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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的早年生活；在巴伐利亚徒步炮兵部队服役；1917年在俄国前线参与停战谈判；在巴伐利亚第2军和第3军任参谋；1918年参与复员遣散工作，参与组建安全部队和自由军团；1922年10月1日调至柏林国防部。
我并非出身于军人世家。我的祖先曾在今天的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境内建造了“凯塞林城”（Chezelrinch），以抵抗阿瓦尔人（Avars）和后来的匈牙利人（Hungarians）。1180年，乌斯卡勒斯·凯塞林骑士（Ritter Ouscalus Chezelrinch）首次使用了这个姓，从此凯塞林家族（Kesselrings）便一直以骑士、贵族和教士之名享誉德国南方，甚至跨境远播法国阿尔萨斯（Alsace）和瑞士。自16世纪起，我的直系祖先迁居至下弗兰肯地区（Lower Franconia），从事耕种、酿酒和葡萄种植。家族的一些成员也会选择教师职业，例如我的父亲担任拜罗伊特市（Bayreuth）教育委员会委员，也属此列。
我在少年时期与我的大家族共同生活在菲希特尔山脉（Fichtelgebirge）的文西德尔（Wunsiedel）。1904年，在从拜罗伊特古典中学毕业后，我未曾为谋职而费心，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我感觉我天生就是一位军人，如今回首，可以无愧地说，我的身心已全部奉献给这个职业。因为我的父亲不是军官，所以我无法作为军校学员参军，而是以后备军官（Fahnenjunker）的身份，被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指挥官征召入伍，从此开启了我的军事职业生涯。我在该团一直服役到1915年，其间曾于1905—1906年在德国军事学院（Military Academy）学习，后于1909—1910年在慕尼黑炮兵学校（Artillery School in Munich）进修。
该团驻扎在梅茨（Metz），这是一座堡垒式的要塞城市，对于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士兵来说，也是一个绝佳的训练场所。这里的武器装备久经考验，训练十分艰苦。黑泽勒（Haeseler）元帅的精神以及紧靠前线的地理位置，都意味着作战效率优先。此外，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的人民与德国人具有种族上的亲密性，这也强化了他们对德国统一的热情。我们经常探访普法战争的各个战场，包括科龙贝—努伊利（Colombey-Nouilly）、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圣普里瓦（St.Privat）以及对面的色当（Sedan）。我们纪念先辈的牺牲，这种敬意绝非廉价的武力崇拜。
梅茨周边同样名胜众多，景色诱人。谁会对摩泽尔（Moselle）山坡上的春花烂漫无动于衷？谁会忘却在布龙沃（Bronvauxtal）和蒙沃（Monvauxtal）这些翠谷中漫步的愉悦？谁又会吝惜几个法郎而不去尽享南锡（Nancy）和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的美丽？当我们向摩泽尔河畔帕尼（Pagny-sur-Moselle）的法国海关官员递交通行文件过关时，他总会轻松地祝福我们：“玩得开心点！”同样在我们原路返回时，他也会友好地打招呼：“嗨，玩得怎么样？”这种欧洲精神让我们畅享其中。
然后所有这一切都在1911年戛然而止。即使单纯无害的过境通行也要上报到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而两国的外交部门都无法厘清状况，结果那些被误解的冒犯者往往落了个不愉快的下场。从此以后，要塞的警报时时长鸣，甚至有时会命令我的炮连迅速瞄向位于摩泽尔河畔阿尔斯（Ars-sur-Moselle）的王储堡（Kronprinz fort）。要知道梅茨西线的各堡垒〔如洛林堡（Lothringen）、皇后堡（Kaiserin）、王储堡、黑泽勒堡等〕距离相当之近，毫无疑问要追求速度至上。我们初级军官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假如色当战争突然爆发，我们梅茨的守军无法确保在被全歼之前消灭所有法军。
在我参军的1904年，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是一个要塞炮兵团。我们训练操作各式火炮，既有3.7厘米转膛炮，也有28厘米迫击炮，但主要还是装甲炮兵训练，这符合我们战争动员的目标。我们要掌握精确射击要领，包括远程目标打击，还要学会操作侦察、观测和通信部队装备的新式玩意，甚至要训练气球观测，这却让我乐此不疲。我最喜欢气球飘流训练，这要求忍住呕吐反应，在狂风中驾驶一个系留气球长达数小时，甚至进行越野飞行。很快我便切身体会到，做好这件事需要一个强健的胃。
