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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4点45分，两个集团军群从南北方向同时发起攻击；9月5日渡过维斯瓦河；9月16日包围华沙；9月17日攻陷布列斯特，苏联出兵介入；9月27日，华沙投降；10月1日波兰最后守军投降，波兰战役结束。
1939年8月25日下午晚些时候，我在科沃布热格（Kolberg）机场的控制室给空军上校和中校们开会。之前希特勒已下令入侵波兰。这时我的作战局长进来说希特勒再一次更改了主意。入侵行动取消了。
听到事情有了转机，我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由衷地希望这场曾似乎注定爆发的战争最终得以避免。怀着轻松的心情，我钻进我的飞机驾驶舱，迎着夕阳飞向我的作战指挥部，它位于斯德丁（Stettin，今什切青）附近的亨宁斯霍尔姆（Henningsholm）。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两天前，23日那天希特勒在贝格海姆（Bergheim）召见三军所有的总司令或总指挥官及其参谋长，并且没有提前发放会议议程。在召见之前，帝国元帅先和我们在党卫军军营内开了个会，他再次向我们询问了针对波兰的空战准备情况，并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戈林和我们谈论了一个小时，也没有谈及任何要孤注一掷动用军队的决定。当然，我们知道他仍在想尽一切办法来维系和平。
后续与希特勒的会晤是在接待大厅，从那里可以观赏到壮丽的山景，如此之近似乎触手可及。他沉着冷静地向我们发表了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长篇演讲，里面的细节在这里无须赘言，因为其中的内容已在纽伦堡公之于众了。我很高兴在其中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最终决裂的话语，但按照希特勒的表述，这种事似乎非常有可能发生。有两件事让我非常担心，首先是与波兰战役的后果。英国可能会把我们用武力解决德波冲突当作一种无法容忍的冒犯，任何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计算都纯粹是乐观主义在作祟。因此戈林一直坚持致力于维系和平。其次我更大的担心还在于苏联的态度。尽管我认为，即使不做准备，德国空军和国防军都比波兰军队强大，但是德国的武装力量还无法与苏联的军事实力相抗衡。我对此忧心忡忡，但希特勒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对我们说，苏联会保持中立，而且两国已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这才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当天晚上我思绪重重地飞回了柏林。我又重新回忆起“一战”爆发前的那几天，虽然我当时位卑人轻，战争的阴影只对我个人产生影响，但是我迟疑和紧张的状态与现在一般无二。
对于我们空军来说，战争就意味着空中作战。但是除了在西班牙获得的部分经验外，我们并无其他实践经验。我们充分发挥智慧来更新空战基础原理和战略战术适用规则，并牢牢掌握住它们。当时对于空战并没有国际规定可循。希特勒试图完全禁止空战，或者控制在单纯的军事目标上，结果都在国际会议中被否决。但是我们整合了我们自己的空军条例，我当时作为总参谋长也深入参与了它们的制定出台。其中规定的那些道德原则是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必须要尊重的，包括仅限于攻击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对于这些目标的界定，只有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后才可以扩大外延——而对于平民和处于不设防城市（open town）中的目标是禁止攻击的。
我们曾设想过使用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支援，但对于空降作战或单一伞兵作战还没有预想过。我与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von Bock）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作为一名曾经的陆军军官，我非常理解陆军的需求和担忧，因此经过简短的会谈就可以和他完全达成一致。我并不是冯·博克的下属，但是我愿意服从他所有关于地面战术方面的命令。我和他在西线和苏联都曾保持着密切合作。我们之间的观点也会出现分歧，这在所有战争中都不可避免地偶尔出现，但是因为我们彼此坦诚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共同致力于做到最好，这让我们仅仅需要在电话中说几句话就可以取得一致意见。即使有时空军方面优势明显，我也会想方设法照顾到陆军方面。博克和我都知道我们可以互相信赖，而且我们的参谋长也堪称副手的典范，他们分别是陆军的冯·扎尔穆特（von Salmuth）和空军的斯派达尔。戈林作为空军总司令，与我的合作也很融洽。对于空军中将耶顺内克（Jeschonnek），我知道他是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和指挥才能的将才，他了解他的军官和士兵，能够在与戈林和希特勒打交道的时候沉着固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最后我决定和所有参谋及下属官兵们都谈一谈，他们有的平时在我的单位，后来已转隶至其他的空军司令部。与他们的谈话让我确信，大家已经做好了所有能做的准备，能够确保在快速猛烈的攻击中获取胜利。气氛非常肃穆但大家信心十足。他们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一支强大好战又训练有素的敌人，而且按照1939年的标准来看，他们也称得上装备精良。
