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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婴儿时期或学步阶段的经历几乎没有记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且，我们无法要求婴儿直接报告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们还不能说话。所以，要深入了解婴幼儿的心智发育过程，研究者需要从一些切中肯綮的关键问题入手：婴幼儿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如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有了这样的身体，他们会有哪些行动？人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最具普遍性的结论是，儿童可以通过对自身不断发展的运动技能的简单重复，来认识世界及其运行法则。这就是人类知识的起源。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首先发现，世界上充满了可以啃咬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抓握、抛掷、滚动或者揉捏这些东西。起初，没有人教孩子如何探索周围的环境。知识的来源是运动和游戏。孩子们在爬行、走路、摔倒等主动创造的经验中理解了自己的经历。此外，我们在童年时期学到的东西，构成了未来所有新经历和新发现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研究来了解儿童的感受，就需要设计相应的实验，让孩子可以自由活动。
在纽约大学的婴儿行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每天都忙碌于各种“宝宝活动”。在发展心理学研究先驱卡伦·阿道夫的带领下，该实验室揭示了许多有关孩子如何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所处世界中的行动的信息。德雷克造访实验室那天，与团队调查有关的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研究助理忙着编码从世界各地远程传回的实验室数据，其中一项研究与中亚地区的一种传统育婴方式有关，在那里，婴儿每天被包裹在摇篮里约20个小时之久，直至18个月大（别担心，他们成长得很好）。行动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则进入婴幼儿的家庭，对他们的自然活动状态进行观察。一些家长带着5岁的孩子来到实验室，看他们如何应对阿道夫所说的“日常物品的隐性可供性”。例如，孩子们如何在不断扩大的自身环境中利用周围物品主动游戏，是利用一个纸巾盒，还是打开一个水瓶。
高挑瘦削的阿道夫在她的实验室里精准、快速地走来走去。有人猜测，这种工作状态是她几十年来统筹兼顾蹒跚学步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以及一批接一批的研究生、博士后和本科生研究助理的产物。她是“仙女教母”的化身，也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且值得敬重的女性。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她不仅提出了新的假说，还根据实验需要设计了许多奇特迷人的平台、可供翻滚爬行的垫子以及各种类似攀爬架的设施，以测试人类宝宝究竟是如何学会感知世界并行走其间的。阿道夫的热情极具感染力。的确，还有什么能比研究人类如何通过成长和游戏来获得对世界的常识性理解更加有趣呢？
从正门进入实验室，转过拐角，经过电脑间，就可以看到一个明亮、温馨的游戏室。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优质儿童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这里就是婴儿行动实验室的实验场地，其氛围颠覆了人们对“实验室”环境沉闷、无聊的刻板印象：阿道夫的实验室光线充足，但并不刺眼，原色设计随处可见。成排的玩具架倚靠在近门的墙上。在房间中央的宽阔地带，有一个凹下去的长条，其形状和样子像一个跳远的沙坑，只不过里面没有沙子；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个横过来的梯子，实际上这是一组可调节的攀爬架；另外几面墙附近摆放着的，就是阿道夫在学界最广为人知的那些装置。阿道夫不但想了解婴幼儿能做什么，而且还想知道他们认为自己能做什么。例如，一项针对婴儿爬行行为的典型研究，其调查内容可能包括他们能够顺利爬下而不致翻倒的最大陡度，他们尝试向下爬行的最大陡度，以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如何随经验的增加而改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阿道夫使用了一些高度和角度可以精确调节的平台和坡道。这些装置是与工业设计伙伴长期合作的成果，可根据实验需要对斜坡、人造悬崖以及间隙进行调整。每个装置上都安装了减震脚，以免它们因地板发生不同程度的振动（当地铁从建筑物下方隆隆而过时，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而失去平衡。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因此婴儿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捕捉下来，待测试结束之后进行编码。当阿道夫展示她的装置时——传动装置和车库门开启器，斜坡和栏杆——所有这些设计精湛却平易近人的工业产品，都令人想起《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尽管实验室很复杂，但对于婴幼儿和他们的父母而言，这里是令人感到舒适和轻松的地方。“即使宝宝戴着耳机，每个人也都很开心。”她说。
