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海狮”行动与不列颠之战

登陆英国的可能性；昏庸的计划；德国空军的部分实力；对方空军的实力；第一阶段，1940年8月—9月；丘吉尔与“海狮”计划；第二阶段，1940年9月—1941年6月；空袭伦敦；空袭工业目标；执行轰炸任务的原则；德国空军在进攻苏联前的权宜之计。

“海狮”（Sea-lion）行动的目标是登陆英国，但是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也体现出我们对实施这场战争缺乏计划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做好对英国开战的周密准备。即使在1939年秋季已经决定发动西线攻势的时候，也有确凿证据显示我们从未考虑过准备登陆英国。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 ）和希特勒是极度缺乏远见的，或者当时希特勒还没有预想到对西线强国的闪电战胜利。但即使如此，完全没有登陆英国的念头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在每次战争之前都会非常谨慎仔细地检查备战情况，并就此预测可能的结果。所有了解这一点的人都能从他在面对英国时的犹豫中得出结论，希特勒希望避免与之发生大规模冲突。在我看来，他一直抱有希望，期待英国能够伸出手来，建议和平共处。但同样地，忽视加强战备永远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此外，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部一直在谋划大陆战场却畏于跨海战争，这个观点可以从海军上将雷德尔（Raeder）那里得到证实。如果陆军不愿意对英国采取行动，海军是选择断然拒绝的态度。然而，我们空军的将军们，包括帝国元帅，却是在积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空军官兵经常因乐观主义而备受批评，但这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注意我用的是比较级——却是符合我们的一贯精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迄今为止的战争走向肯定直接决定着最后的结局。三场战争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德国国防军的强大实力。英国远征军在战场上已经被一扫而光。要想重整旗鼓至少需要数月光景。英国皇家空军也遭受重创，它们的战斗机在9月6日那天几乎被消灭殆尽，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许多机场，包括那些地势绝佳的也不例外。英国没有对地支援轰炸机，而“威灵顿”等中型轰炸机则在多次出动之后遭受了重大损失。总之，他们现在能用的轰炸机部队单靠高射炮部队就可以防御住，并将迟早成为德国战斗机的囊中之物，我们对此已经期待很久。对付英国的战斗机部队，只需要合适的战术就可以把它们驱逐、重创或摧毁。此外我们还有空降部队可以通过运输机牵引滑翔机的方式实施空降作战，向对方雷达站采取攻击、爆破或其他方式瘫痪其功能，从而使其在本土防空中无法为战斗提供引导。从传统意义上讲，英军是无法获得制空权的。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空中打击力量来抵抗我们的进攻机群。如果我们可以投入行动的话，他们的一切都将被摧毁。

空军无法单独应付英国本土舰队。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海陆空三军投入全部兵力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对水雷和重型岸炮部队的运用。英国离岸海域已被密集布设水雷，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清理干净，海峡内能够被英国本土舰队用于机动的水域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当时我并不理解我们海军对于海岸炮兵部队的态度，并随着我在地中海战斗经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不理解。的确我们必须要压制住敌方的海岸炮兵，通过跨海峡炮击或空袭，甚至使用烟幕，都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想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在攻击线路及其附近区域内英国所有海岸炮兵都一声不响，实在太不现实。

这种想法让我想起了我在1942年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Comando Supremo）的一次会晤，当时意大利海军也提出，要在马耳他岛（Malta）开展登陆行动，首先要以摧毁海岸炮兵为前提。我回答说这可能难以实现，然后继续说我曾见过很多次攻击，敌人的炮火并没有被完全压制，但已不会影响行动取得胜利。即使我方一两艘船被击沉——这并不意味着船员都会牺牲——也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我们为的是获取一场能够决定战争走向的胜利，进而夺取整个战争。

另外，我对我们的西贝尔渡轮（Siebel ferry）也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个人曾乘坐过这种渡轮，而且它们部署的数量之大足以轻松集结起大量部队。在194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未来那几次经典战例——例如在图卜鲁格（Tobruch），单用8.8厘米火炮就重创了4艘英国驱逐舰中的2艘，再如在安齐奥—内图诺（Anzio-Nettuno），拥有厚重装甲的战舰也被相对弱小的海岸炮兵轻易驱离——但是我已十分确定，如果我们大量使用装配三门8.8厘米高射炮和轻型火炮的西贝尔渡轮，就能极大增强我们的防空体系并且保护我们布设的雷区不被扫雷舰清除。它们也可以在海峡之中保护航道，抵抗英国轻型军舰的攻击。我清楚海军并不喜欢这些最初并非基于单纯海军用途而设计出来的船只，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可以作为优秀的交通工具帮助我们运输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其中就包括这种由天才工程师西贝尔（Siebel）设计的渡轮和我们的工兵突击艇。它们在很多战场上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例如在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在西西里岛（Sicily）与突尼斯城（Tunis）之间的海峡等。

