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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任职于驻德累斯顿第4炮兵团团部；1933年10月1日调至航空部；1935—1937年参加德国政治扩张；罗姆和弗里奇事件；干涉西班牙内战。
1931—1933年，我在德累斯顿工作，其后他们想把我调回柏林。我在团里工作的时候很快乐，我的家人也和我一样热爱着驻地城市。我一点都不想应召调回国防部，但同时我已晋升为上校军衔，我个人也期待有些改变，当然这并不包括调至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空军工作。
那是在1933年9月的一天，施通普夫（Stumpff）上校在一次军事演习的跨昼夜训练中找到我。他通知我有新的工作安排，在即将成立的航空部行政管理局任局长，这让我稍感兴趣，但是我并未表态。我想继续留在陆军，并建议航空兵也就是后来空军的行政管理事务应该由陆军管理。这件事情在当晚得到了解决。那天的晚餐质量很糟糕，但是招待的却是包括外国武官和陆军统帅部部长在内的贵宾。席间中将冯·哈默斯坦男爵（Freiherr von Hammerstein）与我进行了如下谈话：
“施通普夫把你未来的工作安排告诉你了吗？”
“是的。”
“哦，你是否满意？”
我说“不”，然后开始进一步解释我的原因，这时他简明扼要地打断了我：“你是一名军人，要服从命令。”
因为军队纪律的强硬性而怨天尤人，是没有丝毫用处的，我还是于1933年10月1日从陆军退役，然后开始担任航空军需部主管这个文员职务，这个部门后来发展成为帝国航空部。
我在此任上的时候，见证了1935年3月16日德军恢复平等地位的时刻以及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非军事区的行动。前者是我们长久以来魂牵梦萦的追求。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对我们单边履行《凡尔赛条约》这个不公正事实的一种矫正。关于我们开进中立区的第一手消息，我是在当天上午收到的。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我所得知的情况只可称为“什么也不算”。仅仅几个营与几架侦察机和战斗机进去走了一圈的行为，似乎更像是表明一种姿态。人们只能推测政客们确定它是成功的，并希望当初留下这个烂摊子的协约国能够认可这一步为既成事实。
正如上文所述，魏玛共和国的军官团曾受过精心训练，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军事和政治在初级层面上很少交叉，这一点是极其成功的，偶有例外也只会反证这个规律。而且在魏玛民主政治下的办事方式经常令人不快，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初期，我们高级军官也同样回避政治，这是正确的。我们只遵守一条指导方针，就是“军人誓言（military oath）”，而不会倒向左翼或者右翼。评论家们会发现，无论在德意志帝国还是在魏玛共和国，都很难找出一个军人走入歧途的例子，因为任何试图退出这个无政治圈子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这曾经是无论老兵还是新兵都要接受的训练。但后来我们被调至空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成了德国国防军中公认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大本营。
空军官兵与德国国防军其他人员一样都要发誓效忠元首（Führer）。他们认为自己要受到誓言的严格约束（难道誓言还有其他意义吗），并且会忠实地执行。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和民族社会主义者，他的性格好大喜功，后来晋升为“帝国元帅”。尽管他的要求很多，但他也为航空部的将军们赢得了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并保护我们免受政客们的干扰。在我漫长的军事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像在航空部行政管理局局长、空军总参谋长以及自1933年以来空军组建时期的指挥官职位上那样超然于外界的喧嚣。
作为空军，我们受益于总司令巨大人格魅力的保护，在各类社交圈子中都备受青睐，这其中就包括民族社会主义党。
我们曾与所有来自军队、政府和党内的杰出代表一起受邀作为元首的贵宾，参加纽伦堡节庆晚会和纪念农民的戈斯拉尔丰收节（Goslar Harvest Festival）等。我们也曾出席战争死难者纪念仪式、希特勒诞辰游行、招待外国贵宾的宴会以及德国国防军的所有重大活动。我承认我的所见所闻大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也很赞赏他们这个卓越稳健的党派。
忘掉不开心的事并不难。当然我所融入的圈子并没有什么非常出格的表现，所以我也无从批评。谈论戈林的穷奢极欲可能有些争议，虽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即使我们没有在通常情况下默认他的这种嗜好，也没有办法要求他承担责任。因为如果我们问及这个问题，他会说钱是来自商人们的自愿捐助或者希特勒的私人腰包。例如，数年之后我曾听说那些昂贵优雅的生日礼物其实是由戈林身边的人精心策划的安排。总之，对于这一切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当时我对柏林的迎来送往不感兴趣。而且有一天，戈林亲口对我说，他会在日后将他的艺术收藏捐献给帝国开设一个艺术博物馆，就像他曾捐献慕尼黑的沙克美术馆（Schack gallery）一样，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作为一个弗兰肯人，我对历代巴伐利亚国王酷爱艺术的历史很熟悉，这也有助于我理解戈林所说的米西纳斯（Maecenas）式的捐献行为。
没有哪位政治领导人试图把我们拉拢到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行列中。对于他们来说，军队能派上用场，这就够了。既然我们已经宣誓效忠，那就可以充分地信任。戈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够避开所有政治影响，我们就只能处理他安排给我们的工作。对于任何涉及这一方面的重要事项，他都要亲力亲为。至于我们空军需要整体出面还是个体出面的问题，他通常先把问题交给国务秘书米尔希（Milch），后者会从最高执行层面认真研究我们的意见。这种方式避免了许多错误的决策，并增强了我们对戈林和希特勒的信心。有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政治事件并不会向我们航空部的将军们传达（除了1945年我本人要参加的谈判以外），而空军各级指挥官和整个空军部队则更是被蒙在鼓里。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这里也经常谣言盛行。我们对政治骚乱时期的谣言不以为意，这种态度无可指摘，除非指责的人从未接触过那种不择手段以制造恐慌的谣言工厂。回顾过去，我惊奇地发现我听过的谣言非常之少，或许是因为我来自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空军并且和戈林关系密切，那些流言蜚语也对我避而远之。
