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个人对凯塞林元帅的看法可能与其他美国人不同，原因其实很简单。

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对于作为欧洲战区历史研究部主任的我而言，这似乎是个契机。要想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就需要逐步吸收大部分敌军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参与我们的工作。理由毋庸赘言。大多数德军记录已被我方所缴获，并且不会再归还。德国作为被占领国，绝不被允许书写自己的作战历史。如果能把敌人的战场行动与我们的行动进行对比，就便于我们了解发生在自己部队身上的事情及其发生的原因、时间和地点，因此在对敌军行动进行再现时，就需要在我的主导下由双方合作进行。

我的上司起初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要么置之一笑，要么直接反对。然而，我在战争部的对手们却对这种需要有着深刻的理解。我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赞成，因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激进的。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而且当时也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需要创造性地采用一些方法来同常见的行政偏见作斗争，然而现实却并非总能成功。

于是，我带着复杂的思绪去找了一些敌军指挥官，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看是否有可能采取必要的合作措施。冯·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表现得疲倦、冷漠，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但他相信，如果有个问题能够引起他的同僚的职业兴趣的话，大部分人随时都能做出响应。

肯尼斯·W.赫克勒（Kenneth W.Hechler）少校是我的一名参谋，也是我在探索活动中的得力助手，他与曾是德国国防军的作战指挥官的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将军进行了交流，瓦尔利蒙特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可行。如果我们愿意，他（瓦尔利蒙特）愿意成为参加我们工作的第一人。当我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对这个情况进行报告时，引起的笑声比总司令说的玩笑话所引起的笑声还要夸张。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努力。敌军指挥官正在我们的几个战俘集中营里受到严酷对待，这让所有美国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始终秉持法治精神，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体面、有秩序、有条理地进行。我正式提出抗议，指出这种方式是严重错误的，我们实际上是在摧毁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他们并不亚于我们已经接收的那些德国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他们只提醒我要注意局势的演变。渐渐地，在走了很多弯路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正轨上。在最开始，有10名敌军高级指挥官被置于我们的暂时监管中。此后，这一群体稳步扩大。我们和这些军官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我们虽然把他们当作战俘，但同样认识到他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为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点物质享受，让他们得以安心工作，我们自己掏钱包给他们买了烟草、糖果、剃须皂之类的东西。我们还设法通知他们的家人，告知他们还活着，这是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待遇。

除了这些简单的措施，我们还有5名绝对忠诚、热情、能干的美国年轻军官，包括霍华德·哈德森（Howard Hudson）少校、弗朗西斯·P.哈拉斯（Francis P.Halas）上尉、弗兰克·C.马欣（Frank C.Mahin）上尉、詹姆斯·斯科金斯（James Scoggins）上尉，以及上面提到的赫克勒少校。他们都全心致力于这个项目，认为它必定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而且5个人都富有同情心，这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我们发现这些新“同事”的性格、精神和反应各不相同，与其他组织群体是一致的。有的人喜欢取悦他人，表现得甚至有些卑微。因此，他们的工作需要额外的留意。有的人做事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就像他们在以自由的身份处理日常事务一样。这是最好的一种，他们甚至可以指导他人的工作，比我们做得还好。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郁郁寡欢，满腹怨怒，沉默寡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在家人和邻居之间也是个麻烦。

这是一段生动的回忆。回顾那段经历，我发现唐纳德·汉基（Donald Hankey）对战场的描述恰如其分：“我看到了人类赤裸裸的灵魂，剥去了所有外界干预……我看到了谁在被人奴役，谁又是自由之身；谁是狼心狗肺，谁又是正人君子；谁是其心可鄙，谁又是品格高尚。”随着军衔和名誉的提高，以及对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的恐惧，在这场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中，真正的将军从那些刚刚授衔的菜鸟中脱颖而出，也许这就是领导力的本质。在潜意识中，我们都承认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强大自控能力的人更加优秀。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是一个多面手。没有哪个伟大的德国指挥官能在一场战争中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任务。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众多毁誉参半的公众评价：最高指挥官！被判有罪的战犯！希特勒的走狗！客观的军人！……根据这些观点，凯塞林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军事干预者、重刑犯、值得尊敬的对手、军事天才、难以捉摸的滑头、兢兢业业的老黄牛、靠不住的软骨头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这些事实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认为真相在哪里并不重要，不过很显然，如果我不尊重凯塞林，尤其是他的为人，我就不会提笔写他。此外我认为，他在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对自己生活的反思，相比起法庭和评论家们给出的片面裁判，通过本书对他进行评价可能更加全面。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没有遮掩，也没有谢罪，文风特点符合他的性格表现。根据他的描述，读者有可能会把他贬为一个对希特勒主义俯首帖耳的爪牙，进而全盘否定掉他所有的美德。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微笑的阿尔贝特”，这个称号在战争期间就为我们所熟知，而并非来自1945年下半年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德国将军。他在战争后期开始指挥西线战事，我们最初的计划是针对一场真正的战争危机。几个月后，我们打探到他在纽伦堡（Nürnberg），又被我们两个年轻的西线军官——马欣上尉和斯科金斯上尉——带到位于阿伦多夫（Allendorf）的历史研究营地。在此时，德国人对这项工作已经逐渐冷淡。他们退出合作是由于在纽伦堡滋生了大量的诽谤。凯塞林刚刚离开了那个充满非议的中心，因此他持有的立场要么会让其他人永远反对这个项目，要么会引导他们理性行事。