关于“海狮”行动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德军在荷兰空降行动中所收获的经验完全被无视，从而被设计成一次没有空降部队支援的行动。如果计划合理，空降部队和滑翔机部队本来可以瘫痪海岸进攻前线上的防空系统和雷达基地，还有可能夺取可以空投1～2个空降师机场。

如果我们能像在荷兰和比利时所做的那样，对艾塞克斯（Essex）、肯特（Kent）和萨塞克斯（Sussex）进行大范围牵制性轰炸，将有可能迷惑英国统帅部、防御部队和普通民众，这样也会极大地改善战争全局。但无论如何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要达成，这个条件并不是要如何降低英国的军工产能，而是我们要比以前下定更大的决心。

我不仅向戈林详细说明过我的观点，还向第9集团军总指挥官布施（Busch）将军和其他精明能干的海军指挥官们也说过。但是核心目标还不明确。在备战的几周内，我越发肯定这场行动不会启动。与我们前几次战争的备战过程不同的是，这一次在空军内部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没有与大队长和其他指挥官们一起讨论过具体的细节，更不用说与最高统帅部或希特勒本人了。我在作战总部与戈林或其他受命负责“海狮”行动的陆海军指挥官讨论海峡局势，也只是非正式会谈，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甚至我对当前针对英国的空袭行动与以后的登陆计划是否有关还是一头雾水，各空军指挥官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命令。关于我的航空队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战术结果或者做什么准备与陆海军进行配合，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指示。这一点尤其让我沮丧，因为根据我在1940年8月6日得到的口头指示，我大体猜到两日后进行的空中打击将是“海狮”行动的前奏。但是战斗才刚开始几天后，它的进展方向就与那些指示开始背道而驰，并且一点都不符合一场登陆作战应有的样子。此外，每位指挥官有自知之明，根据我们当时的装备情况，一场持续5个星期的空战（1940年8月8日—9月15日），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于执行登陆行动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损耗。情况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没有明确对人员轮换和物资的补充是否很快可以安排，或者编队是否能在几个月内都保持巅峰状态。

要实施一场登陆行动，必然需要首先通过猛烈的打击摧毁岛上的防御体系，然后由齐装满员的空军进行突然袭击。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禁止我们空袭伦敦附近的空军基地，这种错误导致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巩固住制空权。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在那段特殊时期内重点压制英国靠近欧洲大陆最近的几个港口。即使我最开始不乐于接受启动不列颠之战的行动命令，我与帝国元帅之间的多次会谈也提升了我对顺利实施“海狮”行动的信心。我很难想象之前为了打击错误目标而被消耗的那些空军编队，居然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收益。然而，要想理解“海狮”行动的前因后果，只能假设最高统帅部对登陆行动的想法始终不以为意，只是作为心理安慰剂，因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还存在很多疑问，导致他们无法下定决心。我不得不同意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的观点，他写道，“海狮”行动一直处于酝酿中，却从未实际谋划。

对英国的空战也受累于“海狮”计划的不靠谱。每个有见识的人，包括希特勒，都能看出，单靠空军无法让英国屈服。因此，德国空军没有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同样对于我们空军指挥官来说，尽管我们可能暂时取得了一些空中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占领全岛，我们是不可能保持住这种空中优势的。原因很简单，英国有大量空军基地、战斗机或发动机工厂在我们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只能攻击到他们少量的港口。战斗机的航程限制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因此，我们并不怎么喜欢听到“海狮”行动被淘汰或被推迟的消息，而这样的谣言在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反感无可厚非，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此后对英作战的全部压力都将落在空军身上。

毫无疑问，对岛内外目标开展经济战是空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精心策划目标设定，是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被淘汰的行动的替代方案，并且这个行动涉及面极其广泛而三军却都没有专门为此准备，因此它就成了一个糟糕的权宜之计，漏洞百出。

第2空军司令部和第3空军司令部现在都接受了一项他们可能永远无法有效完成的任务。他们既没有足够数量的飞机，也没有航程够远的飞机。正如1939年我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状态下参加了针对波兰的战役，现在我们也正在装备不齐的情况下开始一场广泛的经济战争。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确实让英国人在岛上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是我们无法切断英国的经济命脉。

最初计划发动“海狮”行动的日期是1940年9月15日，当时的德军实力被英国的作家们大大夸张了。例如丘吉尔就声称德国有1700架战斗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可以从年度产量统计方面进行核对。1939年生产 的大约450架战斗机已经在1940年8月报废，同样在1940年生产的总共1700架战斗机中，有大约600架已经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早期战斗中因坠毁或下落不明而报废，另外大约400架截至8月尚未交付。因此我们能形成战斗力的战斗机数量最多为1700-1000=700（架）飞机。如果我们再把9月以来组建的两个Me-110驱逐机联队（共200架飞机）计算进来，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战斗机类型的飞机数量总共达到了900架，而非丘吉尔所说的1700架。

