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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出世界上最为重要，但又最容易受到误解的技艺，战争艺术肯定要位列其中。自人类诞生以来，战争便始终伴随在历史女神的身边，同命运女神一起，左右着人类迈出的每一步行动。但与此同时，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战争艺术的真正面目，都被掩盖在了书卷的浪漫辞藻和市井的胡言乱语之中。即使到了今天，在不少人看来，战争仍然不过是武器的对抗、勇气的角逐，或是奇技淫巧的比拼—事实当然远不止如此。
诚如《亚历山大战史》一书的作者西奥多·道奇所言：“人类最早的历史，便是对战争的记录。”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那些记录于莎草纸上的古希腊文本之中，人类最早的书面历史和人类最早的战史，便在同一时刻诞生了。自那之后，从古典时代的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斯、阿里安、李维、普洛科皮乌斯，到中世纪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众多编年史家，再到 18 世纪的爱德华·吉本、19 世纪的汉斯·德布吕克和西奥多·道奇，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人类从不曾缺少过记录、研究战争的史家。而本书的作者J.F.C.富勒，便正是 20 世纪多如牛毛的战史学家之中，最为优秀的人物之一。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于 1878 年 9月 1 日生于英国奇切斯特（Chichester），1897 年进入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Sandhurst）。在军校进修时期，富勒沉迷于拿破仑时代的战史，再加上其早早便表现出了超出同伴的才华和颇似拿破仑的蛮横气质，因此也被同学们戏称为“波尼”（Boney，即波拿巴的缩写）。1899 年，富勒被正式编入牛津郡轻步兵团（Oxford Shire Light Infantry）第一营，前往南非参加了布尔战争，首次体验了战场的滋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勒先后历任英国本土军团和驻法国的第八军参谋。1917 年，富勒以参谋身份参与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作战康布雷会战（Battle of Cambrai）的组织工作。从此，富勒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装甲作战理论的最主要推动者。
1918 年，富勒惊人地提出了一个以大规模坦克集群、摩托化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对德军防线发动纵深攻击的战役计划。除利用装甲部队直接对敌军的交通、通信和指挥中枢发动快速打击以外，富勒还提出应使用同样机动灵活的步兵对其进行支援，同时空中力量也要为地面部队的快速前进提供紧密支援。换言之，在这套后来被称为《1919 年计划》的方案之中，大纵深战略瘫痪作战、步坦结合、空地结合等“闪电战”要素，都被第一次提了出来。而更为重要的是，富勒的《1919 年计划》并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战计划，还对坦克、作战飞机、火炮的设计、生产以及相关部队的编制提出了要求。换言之，富勒在制定《1919 年计划》时，已经勾勒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战的样貌。
战后，富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军事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坦克，1914—1918》（ Tanks in the Great War ，1914 - 1918 ），自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至 1933 年富勒自英国陆军退役之时，他便已经出版了包括《战争科学的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论未来战争》（ On Future Warfare ）、《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将道》（ The Generalship of Ulysses S.Grant ）在内的十余部军事著作。而其出版于1932 年的第一部装甲部队教范，《战场勤务讲义（三）》（ 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Ⅲ ，再版时更名为《装甲战》）一书，更是令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如获至宝，不惜自掏腰包雇翻译将该书译成了德语。不仅如此，就连苏联陆军，也曾将这一部作品刊印超过三万册，分发给红军各级指战员阅读。不过讽刺的是，《战场勤务讲义（三）》一书在英国却只发行了五百本，甚至其再版增补版《装甲战》一书，还是受美国陆军和出版社邀请而出版的。
除装甲战以外，两次大战之间的富勒对于飞机和航空母舰等在当时颇受怀疑，但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的武器也一样十分推崇。换句话说，战争艺术的发展方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被富勒看得一清二楚了。
1933 年以少将军衔退役后，未能在英国陆军施展才华的富勒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上，而其写作的重点，也逐渐从理论和展望，转移到了战争历史。其《武器与历史》（ Armament and His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 - 1945 : A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History ）等作品，自 20 世纪40 年代出版以来屡次再版，至今依然为研究者和爱好者研读。
进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勒也迈入了创作的巅峰期，相继完成了《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 ）、《战争指导》（ The Conduct of War ），以及《亚历山大的军事艺术》（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三部传世之作，分别在战争通史、战争理论和名将分析三个方面，为战史学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这三部著作相加，也足以使富勒超越单纯的战史学者西奥多·道奇，单纯的理论学者马汉、杜黑，或任何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领，上升至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层次，成为一位真正的军事理论名家。富勒不仅以笔为剑，直指两次大战时期战争各方在战争指导方面的弊端，而贯穿其晚期每部著作之中的“战争的目的并非胜利，而是和平”理念，也更让他在诸多学者眼中化身为“20 世纪的克劳塞维茨”。
