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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任职于驻德累斯顿空军第3军区司令；完成建设西里西亚机场；评估捷克的“马其诺防线”；1938年春担任驻柏林第1航空队司令；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德累斯顿的社交生活。
自1937年中期至1938年9月底，我担任驻德累斯顿空军第3军区司令，辖区包括西里西亚（Silesia）、萨克森州（Saxony）和德国中部地区。自1938年10月1日起，我出任驻柏林第1航空队参谋长，负责德国东部地区的防卫工作。这一地区的西线为易北河（Elbe），南部为图林根森林（Thuringian Forest）和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边境线。东普鲁士就在该防区内。另外，此地的沿海基地和岛屿基地以及海军航空兵编队都由海军航空兵第6军区管辖，后者则直属于航空部。
如此来看，我所负责的边境防区，在我履新之后的数月内，政治局势都将开始变得紧张。在1937年6月离开柏林之前，我首先向希特勒进行了报告。后受邀与冯·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将军共进午餐，他受任指挥驻莱比锡（Leipzig）的集团军群。但无论是与希特勒的见面还是在午餐谈话中，我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或波兰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消息。
我最大的心愿是让年轻的空军成长壮大，最终能够与陆军和海军不相上下，但当时这对我来说似乎还遥不可及。尽管我的军事职业生涯大都花费在参谋工作和部门办公等方面，但我内心还是向往野战团那样的工作环境。当我在如山的文件堆里“艰难跋涉”时，我总会寻找机会与别人交流一会儿，这样能给我的办公室工作带来一缕阳光。从某种程度来看，我想我现在做到了。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将我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我是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态钻进Ju-52的机舱。飞机由我的驾驶员兼曾经的飞行教练策尔曼（Zellmann）驾驶，与护航战斗机组成三机编队，从柏林附近的斯塔肯（Staaken）飞往德累斯顿。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见我的下属军官和士兵们，聆听他们的意愿和抱怨，并向他们解释我对共同科目的看法。这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同时会把办公室工作挤压到最少。我可以放心地把那些工作交给我勤勉能干的参谋长斯派达尔（Speidel）。我重点关注的是空战指挥军官的训练和与陆军联合作战中空军兵种的运用。在所有的大规模拉练和演习中，包括在波罗的海（Baltic）沿岸的高射炮实弹射击以及投弹演习等，我都毫无例外地出席，进行学习或者指导。我很高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又不至于仿效我曾经的一位准将。他曾经有一次在射击场上，教育一名部队军官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完成他的射击科目。次日，在他又进行批评的时候，这位军官反驳了他的冷嘲热讽，说：“我就是按照昨天您告诉我的方法来做的。”随即这位军官却受到了这样的指责：“上尉，你是不想让我学习了吗？”
当一个新型兵种还处于发展阶段时，所有人都必须齐心协力。我们要学会倾听士兵们的想法，仔细加以思考，并肯定其中的优点，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使最终结果经受住仔细的审查和严格的考验。德国空军就是这样逐步走向成熟。尽管他们在首场战役（即波兰战役）中还略显稚嫩，但已足以独当一面。
空军是一个攻击型军兵种，因为能想象到的空战形式只有攻击。根据这个理论，除了防御空袭外，德国空军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纵深进行战斗穿插，并把我们的作战机场向前推至边境附近。在1937年夏季，我所面临的任务是在巴伐利亚—西里西亚边境和西里西亚—捷克边境之间进行勘察，新建一座空军基地进行近距离作战，同时修建数座机场并配备必需的住房、技术设施、高射炮防空阵地和相应补给。当西里西亚机场在勘察和完工之后即会被用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行动。考虑到西里西亚的狭长纵深，我们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把它们用于针对波兰的行动。持续数日的战斗演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有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都明白我们还处于摸索学习阶段，任何打击甚至是一场战斗都可能使我们遭受重大挫折或是阻断我们的发展。戈林和希特勒也都很清楚这一点。在1938年5月，当接到命令准备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我和戈林都在思考，如果德国政府获得来自军方的支持越强大越坚定，就越有可能出现政治解决的情况。希特勒就以一种我们军人所不熟悉的方式，向我们的敌人展示了德国国防军的强大实力。尽管我个人认为有些不妥，但是我们所有部队都认为应该要努力达成上述目标。根据我所获得的照片判断，我并不认为捷克边境的防御工事称得上第二个“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我丝毫不怀疑我们的陆军可以在进攻中一举拿下对方阵地，他们可以用空军的8.8厘米高射炮来射击他们的穿甲弹或破障弹，以此铺平道路。为了消除陆军的犹豫和疑虑，我们会将空降部队投送到边境线之后的雅杰恩多夫（Jägerndorf）地区，从后方打开苏台德区（Sudeten）的防线。一旦捷军指挥部得知自己同时受到来自北面、西面和南面的攻击，这必将给它及其部队带来瘫痪性影响，并因此极大鼓舞我们的士气。在8月的时候，我把作战指挥部移至位于劳西茨（Lausitz）地区的森夫滕贝格（Senftenberg），以更靠近我的部队。
1938年10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的四方会议的结果最终让我长舒了一口气，这将使双方都免于遭受沉重的损失。捷克边境的防御工事的火力和纵深都没有达到情报中要给我们的程度，它们可以轻易地被8.8厘米高射炮的炮火所摧毁。
空军部队的战略集结表明德国空军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各部队的实力和技术现状还存在不足，我们在边境的空军基地也需要彻底的翻修。由斯图登特将军指挥第7空降师的一次作战演习显示，空降行动在战术和技术上是可行的，并有助于打开新局面。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才刚刚起步。