根据政治和军事因素的不同考虑，1940—1941年针对英国的空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0年8月8日持续到9月6日，包括为计划于9月中旬发起登陆行动而进行的空战准备阶段，换句话说，也就是摧毁英国的防空体系，同时持续攻击商船，扼杀补给线，瘫痪空军装备生产。具体措施包括使用强大的战斗机编队进行空中突防，不定期运用战斗机或低空攻击的方式袭击英国东南沿岸的空军基地，以及派出由不同类型轰炸机联合组成的空袭编队在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机场或工厂，等等。对于攻击英国东部和南部海上补给线的任务，一直由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执行，同时也会对接卸港口开展骚扰空袭来破坏接卸作业。但是我们禁止实施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在最初几次交火后，英国战斗机在占据优势的德国空军面前损失惨重，从此退避三舍，并且英国部分地面设施也后迁至我方战斗机的最大航程之外。我们还曾利用小规模轰炸机编队诱使英国战斗机再次升空，但后来连这种战斗的机会也变成一种奢求，因为对方已严令禁止参加任何战斗，这让我们无计可施。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击落敌方战斗机，而是找出敌人来战斗，在加兰德（Galland）、默尔德斯（Mölders）、奥梭（Oesau）、巴尔塔扎（Balthasar）等编队中，我们拥有很多王牌飞行员，被他们击落的战机数量不胜枚举，都已转化为他们功勋的证明。

双方的飞机被击伤或击落有着不同的结果。在不列颠岛上空跳伞或迫降的英国飞行员将会落在他们本国的土地上，从而得到护理疗伤并可再配备新的飞机，他们迟早能重返战斗。而一架德国战斗机如果降落在敌国境内，则相当于彻底损毁了。一名德国飞行员在飞机被击中后，还有可能落入海中，但这也往往意味着死亡。虽然我们的空海搜救队会立即采取救援行动，而且我们还有空海救援浮标发挥着作用，但这仍然难以避免人员损失。因为这两种安全措施虽然有红十字会的标志并且受国际法保护，但是却不受英国的承认。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还是在地中海，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派遣我们的空海搜救队去救助英国飞行员。

尽管英国人采取了规避的策略，我们的战斗机仍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战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英国方面除了在最初交战中损失的大约700架飓风战斗机和喷火战斗机外，又损失了约300架飞机，而同期德国方面损失的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总数也达到了接近800架之多。我们出现如此高的损失数量，原因便如上文所述。对利物浦（Liverpool）、伯明翰（Birmingham）、考文垂（Coventry）、泰晤士港（Thameshaven）、赫尔（Hull）等地的飞机制造厂，以及查塔姆（Chatham）、纽卡斯尔（Newcastle）、希尔内斯（Sheerness）等港口进行的航空拍照显示，空袭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至于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针对运输船只的作战行动，我可以时常从我的作战总指挥部中观察到，它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尽管受限于单座飞机的有效航程，但也远超前几个月的成果。对于空中布雷行动的胜利次数统计，各方结果不一致，但英国人认为数量非常之大，这也与我从第9大队收到的定期报告内容一致。

尽管我们在9月初的一段时期内曾在局部地区取得了空中优势，但是当我们开始空袭伦敦地区后，就无法再将优势继续保持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列颠岛之外的地区仍然能像平时一样自由行动，这也显示出英国轰炸机组人员的严重不足。他们作为抵抗登陆行动的防御力量显得过于弱小，并且威灵顿轰炸机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而德国的防空部队又过于强大且经验丰富。

作为“海狮”计划的前期工作，我们空袭英国的第一阶段计划显得有些考虑不周。德英两国的作者们都说，德国空军在第一轮战斗中就失败了，或者因没能取得空中优势而最终导致登陆行动被迫取消。这种批评言论其实是错误的。让我来简要说明一下。绝对意义上的空中优势，指的就是制空权，只有双方空军通过进行实力较量才能决出胜负，而这在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英国皇家空军自身采取的战术实在称不上是实力或优势的体现，他们的飞行员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专业守门员。

我们在第一轮空中战斗的结果绝对是大获全胜。在最初，敌方被击落了大量飞机，而我们的损失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内。对方的防御体系残破不全，初始的战斗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战术上的优势。直至在后一阶段的战斗中，双方才算是打成了平手。

对军工厂、港口、补给站和军营的空袭是符合登陆行动想法的。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心理威慑效果，并在实际中打击了敌方的经济。