波兰空军的战斗机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值得我们重视，但他们的轰炸机则落后很多。德波战斗机之比约为500:250，而且德国拥有Me-109和Me-110战斗机。我们建议首先猛烈攻击敌方地面设施（如机场和停机坪）。这样也有助于防止波兰轰炸机对我后方基地进行破坏性袭击。德国空军目前还没有能力摧毁波兰的兵工厂，但是包括位于华沙的部分机场设施都可以作为轰炸空袭的目标。我们计划把这些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如果这场战争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迅速结束，波兰的生产能力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另外，如果我们能在一开始就通过猛烈的攻击瘫痪波兰统帅部及其通信机构，如中央无线电发射站，那么将可以直接决定战局。最后，对于那些能够快速反击的波兰部队，我们将给予坚决打击，如果可能的话，战场将是在他们的兵营里。
战术空中侦察任务由第1航空队和陆军总部联合指挥的侦察机编队执行，目的是深入维斯瓦河（Vistula）沿线背后，提供敌方在后方范围内的实时调动照片。轰炸机编队也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即配合海军袭击海尔半岛（Hel Peninsula），准备登陆作战。
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在全国范围内配备了大约1万门轻重型防空炮，隶属于航空管制区指挥部，集中保护空军的重点战术设施，如机场、连接东西的铁路系统以及中部各大重要工厂。至于协同陆军部队的防空团、大型跨单位混合编队等特定部队，在当时还没有组建。总之，我们的编队部署还远不足以适应面临的任务要求。
要改善这样的局面，只能通过制定富有弹性的方针以及发挥个体编队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第一天的行动效果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航空照片显示，波兰空军遭受重创，全国总动员被遏止。目前已经开始对目标毁伤效果进行观测，对敌人后方区域的不定期空袭骚扰也着手开展。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还执行了对陆军进行支援以及阻碍敌方战略集结和部队调动等紧急任务，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波兰军队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尽管他们的指挥和通信已陷入混乱，但仍能对我们的主攻部队进行有效打击。这可以归功于波兰最高统帅部，也可以归咎于我们自己。德军在图切勒荒原（Tucheler Heath）战役中、在布楚拉（Bzura）战役面对波军的突破攻势时，以及在华沙附近的战斗中都遇到了一些危机，但最终都通过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密切配合克服了，其中空军部队投入了几乎所有的近距支援飞机和轰炸机，进行了不顾一切的集中打击。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是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驱逐机，一天之内多次出动已成为家常便饭。
在我负责的战斗区域中，波军几乎所有的作战行动都要经过华沙。我们也制定了相应对策，例如摧毁对方首都的交通枢纽。为了避免毁掉整座城市，我下令所有针对市内桥梁和火车站场的轰炸任务只能由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在战斗机和驱逐机的掩护下来执行。飞机投放了大量1000千克的炸弹，针对铁路枢纽的轰炸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那些建造坚固的桥梁却能够承受住此类1000千克炸弹的轰炸，这也显示了空袭作战的局限性。我们直到战争后期才吸取了这个教训。
在那几个星期中，我本人也频繁飞行在波兰战场的上空，也曾多次飞过受到战斗机和高射炮严密保护的华沙城。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空军小伙子们都严格遵守了命令，尽量把空袭范围限定在重点军事目标上。当然由于散布规律，轰炸仍不可避免地波及了目标附近的一些民房。我经常在俯冲轰炸机中队空袭华沙返航后探望他们，点评他们的表现并检查飞机遭受防空炮火的毁损情况。其中有些飞机能够回来简直是个奇迹，有的机身上布满了弹孔，有的双翼都折断了，有的机底脱落，有的机身上开了个大洞，甚至有的控制装置仅剩几根细线吊着。非常感激寇本堡（Koppenberg）博士和他的工程师们，他们制造的如Ju-87等飞机直到1945年在苏联战场上仍堪大用。
