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战争是不是人类进化必需的因素,从人类最早的纪录直至今日,战争都始终是最具支配性的活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时代,也几乎不曾有一代以上的人未曾亲眼见证大规模战乱—战争的时起时落,就好像潮汐一般规律。
在一种文明开始逐渐腐化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明显了,而我们如今的世界性工业文明便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在一两代人之前,战争尚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如今战争却成了政治本身。如今我们生活在被战争支配了一切人类活动的“战国”(Wardom)状态中,这种紧张局势要持续多久?这个问题是否有明确的答案?这种情况是否会盲目地自行走向结束?这些问题均无人能给出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历史研究得越多,便能越了解战争。如今战争已经成了世界的支配性因素,那么在了解战争之前,我们又如何能去调解人类的行为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便开始考虑这一问题了。1923 年,我成为坎伯利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 College)的一位教官。我在那时发现,那些本应对战争史最感兴趣的人,除研究过一两场战役的战史以外,对于战史研究已经忽视到了可悲的地步。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书籍中并没有能够完整覆盖这一课题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来填补这一空白。为尽可能使如此庞杂的著作更为简明扼要,我采取了一种办法:首先着重介绍西方民族之间那些我所认为的决定性会战,之后再将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战争和战役编织在会战周围,最后推导出这些会战对于历史的影响。另外,为尽可能使战争事件的叙述更为连贯,我还决定在每个会战章节的后面加上一个大事记,来介绍会战前的事件,即战争、战役、会战是如何发端,又是如何受政治原因影响的。总体而言,我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将如同被海风吹起波浪的海面一样:会战章节是波峰,而大事记则是波峰之间的波谷,二者互相联结形成一部横跨3500 年的战争史。
从 1923 年起,我便已经开始搜集资料,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出版了两卷版的《决定性会战》一书。我对这部书并不满意。第二卷面世后不久,该书的全部存货都被敌军炸毁。我并不因此感到懊恼,因为这给了我将其重写一遍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 10 年时间,将这部书从两卷扩展到了三卷,重写了原书 29 章中的 28 章,删除了一章,并增加了 23 个新的章节。另外,所有大事记以及序章也都是新写的。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原书的修订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在选择要叙述的会战时,我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也知道书中还可以再添加其他一些会战,但其中有不少会战都缺乏记载,无法做深入研究,另有一些会战则因为资料的语言问题,而不得不忽略。
如何选择资料来源的问题还要更为复杂。只要有可能,我就会使用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或同时代历史学家的记载,并将其与现代作家的公认名著进行对照。但很多情况下我都发现,那些早已被现代作品取代的古代史学著作,对于约米尼(Jomini)口中那些“激烈的戏剧”—也就是战争的记载,往往要更加全面,更好理解。我想,其原因可能在于,古时的历史学家们会将战争看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今天的我们却将战争视为残酷的祸事,只将它们置于次一等的地位。不过,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如何寻找最近的那次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靠资料。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出现了大批宣传意味浓重且未经处理过的资料,这些资料因为政治原因而并不可信(尤其是俄国资料),再加上缺少可靠的信息,导致我们至今仍无法重构战争中几次大会战的清晰图像。
另外还有两件小事需要提及。第一件有关于交战部队的数量和损失。关于这些数字,很少有可靠的记载,也很少有记载不曾因宣传需要而被刻意扭曲。这一点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 3000 年前都是一样的。因此我无法保证本书中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另一件事则是,书中所有外国和古代货币,在换算成英镑时都以英镑在 1913 年时的价值为准。
最后,我要感谢每一位用忠告和批评对本书给予帮助之人。在他们之中,我要特别感谢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历史学教授大卫·道格拉斯(Professor David Douglas)、牛津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巴尔斯顿先生(Mr.Balsdon)、索邦大学(Sorbonne)的中世纪史教授爱德华·帕罗伊(Edouard Perroy)、牛津文学学士史蒂芬森(Stephenson)、牛津现代史讲师特雷弗·戴维斯(Trevor Davies)以及我的友人—出版商道格拉斯·杰罗德(Douglas Jerrold)先生,他多年来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大量宝贵的建议。另外,我还要感谢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初版打字稿件的安东尼·里彭(Anthony Rippon)先生。以上所有人对于本书的贡献,都大到无法形容。而本书的文字和错误,则全部由本人负责。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
1953年9月于克罗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