德国空军部队有能力在一场登陆行动中出色完成任务，但其条件是登陆行动的策划者们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来取得真正的空中优势，不要开展任何部队遣散工作，保证整个空军在战争爆发之时都能够齐装满员。我们需要这些条件都能够得到完美落实。

英国人的战略就是动用所有的技术知识和新型装备，单纯地固守本岛。他们曾派出少量轰炸机对法国沿岸地区进行过几次夜间空袭，但这无关大局，反而暴露出他们的轰炸机部队在真正应对登陆行动时很可能难当重任。英国对德占区空军基地的空袭就像是挠痒痒，但他们对德国城市和平民的恐怖袭击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这场争夺天空的战斗在一开始就翻开了空军战略的新篇章，值得每一位空军指挥官用最认真的态度加以重视。我本人被禁止直接参加针对英国的空中战斗，所以我一直在尽力履行我作为指挥官的职责。我会在空袭机群飞离海峡沿岸时跟着它们，这有时会妨碍到作战行动。然后我会与返航的官兵们一起讨论，反复推算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我迫切希望能够与这些小伙子们的看法达成一致，并据此下达新的命令。但是我察觉到，我的这个习惯有时会招人厌烦，因为编队时常从北方或南方我的监管区域以外的机场起飞。即便如此，我仍相信通过我的监管有效减少了损失情况。因为当我发现某支编队不够严整，我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命令他们返回基地。很显然，无论是此时还是整个第二阶段，他们的眼中钉已不是敌人，而是我这个指挥官。

* * *

根据丘吉尔的演讲《最光辉的时刻》（ Their Finest Hour ），英国不得不做好应对登陆行动的准备，因为据说德国肯定会冒险发动。然而，这个行动最终因为“德国未能统治天空”而被取消。丘吉尔认为这个行动的主要反对力量来自德国海军，因为它们曾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作战行动的难度。“……按计划本应达成的作战条件是获得海峡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但这并未实现。”我同意他的观点。雷德尔成功地将所有反对意见都详细报告给了希特勒，意图推迟这次冒险行动，甚至是彻底取消。显然，他做到了。总之，似乎一切都是空军的错。然而我本人能够从我位于格里内角（Cape Gris Nez）的指挥所中连续几天对整个海峡进行观察。我没有看出任何敌方获取空中优势或对方海军持续威胁海峡的迹象，这一点也可以从我的飞行员们那里得到证实（还有个例子可以表明，此后英国飞机曾在西西里岛和突尼斯城之间的水域袭击过我们的渡轮、驳船等小型运输队，但由于我们强大的防空火力而无功折返）。

如果希特勒真的想实施这个计划，他就该像丘吉尔那样用心处理好每一个细节问题（在登陆挪威时希特勒就是这么做的，并且从这一方面上看，他们两人的性格有些类似），并将他的意志施加于三军。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模棱两可的命令让各级指挥官们争论不休，左右为难。

对于英国政府充满激情地提振全岛防御潜力的行为，仅值得我给予口头表扬。我的观点立场来自我对登陆计划的亲身经历，如下文所述。防御工事和其他障碍物的军事价值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不能过于滥用，特别是在无法长期有人驻守的时候，反而会产生不利后果，因为它们有可能会成为敌人先头部队如坦克、巡逻队或空降兵的依托点。虽然我赞赏英国人民展现出来的高昂士气和奉献精神，但我无法相信像英国国土警卫队这样的组织能有多少战斗力，尤其是他们的武器装备还十分落后。即使是他们的正规军坚守阵地，也摆脱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就像德军在1944—1945年的遭遇一样。德国人民冲锋队（Volksturm）的名号吹得很响，但即使他们的装备好于英国国土警卫队，最终也一败涂地。这样的部队去参加战斗难免伤亡，因此对它们的使用要非常慎重。我军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征召退伍老兵补充进前线部队中。虽然英国国土警卫队的斗志昂扬，但也实在无法让人高估他们的防守实力。

在整个这段时期，英国人无力组织起15～16个精锐师投入英国南部战场，以应对一场运动战。而且在面对一支百战之师时，战斗经验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其后备部队的调动也会受到空降打击或空中袭击而变得延迟甚至停滞，进而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因此我坚持与丘吉尔相反的观点，至少截至8月中旬，如果经过充分准备，进攻是肯定能取胜的。而此后能否获胜，则更依赖于空军战斗和空降作战是否顺利。

当然，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还是英国本土舰队，这需要集中德国海空军所有力量才有可能应对。但这很难实现，因为德国海军的态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这个硬骨头还是可以通过周密计划和严格落实啃下来的。我们可以采用很多办法，如在海港出入口利用飞机和舰船密集布雷，大规模派出潜艇，使用海岸炮兵和烟幕配合驱逐舰、鱼雷艇和西贝尔渡轮等，都可以战胜这个实力强大的对手。在这些行动中，海军和海岸炮兵的作用大约占六成，空军占四成。

