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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战略集结了A、B、C三个集团军群，其中由A主攻（即由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在阿登高地进行突破）；1940年5月10日5点35分，开始进攻，在荷兰实施空降作战；5月11日夺取埃本埃马尔要塞；5月14日荷兰投降；5月17日—24日，德国装甲部队突破至海峡沿岸，发动阿图瓦、佛兰德斯和敦刻尔克包围战；5月28日比利时投降；6月4日，英国远征军完成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5日，B集团军群进攻塞纳河和马恩河下游地区；6月9日，A集团军群进攻埃纳河上游地区；6月10日意大利参战；6月14日，C集团军群进攻莱茵河上游前线；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16日贝当组建新的法国内阁；6月22日签署法德停战协定。
在空军的大力支援下，我们的集团军群曾在波兰的广阔战线上，摧枯拉朽般迅速击败了波兰军队。眼下在西线战场上，面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两大强国，我们能否战胜呢？陆军和空军已经在波兰战场上通过浴血奋战给出了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进步，这是我们的敌人望尘莫及的。我深信，经过战前的休整，这些经验教训已经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而我们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也得到了有效弥补。从西线列强在过去四个月的反应来看，他们的犹豫不决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懦弱无能。
当我接替费尔米中将的指挥位置后，我发现部队的战备情况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敌人方面仍然保持着静默，而我们已出动过相当多的侦察机，并多次执行打击运输船只的行动。
当时第2航空队的编制如下：
第2通信指挥部；
第122远程侦察机中队；
第4大队，指挥官凯勒（Keller）中将；
第8大队，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中将；
第9大队，指挥官寇勒尔（Coeler）中将（自1940年5月23日起）；
第1大队，指挥官格劳尔特（Grauert）中将（自1940年5月15日起）；
空降大队，指挥官斯图登特中将；
第1战斗机联队，指挥官奥斯特坎普（Osterkamp）将军；
第2高射炮军，指挥官德斯洛赫（Dessloch）中将；
第6航空管制区（明斯特），指挥官施密特（Schmidt）中将；
第10航空管制区（汉堡），指挥官沃尔夫（Wolff）中将。
第2航空队的任务是支援配合冯·博克将军的B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下辖冯·屈希勒尔（von Küchler）将军指挥的第18集团军和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同时航空队还负责配合卡尔斯（Carls）上将指挥的海军北方司令部。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主要忙于交接工作并派出飞机收集信息。我第一次拜访集团军群总部，是因为我感觉彼此之间的交流过于松散，不符合我的习惯。冯·博克对于我接替费尔米的职务感到很惊讶，但是也为我们能够再次并肩战斗表示由衷的高兴。作战计划在2月中旬实际下达，尽管我们认为计划很可能还会再有修改，但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我向冯·博克重申了第2航空队的编制结构和任务要求，告诉他我们状态良好，不会让他失望。我提出了两个细节问题：（1）在进攻的第三天，第18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必须要配合斯图登特部在鹿特丹（Rotterdam）城内或附近地区的空降行动；（2）在运输机牵引滑翔机编队空降到阿尔贝特运河（Albert Canal）上之后，陆军先头部队要能够紧密衔接，因为空降部队兵力有限，在夺取桥梁之后难以守住。
冯·博克表示他并不能完全确保鹿特丹战斗会严格按照计划推进，但是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空降部队的命运以及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全都依赖于他的装甲部队能否准时到达。他向我承诺，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出最大努力。我也向他保证将从空中全力配合他的行动，以减轻他履行承诺时的难度。为了避免与第18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失去联系，他们的左翼部队需要向前推进。而第6集团军的一部分任务是需要配合左侧的冯·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进攻法国的主攻行动。