他没有倒向我们这边，他对分寸的把握十分准确。他第一天到来的时候，微笑、庄重、平静，我们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倾斜了。他对追求良知的人和冷若冰霜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意义甚至比他对意大利和西线战役历史所做的重大贡献还要重要。一方面这是由于他以身作则的熏陶；另一方面是他把温和的说教与坚实的逻辑进行了融会贯通。每当有顽固不化的人想要阻碍方案实施时，我们就把这一问题抛给“微笑的阿尔贝特”，而他总能把对方拉拢过来。

当英国人即将在意大利对他进行审判的消息公之于世后，这成了对他的影响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阿伦多夫的大部分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停止写作，因为他们认为他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凯塞林在营里通过一些美国人搞不懂的技巧，说服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简易工作台上。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尊严，尤其那些妄自菲薄自怨自艾的人更是深有体会。

在他被审判和定罪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美国，重新开始编辑工作。我对判决的看法发表在1947年5月10日的《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上，内容如下：

判决的结果似乎是，凯塞林在报复行为中越界了。但是界限在哪里呢？这在法律中并无规定。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军人的职责永远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

不合格的军人可能早就放弃，或者不战而降。可以想象，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之后在敌人的法庭上，越明智的人越能判断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为才是最合理的。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相反，我认为凯塞林是受累于当时已无可更改的局势，任何一位称职的指挥官，如果被置于此种境地，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许多人也有同样的疑虑，怀疑这位敌军指挥官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公平对待，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善之根本。几位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抗议。但凯塞林始终置身事外，他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死亡和公众的羞辱。我的一位同事曾给他写过一封表示遗憾的信，他回复道：“这就像一场战斗。总有一天，指挥官会听取所有人的最佳建议，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权衡和把握。但是别忘了，要深入审视自己的内心。”

他在这本书中所讲述和总结的很多东西也体现着同样鲜明的基调。将军们喜欢使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但这往往不会反映出作者的内在思想。而说到凯塞林这个人，只要知道他的生活即为他的信仰就足够了。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的平静，向外散发着真诚。

那么，如何将这些个人美德与他对纳粹德国的愚忠奉献联系在一起呢？军人忠诚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一个军人是应该盲目地效忠他的上级，还是必须能接受职业范围以外的思想和行动？一种观点是，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义无反顾的结果也可能是变成恶魔的帮凶。另一种观点是，如果没有绝对的忠诚，一个军队系统就会变得混乱而无秩序。

对于凯塞林这样的人来说，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这也是他的天性。他不会像7月20日事件中的军人那样倒戈，不会像隆美尔（Rommel）那样性情乖僻，不会像伦德施泰特那样龟缩不出，也不会像古德里安（Guderian）那样反复无常。他的任务就是纵横沙场，他的职责就是坚持到底。这种目标的单一性在他体内催生出了一种适合任何伟大事业的、令人钦佩的力量。同样正确的是，秉持尽职尽责理念的军人，往往对于美德也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凯塞林便是如此。也许从狭隘的美国视角来看，他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他现在所叙述的职业生涯一样，都是他性格的体现。他在书末所写的一句话或许更适合作为开场白：“我想对年轻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努力做正确的事，而所谓的完美无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我相信他的这种信念就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他。他的指挥才能不仅在他的对手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且定会被后来者们充分研究。他早已在内心深处战胜了自己，这一点使他始终能够以高昂的心态，从容面对在战后岁月中更残酷的考验，决无丝毫畏惧。

S.L.A.马歇尔
欧洲战区历史研究部主任
1953年12月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