我连续观察英国空军的行动达几个月之久，对此我可以总结一下我对局势的看法，并且这些见解直至9月也仍然适用：

1.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制空权毫无疑问仍在我们手中；

2.英国空军的日间轰炸因为损失惨重已被叫停；

3.他们的夜间轰炸最初是针对海岸附近兵力薄弱的目标，后来开始针对机场，但都效果不佳；

4.尽管我们为配合“海狮”行动而构建的高射炮防御体系尚未完工，但英国针对海峡沿岸各大港口的空袭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一点在德国海军的报告中也是如此；

5.英国针对德国城市的夜间空袭越来越频繁，但并没有造成大的物质损失，也没有带来什么恐慌。

如果登陆计划能够得以实施，只凭英国皇家空军当时的状况，是无法遂行它所承担的多样化任务的，包括空中侦察、反击空降和登陆部队、摧毁补给线、阻止德国护航舰队进入法国港口，以及为英国驱逐舰提供战斗机护航等。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上述任务已远远超出英国皇家空军的能力范围，更何况他们还要攻击有重兵把守的德国机场、海峡港口或海峡水域，打击空降部队，并且守卫本土、保护海上运输线等。这注定会为我们的战斗机、驱逐机和高射炮部队增添更多的战绩。至于轰炸机，我实在想不出这些英国近距离支援部队在规模和性能都有限的情况下，能带来多大的破坏，尤其是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以及港口高射炮部队共同构成了密不透风的防守体系。重型轰炸机的威胁则有所不同，迄今为止它们已多次攻击过德国腹地的目标，但即便如此，我们的高射炮和夜间战斗机部队也有能力把他们的行动约束在入侵区域内，损失也能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总之，这项任务可能会很困难，甚至无比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任何事业都存在风险，都需要经过周密计划、坚决执行和一些乐观主义精神。丘吉尔站在防守的角度已经充分达成了这些条件。但我想说，德国指挥官们也是如此。

* * *

对英空战的第二阶段是从1940年9月6日—1941年6月，也是登陆计划的终结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变成了遏制英国国内生产和补给进口，根本目的是延缓其装备生产，并开启全面的经济战。同时进行的还有“报复性空袭”。

从我们任务性质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即“海狮”行动已被宣判死刑，随之而去的还有被我们错过的有利战机。登陆行动从9月中旬开始被无限期推迟，直至1941年春也没有任何起色。

当希特勒下令对伦敦进行报复性空袭的时候，新的作战理念显然与登陆计划相冲突，因为轰炸的目标是从经济战的角度进行选取的。

我们所采取的空袭策略、机群实力配比和目标选取，都会根据天气状况、敌人防御实力和我方训练与装备情况进行调整。而德国空军司令部则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这虽非无稽之谈，但我们的力量没有得到集中，取得的效果也很不明显。我个人信奉“集中优势兵力”的理念，因此对于这些命令头疼不已。改变目标的做法迄今备受争议，但在1940年秋至1941年春的大环境下，我们也只能被迫接受。除了个别情况，我们都不得不执行上级强派下来的、不容改变的武断命令。很显然，我们应当根据目标的重要性进行选取，通过连续攻击把它们夷为平地，再密切观察是否有重建迹象，然后袭击工人、摧毁工地。但如果首要目的是经济战的话，那么可采用的办法就相当有限了。我们需要部署四引擎轰炸机，因为它们具有航程远、爬升能力强、速度快、载重大和火力强等特点，而且我们没有远程战斗机可以为深入敌方腹地的轰炸机编队护航。最后，我们最终还是得看天行动，但在这几个月中多变的天气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我们对某个目标进行有效攻击之后，会因为持续的大雾、下雨或阴天而无法实施后续攻击。如果能再次实施一次突然袭击，往往只需付出微小代价便能获得最佳成效。但如果英国能够快速做出反应，迅速部署战斗机、防空火力等防御力量，或在目标上空和攻击线路上提前集结战斗机群，那么我方损失很快就会超出可承受范围。此时为了避免因敌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而致德国空军于死地，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目标、时机或攻击手段。

