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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总参谋部任参谋军官；来自冯·泽克特的培养；参与德军的复兴；担任魏玛防卫军裁减委员会委员。
我在柏林度过的时光让我受益良多。最初我并不想来这儿，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吸引了我，并最终成为我心中的至爱之地。因为我曾经身陷囹圄，所以我在这次调任之后，对柏林那几年受到的悲惨待遇感同身受，这一点毋庸赘言。我热爱柏林以及这里的人民，他们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开朗、干练、率真和热情的态度。我时常在清晨拿出一个小时漫步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的一角，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这座城市苏醒时的脉动，静静地观察人群从汽车站和火车站中进进出出。然而，当我在1923年那些糟糕的日子中从兰克维茨（Lankwitz）步行前往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时，却是另外一种感受。或许是因为当时我只是一名诚实但却因此几乎一无所有的上尉，我在战后失去了财产，而且部队的薪水也低得可怜。我身着便服，与我的妻子在泥泞中走上一个半小时，前往修道院剧院查看墙外张贴的“招聘广告”，然后再原路返回。不过我们甘之如饴，因为我们享受着周日前往马克州（Mark，今勃兰登堡）的短途旅行。像我这样的南方人会把马克州想象成什么样子呢？我钟情于那里的湖泊、森林和人民，甚至拥堵的清晨和落雨的夜晚，都成为我快乐的源泉——这种无忧无虑的惬意，涤荡了在我心头萦绕的军中难题。
从职业角度讲，在柏林工作的这几年对我来说也是种学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经常在我房间举行的辩论会。冯·泽克特（von Seeckt）中将也会经常出席，他善于聆听，然后做出总结，每次都能一语中的。这真是参谋与领导相处的典范啊！而且，在其他地方我也无法深入了解政治状况的内情，唯有在这里才可以聆听到冯·施莱歇（von Schleicher）将军的富有智慧和思辨的讲解。遗憾的是，在1932年的政治危机中他被推上了前台，以致无法继续留在幕后潜移默化地施加其影响力。同样，在其他地方我也无法对军队各部门中的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尝试理解各部门的相辅相成和利害得失，在这里可以帮助我认识整个魏玛防卫军。我从海军技术人员和航空兵专家那里开阔了视野，逐渐形成了整合海军和陆军并组建新的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想法。
从1924年至1925年，我与陆军组织部普劳少校（Preu）合作撰写了第一本关于组建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Wehrmacht General Staff）的备忘录，此时我先前与军队中央办公室的密切接触就有了用武之地，彼时的经历注定成为我整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一个人身居其位时，就要做好准备，他的言行举止将成为众矢之的。
魏玛防卫军的工作作风扎实勤恳，受一种团队士气的鼓舞，我们都在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完成效率。我们作为无党派人士，游离于各个政党之外，并受到了冯·泽克特的精心培训，成为免疫左翼或右翼思想毒害的战士。我们的存在和言行还确保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没有因为国内危机而发生流血事件。
德国国防军的非政治性质使其不经意间成为各届民选政府的政治支柱。关于士兵和指挥官是否参与政治的问题，后文再述。目前要做的，只是有必要说明一下例外情况，如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乌尔姆（Ulm）事件和慕尼黑事件就应得到强烈的谴责，并且在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出现的最初几年中，我们军人对其丝毫不予赞同。至于1933年我在德累斯顿所目睹的事情，在一位正派的公民眼中，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如果爆发血腥的革命，事态会更加恶劣，才能够稍加接受。
在1933年以前，我都在避免与这个党发生任何个人接触。他们在街道和游行中的言行举止让我厌恶。我记得同年在德累斯顿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帝国国防部部长冯·布隆贝格（von Blomberg）将军以一种牵强附会却不容回绝的演讲，辩称魏玛防卫军将效忠于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直到1933年10月底，我出任航空部执行总管，这时才可以深刻领会我们这个政体的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逐渐改善了我对它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我会择机再述。