我发现第8航空大队总部与第6集团军和赫普纳（Hoepner）装甲军之间关系密切，这一印象在后来对第6集团军军部的拜访中也得到了确认。第6集团军的参谋长是保卢斯（Paulus）将军，他后来在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战役中名震一时。我对他的印象尤其良好，因为他头脑冷静，对于即将到来的较量能够做出清醒的判断。由他来配合喜怒无常的冯·赖歇瑙，至少不会出什么岔子。
第4航空大队的定位是配合攻坚战的要求，执行远程作战任务；支援远程空降部队，压制敌方机场的地面力量；以及观察和应对敌军在后方区域的调动等。
第9航空大队仍在组建之中，正在接受航空布雷的训练。计划将于1940年4月底或5月初参加作战行动。
第122远程侦察机中队已经在海上多次派出侦察架次执行任务，这是一支优秀的队伍，战绩突出。我们对于它的任何损失虽然可以接受，但是非常令人遗憾。
空降大队下辖第7航空师、第22步兵师、航空运输编队、滑翔机编队等。我在它的总部发现了一份由希特勒草拟的详细战斗和战术方案。斯图登特中将在科赫（Koch）上尉、维茨莱本（Witzleben）中尉以及其他幕僚的大力协助下，已经着手开展细致谨慎又富有想象的准备工作，以完成这些艰巨的技术和战术安排。我个人对于空降作战缺乏经验，我会首先进行大量的学习，然后才大胆提出我的建议。而至于战术问题，我想我还是能够插嘴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第22步兵师的少将师长冯·施波内克伯爵（Count von Sponeck）是一个观察敏锐、精力充沛、处世灵活的人，他对航空问题也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冯·施波内克伯爵后来在克里米亚（Crimea）战役中因不服从命令而撤退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被枪杀于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据我所知是希姆莱（Himmler）或希特勒草率下达的命令，然后仓促执行的。
奥斯特坎普将军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雄鹰”。他的任务是指挥他的战斗机群为陆军提供近距离支援，并对执行空降任务的容克斯飞机在飞行中和空降后提供保护。这对飞行技巧、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战术素养都有很高的要求，对我来说又是个全新的领域。
第2高射炮军因为组建匆忙，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德斯洛赫将军曾经在骑兵部队和空军服役，对于陆地战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带好这支部队。然而，将高射炮兵混编至行进纵队时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没有指挥官喜欢自己的队伍被分割打散，又没有人想走在高射炮部队的后面，但是所有人又希望在关键时刻高射炮部队能够挺身而出。对于这个问题，我只好亲自出手干预，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案，但多少算是一个败笔。
在走马观花地视察了各个部队总部之后，我便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在2月至5月初的几周内，我一直忙于在地面或空中组织参谋会议、修改完善计划或开展作战预演等事务。我们还决定投入巨资对He-111（第4轰炸机联队）和Ju-88（第30轰炸机联队）进行更新换代。所有人员和编队都在为首次作战行动进行着艰苦训练，并与陆军完成了最后的磨合。1940年5月8日，我在空降大队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部署会，并解答了所有的问题，与会者是所有独立部队的指挥官。对我而言，通信部署显得有些过于烦琐，尤其是因为斯图登特不愿意第22步兵师过于独立地行动。这次行动的指挥掣肘很多，因为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插手。例如摧毁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的装甲炮台，就是用希特勒独创的“空心装药炸弹”。他们还赋予了斯图登特很多特权，而斯图登特也没有客气。而且行动一开始，空军司令部作为空中行动唯一的中枢指挥部门，当然也要全程参与进来。
如上所述，斯图登特想要在前线亲自指挥这场战役。如果最初就由他在后面的作战总部进行调兵遣将，然后由他来接手整个战场指挥权，这可能是个好主意，因为两支空降师可以方便地从统一的前线总部那里接受指令。当然第7航空师可能需要充实自己的作战队伍，但这也并非不可能解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让我苦恼的事情。尽管Ju-52飞机也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它们作为运输机已经严重落伍了，例如它们没有防弹油箱，而且它们更多作为临时任务机型，在装甲和航程方面也非常不足。前往空降区的这几个小时要求精确到分钟，几百英里的飞行也要求战斗机持续提供护航。而Me-109的航程太短，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最终奥斯特坎普和他优秀的飞行员们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