在第一次针对伦敦的军事设施实施大规模空袭时，戈林也到现场进行了观摩。随后我们又接连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空袭和夜间空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戈林从他的作战总部中直接看到了这些行动，他对从天而降的空降部队和最后的空袭效果尤为赞叹。然后他亲自添油加醋地向全国人民大肆吹嘘了一番，这种炫耀对我个人及军人身份来说都是件无聊的事。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除了全身心的投入外，我们还需要一点运气。在鸡蛋孵出之前就数小鸡是错误的。例如在第二天我们就迎来了非常糟糕的天气，天就像没亮一样，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削弱了空袭效果。我们对伦敦的空袭贯穿整个9月，几乎每天都会出动不同类型的编队进行日间或夜间轰炸。这次和之后的空袭目标主要是大型军工厂，其次作为备选目标的有港口设施和各类装备工厂，都取得了大大小小的胜利。主要的目标城市除了伦敦这个战略、交通和贸易中心外，还包括南安普敦（Southampton）、朴次茅斯（Portsmouth）、利物浦、伯明翰、德比（Derby）、查塔姆等地区。空袭主要局限于英国南部地区，因为行动必须要有战斗机护航，但Me-109战斗机的航程非常有限。而使用Me-110双发驱逐机进行护航或单独使用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提议又被否决。Me-110速度太慢，并且机动性也很差，甚至它们本身也需要战斗机护航。在当时和之后，战斗机护航行动遇到了很多特殊的困难。浓密云层使得密集编队飞行变得非常困难，甚至都无法保持队形，而对此我们还没有相应的辅助仪器。在视线受阻的情况下，护航的战斗机群往往因为力有不逮而使轰炸机编队暴露在危险之中。与我们相反的是，天气状况不会给英国战斗机带来太多麻烦。因此在云层中我们采取的最好办法是把两三个能够协同战斗的飞行员编成小组飞行。

我们与第3空军司令部协商相互配合行动：对于不同的目标，我们可以同时攻击或交错攻击；对于共同的目标，我们则可以全天持续不断地进行攻击。我们的编队还包括携带炸弹的战斗机和驱逐机，这更让英国防空部队一时分不清状况。

同时，英国对德国平民的恐怖袭击也变得更加频繁，但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空军中将卡姆胡伯领导的夜间战斗机部队在敌机进攻路线上不断进行袭扰，并逐渐跻身成为德国纵深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墨索里尼（Mussolini）提出也要参加对英国的战斗，并派遣了一支航空大队过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心中也存在疑虑。德意两军合作的一大亮点，就是空军之间亲密的战斗友谊。虽然对意大利空军的情况没有定论，但我仍确信意大利的飞机不足以对抗英国的现代化战斗机，甚至连飓风战斗机都赢不了。意大利轰炸机不适合白天行动，但随后在执行夜间轰炸任务时，又发现他们在仪表飞行方面的训练十分欠缺，而且缺少相应的仪器设备。后来意大利编队参加了几次攻击赫尔港口设施的小规模行动，之后就回国了，这才让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他们的损失似乎远超过他们收获的战果。他们的指挥官福吉埃（Fougier）中将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一直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

英国防御力量的基础是火力强大的防空弹幕，但这并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核心其实一直是本土防御战斗机部队。意识到这一点后，除了继续使用轻型轰炸机编队进行空袭外，我向戈林建议了另一种使用重型轰炸机空袭的方法，我敢保证这样会以更少的兵力和代价获得更大的战果。

这标志着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要求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把全部的技术和胆识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并没有放弃使用重型轰炸机编队进行空袭的做法，但也逐渐从追求大规模轰炸效果转为对发电厂等核心工业目标进行定点空袭，以此遏制英国的生产力。实施各种行动自然需要非常周密的计划，有时我会亲自进行审核。每次都会设置一个至多个备选目标，以保证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能轰炸到某个重要目标。尽管空军小伙子们对这样的空袭很感兴趣，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这种见缝插针的攻击可能确实产生了袭扰的效果，但几乎不可能迟滞英国的生产。

不过，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因此我们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较小。后来，我们针对军事目标的大规模行动主要体现在不间断地空袭伦敦、重点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Manchester）、朴次茅斯和考文垂等港口和军备中心，以及各个空军基地等。同时开展的还有轻型轰炸机编队护航任务和集中布雷行动。

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无论是大规模集群行动还是个体行动，整体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冬天，所有重心都放在经济战上面，并在这项任务中越走越远，还能指望我们能有多大收获？如果需要我们对英国这个战争机器造成真正毁灭性的打击，就应该改变一下战术方针。因此在1940年11月，我们转而开始执行夜间空袭。