由于魏玛防卫军在人数方面的限制，最高统帅部承担着一些特殊的责任。作为国家政权的保护屏障，它在传统上是超然于国际事务的，这也使得它可以远离公众，避开喧嚣，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完成下一项重大任务，即把魏玛防卫军尝试打造成一支精英型军队。作为一名职业军官，我当时已于1922年借调至国防部工作，着手处理与陆军和平委员会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并通过众多事例认识到协约国军事管控委员会只在乎尽快完成裁军任务，而忽视了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时间总会秋后算账。协约国军事管控委员会破产了，因为它在任务执行中完全不切实际。就此而言，每一个德国人，也包括协约国在内，都清楚只维持一支10万人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各国都没有按照《凡尔赛条约》进行裁军。我们军人不接受单边执行这个条约，并不是出于我们传统的“军国主义”，而是出于国家生存和地缘政治形势的需要。这里我要说明，当时在德国执政的是社会民主党，后来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他们认识到了有限恢复军备的正义性，并开始努力支持魏玛防卫军的建设。
那么，魏玛防卫军自己在忙什么呢？作为当时的一名执行主管，我可以给出答案。国防部的智囊们正集中精力总结战争经验，吸取在技术、组织和教育方面的教训，并制定新的作战、行政和技术方针。显而易见，“预算”是重点考虑因素。首要目标是在签订和平协议之后，我们的技术发展能与协约国齐头并进，并能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为德军装备现代化武器，从而实现复兴。训练中的两个目的是：首先，初步建立多兵种协同作战部队；其次，以军士和军官为目标来训练新兵。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我们的行动被限制在“保卫德国”这个主要目标之下，因此，在东部前线和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地区建立要塞并组建一支边防部队进行防御就显得迫在眉睫。另一项在进行的工作是通过训练退役军官、军士和名额有限的短期志愿兵，来填补魏玛防卫军中巨大的空缺。总之，我在魏玛防卫军中的工作经历虽然短暂，但也足以显示当时的部队生活绝谈不上“安逸”二字。
我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时间花在了军械部的重组上。通过整合制造和供应这两个部门，解决了他们之前一直存在冲突的问题。以总参谋部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意见为基础，明确对武器装备的基本要求，然后由军械监察组下达命令，由试验站进行建设，由军械供应部进行订购。这些技术部门直接与工厂打交道。然后，工厂制作的样品将送到军械部下属的不同的试验场，仔细测试其是否符合部队的要求。如果测试通过，个别试验单位会继续在最严苛的作战环境中对这件武器进行极限测试，所有暴露出来的问题随后由供应单位解决。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从发出订单到大规模装备部队的间隔时间将长达数年，对于一些重型武器如大炮等，甚至会长达六年至七年。举例来说，一款新式大炮等到可以装备部队的时候，可能已经落伍过时了。从技术和财政方面看，这在和平时期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但是放在战时状态则应该舍弃。当然，违背现有体系会产生许多后果，而且通常也不会让作战部队满意。
在国防部核心岗位上工作的时候，我注意到办公室战争正在愈演愈烈，甚至威胁到了魏玛防卫军的发展。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因此请求进行一次普查。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但糟糕的是，我居然被任命为魏玛防卫军裁撤与精简委员会的委员。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制定了几个目标，包括：
把军人从办公室工作中解放出来，以提高战斗力；
扩大授权范围，减少上传下达；
逐步建立并扩充一支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骨干队伍。
我的工作成效得到了多方面的评价。尽管数以千计的岗位被裁撤，相关军人也因此回归部队岗位，但是我很少关注强制性人员裁减，而是更在意在指挥和管理中呈现的新风貌。我经常听到某些官员又雇用了新人，以此表达对我的蔑视，我总是笑而不语。
我在部队的朋友们经常笑着对我说，我一定是裁减委员会中一个不寻常的委员，因为在航空部成立的时候，我也恰好破产了。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航空部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那几年，如果之前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审慎地花钱了。帝国部长沙赫特（Schacht）曾对我说，空军建设太费钱了，我承认他是对的。我告诉他，也许可以便宜一些，但是没办法更经济了，因为建设和维护的成本都是经过精心核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