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休战期
（1939年冬至1940年）

继续驻守波兰北部；重组国内防御；调任西线第2航空队司令。

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到，作为第1航空队司令，我其实并不知晓西线的战略集结，也不知道希特勒的作战计划。我正忙于把我的各支编队分开部署在我原来的辖区和西线几个空军司令部的辖区——第2航空队驻在不伦瑞克（Brunswick），第3航空队驻在慕尼黑。首先要做的是让他们得到休整和补给。当时我对国内制订计划时的犹豫不决以及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无所知，这些都是我在战后才听说的。这种绝对保密的做法源自希特勒的独断专行。对此可能有正反两种看法，但在我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各级指挥官都被迫把精力放在自己负责的单一事务上。依我对军事史的研究，同事之间的意见、担忧、建议和批评会对高级指挥官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曾让我颇感震惊。在我看来，视野过宽会影响思维的深度。能够不受其他前线战事的影响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那些问题只会让我分心。我对那些听从我的建议并恪尽职守的官兵深表敬意。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夸大其词，而不幸的是，在整个“二战”期间，这种所谓的夸大实在是太普遍了，并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期间，我很高兴不需要关心西线战事。我为处理辖区内的各种紧急军务忙得不可开交。现在的版图已经包括了波兰北部，这就意味着近年曾部署在东部边境省份的空军基地必须要向东移至波兰境内，并要对原有的波兰设施进行改造和扩建。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比内克（Bieneck）将军，他曾是“一战”中的老飞行员，现任波兹南（Posen）管制区指挥官。在我多次飞越波兰的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各地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截至1939年底已建成了首批飞行员训练学校、托伦（Thorn）轰炸机学校和华沙飞机修理所等。在波兰增设各种培训机构有助于缓解德国的空间压力。随着德国空军强大编队的进驻，该区域内的空袭防御网也得以全方位覆盖，这反过来也维护了波兰国内的安全稳定。

在我先前的空军司令部辖区内，空袭防御建设现已成为重中之重，因为来自英国和法国敌机的空袭迟早将变成心腹大患。首当其冲的是柏林、包括马格德堡（Magdeburg）和莱比锡在内的德国中部工业区、布雷斯劳（Breslau）及其周边煤矿区，以及各大港口，尤其是汉堡（Hamburg）和斯德丁。此时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是东普鲁士的港口和捷克的工业区。

按照我的习惯，我喜欢亲临现场检查所有问题。在我看来，很多空袭防御就像飞机预报演习，而很多高射炮防空演习则像是火力控制练习。我在节庆期间对各个单位进行了突击检查，对辖区内防御状况的总体印象是，我确信我们已不再是乳臭未干的新手，但是还需要时间提高，随着空中打击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防御也必须实现进一步发展。

在1939年最后一个季度，耶顺内克第一次向我提出，他打算重建德国本土防御体系。他渴望整合国内所有的防空和空袭防御兵种并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我们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其中所有的优点和缺点。这个新设想非常好，并且也可能是利用最少资源而实现最大防御的唯一方法。日后担任帝国空军参谋长的施通普夫将军和高射炮作战专家魏泽（Weise）都支持我们的建议。戈林也表示同意，并做出指示。尽管他更擅长利用下属为他办事，但他偶尔也会在灯红酒绿之余支持一下对德国空军颇有益处的建议。例如，对高射炮部队进行扩编，组建高射炮师和高射炮军，就是戈林的个人想法，而且在实践中颇见成效。然而，高射炮部队仍然隶属于各空军司令部，受空军总司令指挥，这种安排在本质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会危及统一指挥原则，除非空军甘愿充当副手。

在1940年1月12日，我作为柏林空军总司令，像往年一样向帝国元帅表达我们的生日祝福。在随后举行的午宴上，帝国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悉数出席，我很高兴有这样的场合可以阐释空军的一系列问题。两天前曾有人私下传言戈林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但没有人知道原因。当得知我与戈林的会晤被提前一个小时，我猜想可能会与这件倒霉事有关。结果我猜对了。我在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再见过戈林如此沮丧，这也体现出他的一些性格问题。不过他的这次情绪消沉事出有因。原来是一个空军中尉在比利时实施了迫降，而机上有名乘员携带着我们的一份作战计划草案。那么多人中偏偏出事的是个空军人员，即使戈林的神经再粗大，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个事件带来的危害难以估量，而且目前还没有获得明确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究竟烧掉了多少内容，又有多少内容被比利时总参谋部得到，并最终落入英法两国手中。

空军中将文宁格（Wenninger）曾任驻伦敦（London）空军武官，是我们空军在比荷卢经济联盟的代表官员。他在我之后赶到，但也没有带来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当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等待那两个倒霉蛋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此时此刻，就像在第一次战争中一样，运气还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简单来说，就是敌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泄密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很快对整个计划进行了修改。

但最开始我还必须接受针对所有空军指挥官的一顿痛骂。戈林一直在思考第2航空队中是否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他把原指挥官费尔米（Felmy）中将和参谋长卡姆胡伯（Kammhuber）都发配至荒原，又把我们其他人都狠狠训斥了一番，并布置了额外的任务。到我的时候，他咆哮着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词语了）“你来接手第2航空队”，停顿了一下，“因为我没有其他人可用了”。

虽然他谈不上友善，但至少还算坦诚！

会晤之后便开始午宴，其间，我给继任第1航空队指挥官的斯通普夫简单介绍了一下那里的情况。

对我来说，两次战争之间的平静就此结束。次日早晨，也就是1940年1月13日，我和我的飞行员策尔曼开着我的Ju-52，冒着严寒飞往了明斯特（Münster）。在那里，第2航空队已经在宏伟的空军通信部队营地里建立了作战总指挥部。我原来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也随我一同前往。 FymZsgW7WgJw5rkEcirOiPvi9L+PGO0xJsjOuggyE/VD36KFsqAb5LE+ePhVcE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