空军总司令亲自指挥第2和第3空军司令部的对英作战行动，并得到驻扎在挪威的由施通普夫指挥的第5空军司令部的配合。这种做法涵盖了海上攻击和夜间空袭等多种任务形式，也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空军将为这一战法孤注一掷的决心。任何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飞行员们有的耗光了最后一滴汽油才返回基地，有的驾驶着单引擎飞机横跨了长达几百英里的海面。很显然，我们要向这些在这天寒地冻的战场上冒着英国夜间战斗机的枪林弹雨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这些轰炸任务中，最基本的原则包括：（1）根据目标在英国战时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来进行选择；（2）大规模轰炸后继续实施骚扰空袭以阻滞清理工作；（3）不予攻击没有经过航空照相、精准地图和最新情报确定坐标和军事价值的目标；（4）向所有编队和独自执行任务的人员下达详细指令，并根据情况由各大队、司令部或空军总司令部进行审查；（5）精选轰炸机组人员预先飞越目标上空进行目标侦察和指示，这类似于后来英国著名的“探路者”中队。敌人的反击力量每周都在变强，而距离、导航和天气也给我们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但我们还是逐渐适应了所有这些变数。如果无线电设备工作正常，那就一切还好；如果设备出现故障，那么对于所有地面人员来说，引导返航轰炸机在狂风骤雨或浓雾中降落到合适的机场都将是一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他们会竭尽全力使用好每一个技术辅助手段，却无法确保每次都能成功。有时为了挽救飞行员会放弃飞机，这种时候机组成员往往选择跳伞，而飞机将以机腹着陆的方式降落在海岸沙滩或飞向德国中西部地区，甚至远至新勃兰登堡（Neubrandenburg）。有趣的是，曾有位飞行员在布鲁塞尔（Brussels）上空跳伞之前稳定好了机身，结果飞机又向前飞行了大约350英里，直到佩勒贝格（Perleberg）或施滕达尔（Stendal）附近才因燃油耗尽而坠毁。

那几周对于我们来说是段艰苦的日子，但对于陆军和海军来说，除了潜艇部队和一些轻型船只外，他们都得到了休整，为扑朔迷离的未来做着准备。德国空军不遗余力地打击英国本岛的生产能力，阻遏其重整军备。我们把重点放在港口和工业中心上，虽然目标繁杂众多，但我们总能做到有所侧重。

在整个这一阶段，天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们的作战行动没有中止过一天。我们的出动次数在8月和9月达到了顶峰，然后持续下降直到1940年12月，在1941年1月至4月间又再次上升，随后又大幅下降直至6月。根据行动报告和航空照片显示，战果相当丰硕。不过和盟军后来犯的错误一样，我们高估了轰炸所带来的效果。毫无疑问直接命中的部分被炸掉了，航空照片对此显示得很清楚，但即使是重型炸弹也不足以把整个区域摧毁。燃烧弹就要好一些，成千上万枚燃烧弹投放到广阔的目标区域，燃起的大火可以把遭到重型炸弹破坏但未被摧毁的目标烧个精光。

然而，防御与进攻总是并驾齐驱，就像人们连龙卷风都已不再畏惧。对方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动手参与支撑加固或清理废墟的劳动，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大量使用高爆炸药消灭全部有生力量的行为和持续反复攻击单个目标的行动同样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所有期盼摧毁英国战争潜力的念头似乎都只是一厢情愿。

事后证明，要想在战术上压制一个内部强大坚韧且有广泛深厚战争潜力的国家，需要连续数年夜以继日地实施猛烈攻击和恐怖袭击才可见效。像1940年轰炸考文垂那样的突出战绩是少有的特例。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前，我曾接受过关于考文垂空袭的讯问，这座城市的毁灭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我解释说，考文垂被称为英国的“小埃森市” ，我们在目标地图上精确标注了其所有军备工厂的位置。空袭的巨大胜利一方面要归因于其距离太近，我们的轰炸机可以在一个晚上往返2～3次；另一方面在于极其有利的天气条件、辅助导航的目标指示，以及对投弹瞄准器的应用。但即使是精确轰炸也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这在大规模袭击中是无法避免的情况，让人非常遗憾。大火和浓烟严重影响了我们瞄准的精确度，而在任何轰炸中都必然出现的弹片四散的情况在此时变得更加失控，并因此波及了本来绝不会成为目标的临近区域。作为一名军人发表反战言论可能会让人半信半疑，但绝不应该质疑他内心的真诚。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充满责任感并熟悉现代武器的军人完全理解整个战争所带来的危害。

我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德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国际法禁止实施空战，却最终被否决，所以对那些负责这次空战的人员进行指控是错误的。我要在这里重申，尽管德国空军总司令曾在个别战例中命令对平民实施恐怖袭击，但是这些命令都被各空军司令部做了更改，他们只对军事目标实施了攻击。我可以明确地指出，首批次针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的空袭是由英国皇家空军实施的，这一点也得到了英国战争历史学家们的证实。此外，德国统帅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报复性空袭，例如9月对伦敦的空袭。

在长远的政策中（这些政策甚至最初对我也是保密的），将会逐渐减少针对英国的空袭，而我则肯定要在即将开始的对苏作战中负责一个重要方向的空军司令部。我很荣幸，从那时起我在跨海峡作战行动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研究休整问题和天气变化，但是德国空军的重担并没有得到缓解，直到1941年5月之后才有了明显的松动。