1966 年 2 月 10 日，富勒在完成其第 45 部，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尤里乌斯·恺撒：男人、士兵和僭主》（ Julius Caesar ： Man ， Soldier ， Tyrant ）之后，以 87 岁的高龄去世。在那之前三年，英国三军学会在 1963 年为富勒颁发勋章之时，陆军中将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曾在致辞中说道：“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他的政治见解或他对历史的解释。像他这样一位挑战传统，见解独到的作者，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无人能够否认，他在著作中写下的结论是那么有力，那么一针见血。”对于才华横溢，但同时性格又颇有些执拗的富勒而言，哈克特的这句评价，可谓切中要害。
对于《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泰晤士报》曾有过如此的评价：“对富勒这部书，专家们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领域蹙眉不满，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富勒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较量。”
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一部耗费三十多年完成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可谓富勒在战史学方面的结晶之作。本书以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为起点，涵盖上古时代、古典时代、中世纪、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拉美西斯二世乘坐战车驰骋于卡迭石战场上，到亚历山大在高加梅拉战场上对大流士发动的精彩冲锋、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君士坦丁堡破城前的壮烈一搏，再到无敌舰队沉没于英吉利海峡、腓特烈在鲁腾会战的斜形序列、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最后惨败、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决定美国命运，直至施里芬计划分崩离析、闪电战横扫欧陆以及太平洋的海空血战。自有文字记录以来，3500 年的西方战争历史被富勒用超过 150 万（以中文计算）的文字，描绘在了这部前后三卷的巨著之中。
通常而言，一部战争通史多半会被写成一部或如流水账一般不着重点，或顾此失彼的平庸之作。但在富勒的笔下，《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并没有流为平庸。几乎每一个读过本书的读者都大呼精彩。之所以如此，则要得益于富勒对于本书的编排方式。在本书前言中，富勒将这种编排方式称为“波浪”—对决定性会战、各时代战争艺术以及代表性名将的介绍和讨论是“波峰”，是本书的重中之重，而各场决定性会战之间的历史发展则是补全历史轨迹的“波谷”。在“波峰”的部分，富勒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深挖战争、战役和会战的运转原理及过程，各国军队的战争艺术以及各时期著名统帅们的将道，用哲学家式的分析逻辑、同时代学者中无与伦比的军事理论功底，赋予了本书足以让一切读者受益的知识深度。在“波谷”部分，富勒又以极为精练的文字，将 3500 年来整个西方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变化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使本书在广度上足以令其他一切同类著作汗颜，近年来无论是阿彻·琼斯（Archer Jones）还是约翰·基根（John Keegan）等人的同类作品，均无法望其项背。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于 1954 年至 1957 年在美国再版时，可能是出版商认为原书名过于学术化，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将书名改为《西方世界军事史》（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将着眼点放在了其广度方面。自著名军事翻译家钮先钟先生在 20 世纪完成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西洋世界军事史》时起，中文世界便普遍沿用了这一书名。而本次的全新译本，将使用其最初的《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这一书名，重新着眼于其深度。
本书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以战争历史的发端作为起点，以 1571 年勒班陀海战为终点，着重介绍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战争历史以及 29 场对人类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决定性会战，涵盖范围达 3000 余年。第二卷以英国和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作为起点，终于 1815 年滑铁卢会战，以 19 场决定性会战为线索，介绍了文艺复兴时代、近代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约 300 年的西方战史。第三卷以美国南北战争拉开帷幕，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其高潮，止于富勒以历史为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和省思，而这一卷中的 20 场决定性会战，也堪称富勒对于西方现代战争历史的思考结晶。诚如钮先钟先生在《战略家》一书中所说的：“《西洋世界军事史》是富勒的代表作，具有不朽的价值。凡是研究西方军事史和军事思想的人，都要将本书列入必读的范围。”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富勒本人无论在军事还是历史方面，均有着出类拔萃的深厚功力，但与所有诞生于电子时代来临之前的作品一样，由于在资料查阅、文字处理方面的困难，本书也存在一些史实错误或者笔误，而富勒本人的某些观点，在历史学经历了数十年飞速发展的今天，似乎也已经显得略有落伍。关于这些问题，本次全新译本的三位译者，也使用添加译注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和修正。希望能凭借我们三人浅薄的见识，为读者理解这部巨著，理解西方战争历史提供一些帮助。