在1938年春季，我受命出任驻柏林第1航空队司令。虽然我在德累斯顿过得很快乐，但我同样乐于回到首都。在德累斯顿我可以更加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而不会坐以待毙，但是在柏林，我只是希望在我更重要的新任职权范围内保留住一定的独立性。我的工作主要包括：
整合空军和高射炮兵为一支协调一致、灵活机动、有全局意识的部队，再纳编一支现代化通信部队；
对飞行部队进行教导，宣讲作战基本原理和空地支援理论；
落实空袭防御理念，提高民众对空袭防御的意识；
最后，在前线附近部署地面部队。
现在再回顾起当年建设之功，依然心潮澎湃。空军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有目共睹，它正在朝着完善和备战前进。我记得首次在莱比锡和德国中部地区举行空袭防御演习，这些演习对我们掌握如何提高民众空袭防御能力以及如何使用防空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电子定位仪器的研发正在进行中，基础研究也已经结束，成效喜人。
关于在第三帝国和平时期的德军生活，我再补充几句。作为驻德累斯顿部队的总指挥官，我的社交圈子只限于军队人员，尤其是空军内部。私人宴请的规模不大，一般在各部队自己的食堂内轮流进行。无论是在富丽堂皇的空军学院食堂里，还是在空军通信部队的宴会上，已婚的老家伙们和年轻的小伙子们都会无拘无束地打成一片。我们极少在费用高昂的贝尔维尤酒店（Bellevue Hotel）或高档酒吧进行聚会。在周日或假期中，我们经常去城市周边的美丽乡村踏青游览。因为我们经常要执行任务或外出旅行，所以我们与当地民众的社交和聚会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稀少。在我印象里，聚会人员并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
作为一个在通货膨胀中丧失了财产，又在所有股票证券投机和交易中大败而归并由此一蹶不振的人，单凭微薄的薪水，我实在是无力承担起举办宴会的花费。但是我加强同事及其家人们彼此交流的努力，最终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这一点我在1945年的诽谤案中体会颇深。
此外，除了与元首、帝国元帅和各位国务大臣的定期会晤，我也要出席在首都举办的其他政治活动，所有这些都让我不堪其扰。在航空俱乐部与外国武官和空军同行们沟通交流，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还要安排时间出席军界和科技界的聚会或者到剧院看演出。总之，对于一位业务繁忙的军人来说，真希望所有这些烦扰统统消失。我不得不每天午夜之后才能上床休息，这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而且我要频繁出席各种公众场合；此外，我还必须掌握所有情况，承担所有责任，并要在下属面前表现得完美无瑕。
在1939年初，我们突然从冬季平和的战备训练中被紧急召回，转而开始准备可能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思考我们的干涉行动是否正当或者必要，而那些迹象和谣言都在令人瞠目结舌地变成现实。戈林告诉我，正如指挥官最担心的那样，是捷克人的侵犯行为导致了当前形势的动荡不安，但是还有希望能兵不血刃地把局面控制住。这一次我们的战略集结依然要严格保持绝密，确保政治解决的实施。
举个保守秘密的例子。在发动入侵的前夜，我和我的妻子受邀参加一个设于加图空军学院（Gatow Air Academy）的小型聚会，主办者是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Otto von Stülpnagel）将军。他在战后被羁押于巴黎的监狱，后在狱中自杀。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半夜11点多的时候告辞。对于次日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我没有向在场任何一个人给出哪怕一丁点的暗示。因此当第二天早晨收音机报道第1航空队已在其指挥官的领导下启程开往布拉格（Prague），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那次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根据夜间与哈查（Hacha）总统的会谈，我们这次的入侵行动已变成了一次和平进驻。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经常往返于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其他几个驻扎第1航空队的城市。接管各个机场的行动非常顺利，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接管问题，因为捷克空军自己主动解散了。现场发现的装备都残破不全或质量低劣，仅存的几架飞机也无法开动。
对于后续事态的恶化，我感到既惊讶又担心，似乎慕尼黑四方会谈所达成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生效。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个方案显然会造成更大的摩擦，甚至可能由此引发战争。我们都认为这次入侵行为最初是由捷克人挑起来的，这个事实并不是虚假宣传的结果。我们甚至认为这次事件有可能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让西方列强找一个借口可以介入，从而能为捷克带来复兴。
我们根本不相信哈查是被迫签署条约的。作为军人，我们很高兴兼并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产生恶劣的影响，并且惊喜地发现我们的边境安全也得到了强化。在这段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波兰人都与我们开展了善意的合作，这意味着波德两国的分歧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妥善解决。坦率地说，我们军方对于波兰人再次抱怨入侵行为深感遗憾。
尽管国防军已经为任何可能都做好了准备，但事实上的当权者，尤其是戈林，仍在努力避免战争。相关个别措施在纽伦堡审判中都进行了充分翔实的阐述。作为一个经历过那段紧张时期的边缘人物，我必须要讨伐一个人，即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是他不负责任地向希特勒提出了建议。我记得在戈林专列上发生过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的情况。那天我和戈林正在维尔德公园（Wildpark）车站等待“和平还是战争”的决定。很快希特勒的决定传来，即9月1日是决战的日子。戈林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狂躁不已地给冯·里宾特洛甫打去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咆哮道：“现在你终于得到了你想要的！战争！都是你的错！”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挂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