在1940年12月24日、25日和26日3天以及新年前夜，我下令中止出动飞机对英国开展行动。我曾设想过对方也会有相同的举措，但是很遗憾我错了。我经常抱怨自己太过屈从于人性，这一点我无法完全原谅自己。虽然我是以反人类罪名被判处死刑，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些话，并无惧于任何反驳。

年末的时候我获得了几日的休假，这也是我在整个战争中唯一的一次休假，但是并没有享受到我所期待的放松，因为英国对我辖区内的德国城市持续实施了大规模空袭轰炸。我停止休假飞往荷兰，在那里与卡姆胡伯、法尔克（Falck）上校等夜间战斗机高级指挥官们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对于夜间战斗机联队，我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从基层开始进行重组改建，要不就干脆解散。我许诺会尽量满足更多的个人需求，但也坚持认为，一旦改革能够推行下去，必然会取得可观的成效。

事实的结果也是如此。此次会议之后，我便与夜间战斗机部队时刻保持着联系。他们的指挥官包括组织者卡姆胡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法尔克，还有众多一流的飞行员，如夏彦—威廷根施坦因亲王（Prince Sayn-Wittgenstein）中尉和后来成为我们夜间战斗机王牌飞行员的斯崔伯（Streib）上尉等。很快，这支部队就作为一支强大的防御力量而名声大震。我作为“夜间战斗机之父”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军务或私人的重要场合。同时，技术发展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地面雷达设施可以完美地显示敌机的来袭，而探照灯与雷达的配合也更加亲密无间。探照灯部队保障了我们在“亮夜之战”中大获全胜，而在飞机上装备雷达也使我们赢得了“暗夜之战”的胜利。这个大队成立后不久，英国夜间空袭飞机便开始更倾向于经跨海路线接近，这支新型防御部队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英国在1941年前对德国的空袭持续了数月之久，给空袭地区带来了人员伤亡和短暂混乱，但是实际效果不足为患。另外，即使敌人的损失巨大，他们也能够轻易地缓过气来。他们加紧了对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航空管制区内地面单位的夜间空袭，但这似乎也可以证明我们对英国的攻击非常有效。敌人的这些做法又一如既往地失败了。在天好的日子，英国人不敢实施任何日间轰炸行动，只会派遣一些战斗机巡逻，偶尔能赢得一些遭遇战的胜利。我们英勇的第1大队指挥官格劳尔特中将就是在这样一次战斗中身亡的。敌机越是避开德占区的上空，我们的防空炮兵们就越是紧张不安。在1940—1941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去奥斯特坎普的部队视察。当我的座机在一阵小雪中准备降落的时候，突然受到一阵2厘米防空炮火的“热烈欢迎”。我气得七窍生烟，随后他们向我解释称之前收到报告显示有一架英国轰炸机接近。我并不怎么相信这个解释，也不信任这些冒失的防御部队，肇事者都是些高射炮兵。无独有偶，1942年在突尼斯城附近，我驾驶的“白鹳”式侦察机也被意大利高射炮兵误以为是一架英国战斗机并向我开火。幸运的是，炮手们过高地估计了我的飞机速度上限。

这场空中战争，无论是在构思还是结果上，真的都是失败的吗？

西线地面战斗的快速结束，令德国统帅部始料不及。这已经是第二次凸现出他们的计划缺乏远见性。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既没有谋划下一步行动怎么做，又没有构思终极目标是什么。无论希特勒对待英国态度的背后究竟存在什么动机，我都很确信在那几个月中对不列颠岛实施攻击是种欠缺慎重考虑的行为。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了对英国的空战。这是一场让我们一无所获的战斗，反而暴露出我们毫无目标的异想天开，而这种空想无益于作战的实施和对胜利的追求，事实也是如此。在这其中隐含着一个无可争议的道理，即在很多情况下，结果确实与期待大相径庭。然而，考虑到德国空军当时的发展状况以及能够持续参加空战的飞机数量，尤其是要看到极端恶劣的天气环境，要说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是“失败”的，实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正如上文所做的阐释，从历史角度看，难以证明“海狮”行动的取消是因为德国空军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或是因为英国的防御体系坚不可摧。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英国持续不断地空袭轰炸就不会在“海狮”行动被取消之后还持续了9个月之久。事实上是因为“海狮”行动缺乏完整的规划，德国空军的行动只能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等待下一幕大戏——对苏战争的开启。对于我们的战绩，公平地看，应该说就算我们还没有达成目标，但我们已经确实非常接近了。这种说法不偏不倚，尤其是对那些对比过德英10个月空战与盟军对德国3年大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总之，在这场英国战役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都展现了他们最高水准的实力，互有胜负。 kTyzM7Ao8tVgML8EZvPQt3Gl2FfQmfyVyY6l2B4O+tLTF5hn3mJ42/O66p5sb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