如前所述，本书曾由中国台湾军事翻译家钮先钟先生于 20 世纪中后期引入中文世界。但与富勒在撰写这部巨著时的情况相似，由于本书中包含大量来自不同语言的军事、历史类专业名词，再加上其庞大的篇幅以及内容涵盖范围，对于一位前电子时代，无法利用互联网等工具检索多语言专业词汇的译者而言，仅仅是将这一部书带入中文世界，便已经颇为不易了。因此，钮先钟先生的版本不仅省略掉了富勒原版之中的大部分页下注，而且也难以避免地存在不少的错译和漏译情况。举例而言，源于希腊语的“Cataphract”，即“铁甲骑兵”“具装骑兵”一词，在钮先钟先生的版本中，就被误译成了“驿站骑兵”。另外，在本书第一卷的《奥尔良的解围（1429 年）》一章中，由于富勒不加翻译地引用了大量法语史料，钮先钟先生在翻译时也只好省略了绝大部分引文。对于这样一部西方战史学界无法跨越的巨著而言，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决心重新制作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字也尽可能流畅的全新译本。作为本书译者之一的我，一直将钮先钟先生的《西洋世界军事史》译本视为自己的“战争艺术启蒙书”。也正是在富勒和钮先钟两位大家的影响下，本人才走上了战史创作者、翻译者的道路，并在西方古典战史、中世纪战史研究和翻译方面积累了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如今能够得到出版方邀请，成为《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第一卷的译者，可谓荣幸之至。新译本第二卷的译者李晨曦和第三卷的译者小小冰人，两位分别是近代和现代战争历史、战争艺术史的专家级译者、学者，希望我们三人的本次合作，能够再次为中国读者们打开一扇了解富勒、了解西方战争史和西方战争艺术史的大门。
王子午
2020年5月8日于北京
无论战争是不是人类进化必需的因素，从人类最早的纪录直至今日，战争都始终是最具支配性的活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时代，也几乎不曾有一代以上的人未曾亲眼见证大规模战乱—战争的时起时落，就好像潮汐一般规律。
在一种文明开始逐渐腐化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更为明显了，而我们如今的世界性工业文明便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在一两代人之前，战争尚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如今战争却成了政治本身。如今我们生活在被战争支配了一切人类活动的“战国”（Wardom）状态中，这种紧张局势要持续多久？这个问题是否有明确的答案？这种情况是否会盲目地自行走向结束？这些问题均无人能给出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历史研究得越多，便能越了解战争。如今战争已经成了世界的支配性因素，那么在了解战争之前，我们又如何能去调解人类的行为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便开始考虑这一问题了。1923 年，我成为坎伯利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 College）的一位教官。我在那时发现，那些本应对战争史最感兴趣的人，除研究过一两场战役的战史以外，对于战史研究已经忽视到了可悲的地步。其原因之一在于，英语书籍中并没有能够完整覆盖这一课题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来填补这一空白。为尽可能使如此庞杂的著作更为简明扼要，我采取了一种办法：首先着重介绍西方民族之间那些我所认为的决定性会战，之后再将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战争和战役编织在会战周围，最后推导出这些会战对于历史的影响。另外，为尽可能使战争事件的叙述更为连贯，我还决定在每个会战章节的后面加上一个大事记，来介绍会战前的事件，即战争、战役、会战是如何发端，又是如何受政治原因影响的。总体而言，我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将如同被海风吹起波浪的海面一样：会战章节是波峰，而大事记则是波峰之间的波谷，二者互相联结形成一部横跨3500 年的战争史。
从 1923 年起，我便已经开始搜集资料，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出版了两卷版的《决定性会战》一书。我对这部书并不满意。第二卷面世后不久，该书的全部存货都被敌军炸毁。我并不因此感到懊恼，因为这给了我将其重写一遍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 10 年时间，将这部书从两卷扩展到了三卷，重写了原书 29 章中的 28 章，删除了一章，并增加了 23 个新的章节。另外，所有大事记以及序章也都是新写的。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原书的修订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在选择要叙述的会战时，我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也知道书中还可以再添加其他一些会战，但其中有不少会战都缺乏记载，无法做深入研究，另有一些会战则因为资料的语言问题，而不得不忽略。
如何选择资料来源的问题还要更为复杂。只要有可能，我就会使用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或同时代历史学家的记载，并将其与现代作家的公认名著进行对照。但很多情况下我都发现，那些早已被现代作品取代的古代史学著作，对于约米尼（Jomini）口中那些“激烈的戏剧”—也就是战争的记载，往往要更加全面，更好理解。我想，其原因可能在于，古时的历史学家们会将战争看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今天的我们却将战争视为残酷的祸事，只将它们置于次一等的地位。不过，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如何寻找最近的那次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靠资料。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出现了大批宣传意味浓重且未经处理过的资料，这些资料因为政治原因而并不可信（尤其是俄国资料），再加上缺少可靠的信息，导致我们至今仍无法重构战争中几次大会战的清晰图像。
另外还有两件小事需要提及。第一件有关于交战部队的数量和损失。关于这些数字，很少有可靠的记载，也很少有记载不曾因宣传需要而被刻意扭曲。这一点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 3000 年前都是一样的。因此我无法保证本书中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另一件事则是，书中所有外国和古代货币，在换算成英镑时都以英镑在 1913 年时的价值为准。
最后，我要感谢每一位用忠告和批评对本书给予帮助之人。在他们之中，我要特别感谢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历史学教授大卫·道格拉斯（Professor David Douglas）、牛津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巴尔斯顿先生（Mr.Balsdon）、索邦大学（Sorbonne）的中世纪史教授爱德华·帕罗伊（Edouard Perroy）、牛津文学学士史蒂芬森（Stephenson）、牛津现代史讲师特雷弗·戴维斯（Trevor Davies）以及我的友人—出版商道格拉斯·杰罗德（Douglas Jerrold）先生，他多年来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大量宝贵的建议。另外，我还要感谢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初版打字稿件的安东尼·里彭（Anthony Rippon）先生。以上所有人对于本书的贡献，都大到无法形容。而本书的文字和错误，则全部由本人负责。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
1953年9月于克罗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