我和我的同事只看表面就会全盘接受所有官方消息的行为是否太天真了？是的。但是我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要求丝毫不打折扣地遵守官方报告，因此我们容易相信来自上级的内容。我也没有理由更改我的想法，尤其是戈林总是用一种非常坦诚和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他所犯的错误，这让人感到他对自己的疏忽同样坦率。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态度。如1934年的罗姆（Röhm）事件，当时空军还只是跟在后面跑龙套：
我在总参谋部那里认识了冲锋队队长罗姆。军队与冲锋队之间关系不和，大家都说是因为罗姆贪得无厌。他与希特勒之间的友谊逐渐恶化，最终变成公开的敌对，甚至在我看来，一场针对军队和元首的政变似乎早就埋下了伏笔。在政变发生的那几天，我正飞往德国南部，主要依靠报纸和广播获取消息。我对谣言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但随后希特勒在国家大剧院向党内、政府和军队的高层人士做了详细报告。曾有谣言说戈林借助于政变的机会清洗敌人和对手，但以我对戈林多年的了解，我并不相信这些话。戈林的性格存在两面性：他既体贴周到、敏感细致，又残忍野蛮、冷酷无情。他在激动情绪下会变得野蛮残暴，但很快就像退潮一样冷静下来，而下一秒又会变得亲切和蔼，并且他的善心也常常让他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补偿之举。
再如1938年的弗里奇（Fritsch）事件：
面对大量秘密被披露出来，很难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进行概括。尽管我与冯·弗里奇密切共事的时间已过去多年，但他一直是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自陆军的空军军官所钦佩的榜样，尤其是他的立身处世和军人操守。出于这个原因，我总是不屑于相信关于他道德败坏的谣言，暗自期待谣言自破，只是恶意诋毁罢了；或者能够拨乱反正，恢复他的名誉。后来我们空军军官也受到了谣言的诽谤，甚至有些谣言本身都自相矛盾。我想希特勒或戈林不可能坐视这位德高望重的军官受到如此难以忍受的恶意羞辱。戈林后来告诉我，他已经成功揭开告密者的真面目并为之欣喜若狂——我可以从他的眼睛中读出这种心满意足——这时的我百分之百确定戈林的双手是干净的。我想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授命军事法庭主席、炮兵将军海茨（Heitz），在陆军和空军的总司令们的面前宣读了军事荣誉法庭的判决书。这其中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偶然事件，但最终还是证明了这位陆军总司令是无罪的。我和多数同僚原本都希望看到冯·弗里奇官复原职并恢复名誉。我猜想不出希特勒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但可能存在一个原因，即他曾试图消弭弗里奇的对立情绪，但最终破冰失败。这种冷淡的关系使得冯·弗里奇与希特勒之间开展基本的工作合作都变得十分困难。前者是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自幼耳濡目染，偏执于帝国军队的古老传统；而后者既不能掩饰他的奥地利血统，又不能无视造成他们隔阂的种族差异。
在1939年冯·弗里奇的死讯传到希特勒那里的时候，我和他正在华沙（Warsaw）城下。他的满脸倦容让我震惊。他慢慢登上观察所的长长台阶，表情沉重严肃，步履蹒跚，每走几步都要停一下。
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想法可能触动他了呢？
无论我们对政治事件的漠然态度是对还是错，我们都没必要为这些事伤脑筋。戈林独揽了代表我们去干预政治事件的权利，这也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回顾过去，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政治事件的漠然态度是错误的，尤其是我作为航空部主管期间，我必须接受批评，认错悔过。尽管如此，即使实际中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可能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同。1936—1937年，我担任总参谋长，虽然职权范围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我的这种态度也并未产生什么特别的麻烦。当年十分平静，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我们采取行动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政权。
在1936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发出者是一位住在国外的德国人，他同时也是纳粹海外分部的成员，报告的内容是佛朗哥的需求以及希特勒从拜罗伊特发出的指示。这让我十分头疼。德国空军刚刚组建了第一批司令部，还处于编队训练的初期阶段。少数已经成形的编队，如战斗机编队，装备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首批作战飞机——阿拉多（Arado）战斗机。轰炸机中队装备的是容克斯Ju-52，尽管它们已经可以进行高强度训练，但是还不能指望它们参加实战。侦察机部队的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其最新型号正在进行测试。在8.8厘米高射炮方面，我们拥有一款非常优秀的火炮系统。在参与干涉行动中，人员安排还不算困难。我们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他们热情饱满，值得赞赏。但是激情并不能取代战斗编队飞行训练。此外，关于西班牙战区的行动方案划走了我们最顶尖的资源，这给本土指挥部的训练工作带来了破坏。
另外，从行动中获得的战术和技术经验却是非常宝贵的，例如从柏林经罗马（Rome）至西班牙进行的远距离转场飞行训练。梅塞施密特Me-109战斗机的卓越性能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使我们在战斗机方面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Ju-87俯冲轰炸机的战场试验也吸引了人们对这款飞机的重视，它在1942年前一直是我们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器。最后，使用8.8厘米火炮打击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的实践经验，促使我们不断提高它们的战术运用，并将其发展成为建制单位。
我们在国内却因此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前线对人员和技术装备的需求直接影响我们的训练计划。但是我们还是渡过了难关，这是参谋、部队、工厂和民用航空运输部门通力协作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应共同分享这份殊荣。不过施佩勒（Sperrle）元帅及其继任者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和福尔克曼（Volkmann）可能会认为佛朗哥行动的胜利只是空军和陆军特遣队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