另外，我们在方案中设计了对荷兰各处机场的轰炸将与空降行动同步进行，但在实践中发现难度很大。最要命的是，在5月9日晚上，空军总司令突然像发精神病似的下达命令，为了防止敌方舰船意外靠近，要求两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在荷兰沿海上空执行任务。命令到达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场，而我的作战参谋长虽然担心这条命令可能会影响我们空降行动的准时实施，但是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
最初的行动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我一直等到首批捷报传来之后才舒了一口气，包括夺取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占领埃本埃马尔要塞，对位于穆尔代克（Mordijk）的马斯河（Maas）大桥和对鹿特丹机场两地的准时空降，并最终实现多军种联合占领等。
各种报告接连不断地涌来，例如Ju-52编队对在海牙南部海岸的空降行动发来了几个含糊不清的报告，某空中运输机联队的联队长口头报告称，在鹿特丹到海牙的公路上降落后遇到了来自敌人从空中和地面的进攻，以及在鹿特丹机场附近的空降行动遭遇了激烈战斗并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和人员等，这些消息让空军总司令和我都无法了解到全部情况。后来我的作战参谋长派出了一架侦察机收集情报，这才让我们对鹿特丹的战事做到了心里有数。空降大队的消息来得很迟，他们一直在频繁地使用无线电呼叫支援，但是没有向我们报告第22步兵师的情况。
目前由空中侦察了解到的现实问题是对海牙机场的攻占行动失败了。在5月13日早晨，斯图登特持续在呼叫轰炸机支援，要求轰炸在鹿特丹市内的敌人坚固据点和各个伞兵部队在控制桥梁前遇到的敌人火力位置。经过研究讨论，支援飞机于14点出动并成功完成任务。1940年5月14日，德国乘胜占领荷兰。
荷兰人对此义愤填膺，在战后对空军元帅和我本人都提出了许多指控，在纽伦堡法庭上反复陈述，激烈程度堪比我们的战场行动。在轰炸机起飞之前，戈林和我在电话中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讨论如果要按照请求实施攻击，该怎样执行。最后我反复告诫轰炸机联队指挥官要特别留意战场上设置的灯光和信号，时刻与空降大队保持无线电联系。然而在斯图登特早晨呼叫支援后，我们的无线通信就被切断了，以致空军司令部无法继续获取鹿特丹周边的战况消息，这让我们焦虑不安。而且这还可能增加我们的轰炸机把炸弹投到自己军队头上的风险。我们和集团军群司令部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斯图登特已经开始与荷兰方面进行谈判，也不知道他已严重受伤，目前由装甲军指挥官施密特将军代为指挥。我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老兵，既做过炮手也做过飞行员，在战斗最为紧要的时候出现通信中断，这种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此我对联队指挥官的提前告诫，也许能成功避免第2轰炸机中队对城市进行轰炸。
这名联队指挥官对这次行动的报告如下：
当时我从普茨（Putzier）少将那里接到任务后，率领第54轰炸机中队支援斯图登特将军在鹿特丹外围的部队，并消灭市内指定区域的荷兰军队。敌军正利用马斯河上的桥梁进行纵向射击，阻遏了斯图登特的部队向前推进。为此，我把轰炸目标的位置都标注在地图上。
在临近起飞的时候，我从空军司令部收到一条消息，称斯图登特已经呼吁鹿特丹守军投降，如果鹿特丹在我们进攻途中就宣布投降，我们必须更换攻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将在市外的马斯河中小岛上发射红色信号弹作为信号通知。为了顺利执行任务，联队被平均分为两支机群。因为城市上空的浓烟让可见度变得很低，而我们又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攻击地图上标注的那些目标，所以尽管敌人有防空部队，我们还是选择在2000英尺的低空进行攻击。我负责领导右翼机群，因为没有看到马斯河中小岛上有任何红色信号通知，所以决定执行轰炸。
炸弹极其精准地落在目标区域。防空火力在第一波炸弹投放之后就几乎完全停止了。联队指挥官赫内（Höhne）负责领导左翼机群，他注意到了岛上的红色信号弹，于是改变航向去攻击第二目标。
当我向普茨将军电话报告空降行动的时候，他问我是否看到了马斯河中小岛上的红色信号弹。我报告称右翼机群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左翼机群看到了几个。然后我问他鹿特丹是否攻陷了。他说与斯图登特中将的通信再次被中断了，显然城市还没有攻陷，联队还需要立即起飞继续执行同样的任务。