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再次集中兵力进攻华沙。在祖克尔托特（Zuckertort）将军的重炮部队的配合下，空军司令部努力摧毁了所有抵抗，以图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协同作战，在几天内便达到了预期目标。9月27日，空军司令部的任务主要是攻击炮兵射程之外的目标或火炮毁伤效果不好的目标。联军指挥官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理所当然地为此感到骄傲。1939年10月6日在一次总结会议上，希特勒称炮兵部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我必须代表空军指出，波兰战俘对于俯冲轰炸机的恐惧已深入骨髓，而且华沙城内的大量目标都是在空袭中被摧毁的，这些都可以证明空军在这场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后期巡视城市中更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一点。
在华沙城投降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可以简单窥探希特勒的心理。他曾下令野战厨房车准备伙食，在停机坪上开饭。而布拉斯科维茨则认为在这样的时机应该举办一次大型宴会，于是就额外多搬了一些桌子和长凳摆放到机库里，桌子上还铺了纸桌布并装点了鲜花。结果希特勒大发雷霆。他斥责冯·布拉斯科维茨在试图让他改变主意，然后没有吃饭就离开了华沙，带着他的副官飞回了柏林。事后证明，从那以后布拉斯科维茨便失去了信任。
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在战争结束时的介入毫无必要，更不用说随后就发生了苏联战斗机向我部所属飞机开火的军事摩擦。要是单纯体谅苏联人而忍气吞声，我们本已难以做到，而更让我们恼怒的是，苏联人几乎毫无诚意，他们甚至向我们隐瞒至关重要的天气预报。在这次联合作战中，这便是两国临时组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经过几周的战争，波兰人已经彻底失败，整个国家都已陷落并处于军事管制之中。这场战争证明了，至少在空中战略方面我们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的数次危机和失败也显示了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大的提升才能在将来战胜更加强大的敌人。
陆军部队时刻需要来自空中的支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加密切的配合以及执行更多近距支援任务，尤其是对于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驱逐机编队而言。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轰炸机，并由此对生产数量和训练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体来说，所有新型飞机，如He-126、Do-17、Me-110、Ju-87、He-111、Ju-88、Do-18、He-115、Ar-196（后3种为水上飞机）等，都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但是，即使速度最快的飞机也还是显得太慢了，有效射程和武器配备也不够多，装弹数量也太少，这些都向技术人员们提出了更新更迫切的要求。
高射炮部队获得的表现机会不多，但是它们参加了协防炮兵部队的作战行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并在地面战斗中获得了一致认可。随着受重视程度的提高，现在要对它们进行扩编，还要把它们混编进更大规模的部队中进行协同作战。
在帝国总理府邸（Reichs Chancellery），我和其他几位部队总司令一起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由希特勒亲自颁发。我认为这是对第1航空队所有空地人员的卓越表现进行的褒奖。我想我可以不带任何夸大或贬损地说，对于陆军和海军的行动，如果没有空军作战，就无法实施闪电战，而且我们的伤亡将数以倍计地增加。我也可以用名誉担保，就我所见，我们德国人在整场战争中都体现了骑士精神，甚至也尽我们所能保持着人道主义精神。
我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对于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只是略有了解。例如英国和法国注定要做出的宣战，这些事件并没有立刻吸引我的关注。我全身心地致力于快速结束波兰战役，其他这些事件只会让我的意志更加坚决。我利用一切时机告诉我的官兵们，只有我们在东线快速摧毁波兰的抵抗，才能把急需的兵力派往西线，这才是我们对西线同志们最有意义的支援。
我离开波兰战役最后一个总指挥部所在地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加里宁格勒），飞过第一个总部驻地亨宁斯霍尔姆，回到柏林与家人团聚。家里幸福温馨的氛围，终于让我紧绷的身心都放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