看到语言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反映。比如说表示颜色的名称就创造出现实，而不仅仅是为外在的现实加上名称：色谱并非分成七种基本颜色，所有的颜色自然过渡，没有间隙，完全可以定出十四种颜色，而非七种。另一个例子是一年四季的名称，我们有四个确定的季节——春、夏、秋、冬，可实际上一年连绵延续，并没有中断或大变化。事实上一年并非分成四季，为什么不能是六季或八季呢？变化在一年中连续不断地发生着，在任何一处分节都行。因此，四季是 看待一年时间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自然本身的客观事实。索绪尔的思想强调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他的语言观极大影响了结构主义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足的系统模式，这个模式中个体相互联系，创生出更大的结构。
索绪尔还有一个重要区分，启发了结构主义者对更大的结构的思维方式，同文学也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区分了作为系统或结构的语言和语言中的实际话语，前者称为
语言
（langue），后者称为
言语
（parole）。要理解法语中的一句话（言语），首先要掌握我们称为“法语”的一整套控制言语行为的规则和约定（也就是
语言
）。按照经典结构主义的论述，具体话语是孤立的项目，只有同更广阔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才有意义。结构主义者借用
语言/言语
的区分，把具体作品（比如说小说《米德尔马奇》
）看成文学
言语
的一个实例，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整体结构的语境中才可以理解，而与《米德尔马奇》这个文学言语相对应的语言则是关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和行为的观念。
思考一下至今为止我们就语言所表述的一些观点。
首先，能不能想出语言构建现实而不仅仅给已存在事物命名的其他例子？你的例子同我们前面已经举过的（自由战士、人头税、四季）类似也无妨，或者你也可以思考一下称之为“行为句”（performatives）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也就是指称现实的那类话语，比如说许诺（“我保证告诉他”），或者为某个新设施的剪彩致辞（“我在此宣告，大桥正式通车”）。
其次，能不能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现实的思索中挑出什么毛病？比如说，提出一个纯粹由差异构成的范畴，这有意义吗？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曾说，不存在纯粹的差异，只有事物之间才存在差异。（参阅其文章“In Theor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1981，p.3—6）你对里克斯的话怎么看？如果你接受里克斯的观点，认为只有事物之间才存在差异，这对于索绪尔那种语言中没有固定项、只有差异的语言观又会有什么影响？
最后，还记得火车那个例子吗？能让你信服吗？它的确定是否真的仅仅在于其在火车时刻表上的位置？作为补充，索绪尔后来又举了一个例子：
为什么街道可以彻底重建，可还叫老名字？因为并不是纯粹物质性实体，构成其基础的条件是街道同其他街道的位置关系，并非适合这些条件的物质。（ Course ，p.108—109）
反驳者可以说，8点25分的火车首先应当是一趟火车，然后才是8点25分。要是正好在那个时刻一群鸽子飞过车站的顶棚，朝巴黎的方向飞去，没有谁会说：“瞧，8点25分去巴黎的走了。”同样，说街道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具有关系性，这当然没错，X街之所以叫X街，就因为它横穿两条平行的街道——Y街和Z街。可要是在Y街和Z街之间拉上一条直线，也没有谁会说它就是X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