联队第二次起飞，但在途中就收到无线电指示被召回，因为鹿特丹已经陷落。总而言之，我把这次任务定性为一次战术行动，也就是运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考虑到这次事件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我认为从客观角度对它进行描述可能更合适，尽管它与我所设想的存在差异。在国际法方面，我想补充一点，根据我在鹿特丹对空降人员的个人询问，对于城市守军的轰炸并不违反《日内瓦公约》，这与炮火支援是一样的，都在战术容许范围内。炸弹准确命中了目标。后来出现的破坏主要是因为油料而引发的大火。而在战斗的间歇时间内，那场大火本来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有意思的是，第7空降师在西线战役开始的时候尚未完成所有训练，因此只有部分空降部队可以参加战斗。最终参加空降作战行动的部队由4500名空降兵组成，其中4000人空降在荷兰，500人驾驶滑翔机降落在埃本埃马尔要塞附近，其他部队则通过容克斯飞机和水上飞机到达。
5月13日中午，第8航空大队被调至第3航空队（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集团军群），以支援克莱斯特（Kleist）的装甲部队渡过马斯河。仍然留在第2航空队的部队主要是第4航空大队和第2高射炮军，它们还要负责向第6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在通过运河流域的艰苦战斗中提供增援，遏制法国坦克部队的进攻势头，并支援我军与英国远征军在鲁汶（Löwen）和阿拉斯（Arras）的战斗。这些行动严重消耗了我们的人员和装备，把我们的实力大幅降低到原来的三成至五成。各个编队都被调至靠近前线的机场，但这并没有大幅提升每日的飞行架次，因为人员和装备的损失折抵了这部分效果。
在比利时军队投降之后，出于对所有飞行编队的考虑，我希望英国远征军也能尽快步其后尘。因为装甲部队与空军之间的卓越配合效果，我相信凭借德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及其机动部队的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数日之功。
尤为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司令部居然接到命令，要在没有陆军配合的情况下全歼剩余的英国远征军。这难道是对我最近一系列胜利的奖赏？空军总司令肯定已经充分注意到，最近三周内我的空军部队昼夜不停地执行任务，现在已是强弩之末，更何况这项任务即使交给生力军也难以完成。我明确地把这一观点报告给戈林，告诉他即使得到第8航空大队的增援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耶顺内克中将告诉我他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戈林不知何故已亲自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可以扫清英国军队。可以理解，希特勒的头脑中思考着太多的作战行动，所以同意了戈林这个不切实际的建议。戈林难辞其咎。我向戈林指出，现代化喷火战斗机已经出现，这将使我们的空战行动变得更加艰难，代价也会更大。最终也正是喷火战斗机保障了英法军队撤过海峡。
然而我的疑虑并没有改变这一任务部署。这种拒绝体现的是一种愚蠢的倔强，还是内心的软弱呢？我们那些损失惨重的编队得到了部分增援，大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任务，甚至凯勒中将也亲自带领他的联队参加了战斗。所有的编队都疲惫不堪，但每天出动的飞行架次比以往多得多。结果，喷火战斗机也开始不断加剧我们的损失。糟糕的天气使得飞行充满风险，甚至导致我们自己都无法坚持胜利的信念。海面上漂浮的残骸碎片、沙滩上散落的装备物资和来自返航战斗机、攻击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第一手报告，都会让人对我们飞行员的尽心竭力以及对英国人的超常努力、聪明才智和勇敢无畏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在1940年的时候并不知道逃出生天的英法联军总数能达到今天所说的30万人之众。我们当时认为能有10万人就算不错了。希特勒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也许有其他的考虑，例如地形复杂或长途奔袭的坦克需要维修等，但是无论原因是什么，这个决定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其使得英国有能力重组武装部队。
从1940年5月10日至6月4日，战争推到海峡沿岸只用了三个多星期，消灭了荷兰和比利时以及英国远征军，进展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对陆军空前的支援行动中损失了近450架飞机，但在空中和地面上共摧毁了3000多架敌机，击沉击伤相当数量的敌方军舰，并击沉50余艘、击伤100余艘商船和小型船只。
