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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其思想最早见于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和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1915—1980）的著作中。很难将结构主义归纳为一条“根本”观点，如果必须这么做，我会说其精髓在于坚信事物无法被孤立地理解，它们必须在其所属的更大结构背景中加以观察（于是出现“结构主义”一词）。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涌入英国，在整个8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过了头。
这里所说的结构是由我们感受世界、组织经验的方式所带来的，而不是存在于外在世界中的客观实体。由此得出结论：意义并非事物的内核或 内在 精髓，总是存在于 外部 ，总是外附于事物。按字面意思来说，意义由人类的心灵 赋予 事物，并非存在于事物内部。还是具体些，看看结构主义思维对于文学会有什么影响。想想看，我们面前摆着一首诗，比如说，邓恩（John Donne）的《大好明天》（ Good Morrow ）。作为结构主义者，首先要坚持说，要理解这首诗首先要就邓恩的诗所属的体裁形成确定的看法，因为邓恩的作品恰恰戏仿和颠覆了这一体裁。任何一首具体的诗歌都是某一体裁的具体例证，体裁同具体例证的相互关系恰如英语中的某个词、某句话同英语的关系，后者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有着种种规则和约定。再回到邓恩的那首诗上，它所属的体裁叫 阿尔巴 （alba），或者叫“黎明之歌”（dawn song），这是一种可追溯到12世纪的诗歌形式，诗人哀叹黎明的到来，因为那意味着要同自己的爱人分离。
要理解 阿尔巴 ，就不能不对宫廷式爱情有所了解；更进一步说， 阿尔巴 是一种诗歌形式，要求对诗歌这种话语传统有所了解。这些还仅仅是邓恩诗作背后的文化结构的一部分，可见“结构主义”方法实际上带着我们越来越远离这首诗的文本，进入那些宏大的、相对抽象的领域，诸如体裁、历史、哲学，而不是像英美学术传统所要求的那样步步逼近文本。如果用鸡和蛋来打个粗略的比喻，可以把外围结构（阿尔巴、宫廷式爱情、作为文化实践的诗歌）看成鸡，把具体例证（这里就是邓恩的诗）看成蛋。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确定鸡的性质是最重要的任务，对于自由人文主义者来说，对蛋做精细分析才是首要任务。
因此，文学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中，始终有一股力量推动研究偏离具体作品的阐释，趋向更广阔、抽象的外围结构。这一部分一开始我已经指出，这些外围结构通常比较抽象，比如说关于文学和诗歌的观念，或者叙事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特定的东西，比如说 阿尔巴 这种诗歌形式的历史，或者宫廷式爱情的历史，此二者毕竟还能从传统文学史中找到答案。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涌入英美，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研究传统对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鲜有兴趣。20世纪20年代所谓“剑桥革命”的方向与此 恰恰相反 ：乐于把文本从广阔的结构和语境中孤立出来，做深入分析，“文本中心”的倾向达到极致，摒弃一切广阔的问题，一切抽象的议题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把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上下颠倒了过来，过去半个世纪中所珍视的东西如今弃若敝屣，一些长期以来被压制的问题如今终于得以问出：“文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叙事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诗歌的结构特征是什么？总而言之，传统批评家并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你该把目光从蛋移到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