该要塞炮兵部队的组织定位是“战场中的机动化重型炮兵部队”，这一建军思想来自德皇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和要塞炮兵部队总监察长冯·杜立茨（von Dulitz）。于是我首次获得机会投身于一次重要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创举必须归功于我的上级领导，尤其是天才的巴伐利亚要塞炮兵旅指挥官冯·霍恩（Ritter von Höhn）将军。但是，如果没有全军在1914年的通力合作，这一举足轻重的新式重型炮兵部队也无法得以组建。虽然战争已难以避免，但进行这一改革并不意味着战火迫在眉睫。不过战争打断了这一新式兵种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发展，并从组织结构和心理准备两方面缩短了必要的磨合期。
假如战争并未如期而至，重型炮兵部队可能也会失去成为有关单位梦魇的机会。我记得在1914年这支部队从洛林移防至比利时（Belgium）的时候，第6集团军总司令声称：“现在战争的发展趋势是运动战，我们再也不需要重型炮兵了。”
此后我经常注意到这种出于本能反对任何创新的意见，人们还没有解放思想，破除偏见。这也充分体现了“惰性力量”的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一流的睿智之人。
巴伐利亚战争部（Bavarian Ministry of War）要求，后备军官必须完成所有的入伍考核，而且与其他分配人员相比，还要在部队或军事院校完成一段较长时期的训练，才能委以任命。我们要遵循普鲁士传统，参加德国军事学院学习和相关的参谋培训。在“一战”前的巴伐利亚，要想成为一名参谋人员，也必须首先通过学院课程的学习。这种做法优劣参半，最后由于在战争中军官匮乏，才得到了调整。不过，在后备军官获得任命之前进行长期训练毕竟是有利无害的安排，因此在魏玛防卫军（Reichswehr）时期，这一培训阶段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长。
1914年7月发生在奥地利的惨案使我们团在格拉芬沃尔（Grafenwöhr）炮兵训练场的后半程训练蒙上了不寻常的战争阴影。在全国总动员的命令下达之前，国家首先发布了“战争即将来临”的宣告，而这时我们各个炮连已经占据了梅茨西部前线的堡垒。在这几天以及整个第一阶段的动员时期，梅茨驻军的装备部署和人员调动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也显示了前期参谋工作的卓越成效。
我一直跟随团部驻扎在洛林，直到1914年底的新年前夕，才调至第6集团军出任巴伐利亚第1徒步炮兵团总指挥官的参谋副官，我们参谋团队被整编进团部。从1916年至1917年底，我又调任巴伐利亚第3炮兵团总指挥官的参谋副官，并加入了他们的参谋团队。
在我最后一次离任之后，我被调至总参谋部，在东部前线担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1师的参谋军官，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多瑙河（Duna）上进行的当地停战谈判。我的对手是一位俄国参谋军官，他的翻译是一位来自医护部队的将军。对方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谈判者对于堑壕战的战术问题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二是士兵委员会被指派来参加这场谈判。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乳臭未干且愚不可及，却又经常介入具体事务的讨论，并为此扬扬自得，好像他们才是军中的老大。我当时想，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在德国军队中。然而还不到一年，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1918年个别部队在科隆（Cologne）的所作所为简直是那些俄国革命者的翻版。还是抛掉这些糟糕的记忆吧！至少我们应该庆幸，我们在1945年的表现并非如此。
1918年我在位于法国里尔（Lille）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担任巴伐利亚第2军和第3军的参谋军官，其间我与总司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殿下私交甚密。他经常设宴依次邀请我们，当然也善于引导席间的话题。无论涉及政治、艺术、地理、历史还是治国方略，他都能侃侃而谈。我们难以捉摸他对某些军政事务是否认同，因为他总会巧妙地避开各种隐晦的言辞。在“二战”期间，“消息圈子”里经常说我们在“二战”中的表现比“一战”显得“更有头脑”。这种说法似乎言过其实，但是据说我们的确在每一个重要的岗位上都部署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们都曾在“一战”中出色完成了参谋军官的初级培训。