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5月29日，攻陷里尔前夕，元首在康布雷（Cambrai）机场控制室里召集右线各支部队的总司令，向他们传达下一步意图。首先，将军们对于过去数周的作战行动进行了简短总结，希特勒特意向全体官兵表达了他的谢意。他用词慎重而且严肃，提到了他很担心法国的主力部队可能会从侧面发起猛攻，因此要求我们对机械化部队迅速进行重整。他对当前形势的总结是冷静理智的，警告大家不要过于乐观，并非常细致地指明了时间和地点。我们最终怀着轻松的心情离开，感觉他对下一步作战行动已经做了仔细的思考并注意到了所有困难。根据我们对法国的作战经验以及我方战绩，我们并没有把这些困难太放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入侵英国的事。
随着敦刻尔克（Dunkirk）战役落下帷幕，一系列的重整计划开始在南方展开，在此期间空军司令部不断接到支援请求，而那些行动进一步消耗了我们的有生力量。我们最初的任务是为B集团军群在索姆河（Somme）和塞纳河（Seine）下游地区提供战术空中支援，并为部队调动提供掩护。冯·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从北方机动至海峡沿岸，再掉头向南和东南方向，驶向索姆河和埃纳河（Aisne）流域。任何一个能像我这样从空中和地面都观察到这一壮观场面的人，都会抑制不住地为德国陆军司令部的机动能力和德军的训练水平而感到骄傲。不过，能够在白天顺畅无阻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动，则要完全归功于我们所掌控的空中优势。
在索姆河北岸的先头部队总部，我看到了第4集团军和霍特（Hoth）装甲集群在突进作战中摧枯拉朽的胜利，也目睹了第16和第14装甲军在亚眠（Amiens）和佩罗讷（Péronne）的艰苦战斗，然后它们将再次重整，编入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同时，我们的飞行员集中攻击了公路和铁路上的法国部队，不断摧毁桥梁，极大加速了法军在战场上的溃败继而宣布投降。在这些高空或低空的战斗中，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们都尽力只攻击军事单位，但仍有平民因为混入军队之中而被击中，这永远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回忆。
我们同时还承担着其他重要任务，即使是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也要升空。在占领海峡沿岸后，我们频繁出动，成功摧毁了在港口中聚集或沿着海岸线向南部署的英法舰船，沉重打击了英国在海上的运输线。在1940年6月5日之后的20天内，我们共击沉2艘轻型军舰和大约30万吨各型商船，重伤4艘军舰和25艘商船。在针对铁路运输线和火车站的攻击行动中也取得了类似的战果，例如在布列塔尼（Brittany）地区的雷恩（Rennes）及附近区域，一天之内就击毁了30列火车。在1940年6月3日一次大规模突袭巴黎空军基地的行动中，100多架法国飞机被击落，并且三四倍于此的飞机则被摧毁在地面上。这一次行动充分展现了我们精心设计的战术方案——首先通过多次改变航向误导对方，然后低空接近，再分别展开高空、低空攻击和俯冲轰炸。
我们的作战行动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直接导致了法军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崩溃。1940年6月22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战争在事实上结束了。当我听说某些部队开始遣散复员的时候，我对希特勒现在就结束战争的期待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行动依据既来自政治远见，也包括对英国人的一种私人情感，后一点是我个人注意到的，而且在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我记得在1943年与希特勒的一次会晤中，当我评价到英国人的军事胜利时，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当然，他们也是日耳曼民族。”
尽管我们对于投降协定喜出望外，但是也没有忘记审时度势。我们执行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在波兰战役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也已经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并成效显著。最后的胜利证明了战争计划是正确的，它在落实方面符合最初的设想。B集团军群和第2航空队的密切配合已成为经典范例，同样经典的还有我们在重整和集结过程中的战术机动。空军在近、远程编队和高射炮部队的组织结构方面也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集中优势空中力量进攻一点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