相比1914年时的指挥官，这些军人更加年富力强，与部队的联系也更紧密，其中还有许多王室成员，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腓特烈后裔”（Fredericks），但是他们的模范精神、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都得到了广泛认可。要想对总参谋部的军官们进行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帝国总参谋部军官团曾在数据方面优势明显，并拥有更加统一的培训体系。但是在1939年，总参谋部的军官更像是直接持枪战斗的人——这种改良值得大书特书。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服从作战指挥官的命令，这使得曾在“一战”中畸形发展的二元型指挥不可能再次出现。指挥官要对其本人的判断负责，当然随着局势的发展，也将对希特勒（Hitler）乃至盟军法庭负责。而这并非说明指挥官与其参谋长的密切配合遭到破坏，或者总参谋长的独立自主性受到限制等。
我在1918年曾想退役，但是我的总指挥官是个富有政治思想的人，他坚持让我留下，并安排我参加巴伐利亚第3军在纽伦堡（Nürnberg）地区的复员遣散工作。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是一名政治代表，是一名年轻的律师，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 party）的党员。那段时期对于我来说非常艰难，工作压力甚至比战争年代还要沉重。除了复员遣散这一项工作，我还要参与组建新的安全部队和自由军团，并对它们在纽伦堡周边以及在慕尼黑和德国中部地区的部署进行组织筹划。工作本身让我乐在其中，因为它为我了解当时的革命事件打开了独特的视角，但同时我也曾在1919年初目睹了一群暴徒席卷杜特施赫伦（Deutschherrn）军营指挥部后的狂虐行径，让人非常痛心。
更让我悲愤难忍的则是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居然换来的是一纸逮捕令，上面宣称我要为一起受社会主义分子影响的巴伐利亚第3军军部的暴乱负责。尽管我在1945年后的羁押期间多次受到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我仍毫不犹豫地将上述事件铭刻为我这一生最屈辱的时刻。
自1919年至1922年，我曾在安贝格（Amberg）、埃朗根（Erlangen）和纽伦堡担任了三年半的炮兵连长，其间我与部队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正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30万人的军队将被裁减至20万人，然后再降至10万人，因此采取的措施是把我们这支适用于战场作战的大规模军队精简为一支较小的和平时期军队，即精英型军队（Führertruppe）。但是，我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并获益匪浅，而我也很荣幸能将自己的绵薄之力奉献给德意志的涅槃重生。
在1922年10月1日，我被借调至柏林国防部（Reidhswehr Ministry）工作，并被委以重任，担任陆军统帅部长的参谋长隶下的一级参谋军官。从1922年至1929年，我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负责魏玛防卫军中各个部门的训练、组织和技术等所有方面。我总是忙于经济、行政、国内法与国际法等方面的问题，另外还要处理协约国军事管控委员会（Interallied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的问题。在工作中，我与部队局（Truppenamt）联系密切，该局是总参谋部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的前身。因为我拥有曾在国防部和部队团部工作的独特经历，我还另行担任军队裁减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my Retrenchment）的委员。这是一项负责重组改编的工作，当我在1929年出任驻慕尼黑第7军区指挥官后，它仍然占用了我相当一部分精力。
我在柏林国防部再次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调至驻德累斯顿（Dresden）的第4炮兵团又工作了两年，并晋升为上校师长。随后我在陆军的服役生涯便走到了尽头。在1933年10月1日，我正式从陆军退役，转而出任航空部行政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Luftwaffe）局长，军衔为空军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