婴儿研究者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科研群体之一。他们必须如此，婴儿不会说话，所以你不能向他们提问。青年人是心理学实验被试的主力军，与他们不同的是，婴儿被试并不遵守实验人员的指示。你必须打造一个适合宝宝的实验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从而向实验者展示他们知道什么、有能力做什么。当参与研究的婴儿进入实验室时，阿道夫或她的同事首先要与他们的养育者进行确认，获取他们的同意。办完相关手续之后，他们要为婴儿穿戴必要的实验装备。例如，佩戴用来追踪眼动轨迹的微型头戴式摄像机；再比如，为他们穿上加重背心或特氟龙鞋测试孩子们如何去适应身体动态平衡的改变。阿道夫提醒研究人员，实验的运行实际上是“一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集体协作”，父母站在近旁，一名研究人员则要紧靠在婴儿身边防止他们摔倒。如果婴儿从平台上跌落下来——对于刚开始走路的婴儿来说，这种情况是有科学规律可循的——那么研究人员就要在半空中将其接住。
阿道夫努力追求心理学上所说的“生态效度”，即实验情境的设定越贴近真实生活，则越可能得到有关人类行为的准确信息，因为这些行为是自然发生的。以初学走路的婴儿为例，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人员曾推断，蹒跚学步的孩子会选择A、B两点之间最短、最有效的路线直行。阿道夫曾持有同样的想法，直到她偶尔发现了一组实验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那次实验意义重大，当时与她一起工作的研究生不太擅长“在半空中接住婴儿”这项操作，因此他们将测试平面由高台转移到了地板上。然后，当阿道夫让婴儿走路时，他们就是不走直线。阿道夫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于是她联系了所有据她所知做过此类步行研究的同行，而他们都报告了相同的模式。所有研究者都只保留了小部分实验数据，因为婴儿的行走路线毫无规律可言。四处走动是常态，走直线则是例外。
阿道夫指出，婴儿沿直线行走的假设反映出科学研究中一个更大的问题：实验总是以便于实验者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测试直线运动，然后构建用于解释实验现象的理论，再将这些理论视为真相。实验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称这类情形为“心理学家的谬误”：心理学家并没有看清人类行为的本质，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因他们对人性本应如何的先入之见而存在偏差。
卡伦·阿道夫是少有的能在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将自己的假设暂时搁置一旁的研究者。当她发现，自己研究的婴儿并未像文献中所指出的那样沿直线行走时，她决定研究婴儿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是如何自然行走的。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婴儿不受效率支配，而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手舞足蹈。我们可以让婴儿“走木板”，从而对线性行走进行研究，然而结果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婴儿自然走路的方式。要想研究婴儿的行为，就要允许他们自由行事。阿道夫是婴幼儿发展生态学研究方面的大师。
在阿道夫刚刚成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时候，有一件事对她影响至深。她回忆说，当时她因为一场有关知觉研究的讲座而心烦意乱，于是哭着去找自己的导师。那次讲座所呈现的内容既传统又保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有关“知觉”的主流看法皆是一些空洞老套的表述，类似于“历史由一系列事件组成”这样的陈词滥调。所谓“视知觉”指的就是这种过程：首先，光线在视网膜上成像。然后，视网膜提取图像的某些特征，将它们传至视觉皮质进行处理，再进行更多处理，如此这般。这样的表述永远不会向听众或读者传达一个事实，即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有生命、有行为能力且有目标的活生生的人的身上。
“不可能，视知觉不是这么回事。”她记得自己当时泪流满面地说。导师看着她，说道：“嗯，你说得没错。”随后，他走到自己的书架前，取下一本书递给了她：“读读这个。”那是詹姆斯·吉布森的第二部著作《感觉作为知觉系统》。“我就像突然找到了方向一样，”阿道夫说，“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顿悟。”从此，她开始关注詹姆斯和他的发展心理学家妻子埃莉诺·吉布森，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吉米和杰姬”。
（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在本书中这样称呼他们。）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吉布森夫妇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视知觉及其发展的看法。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就像它所呈现的那样，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就是其本来面目，所见即真实。当公交车迎面而来时，我们总是在路边等候，而不是走到它的前面，因为我们坚信，过往经验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朴素实在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然而稍加审视，我们便会发现朴素实在论与事实不符。首先，视觉的刺激信息（射入人眼的光）投射到眼睛底部的视网膜上（神经系统的光感受器细胞所在的位置）形成了图像。该视网膜图像是二维、倒立的，且不具备在我们的知觉中普遍存在的恒定属性。例如，物体在视网膜上所成图像的大小随距离而变化（物体越近，图像越大），然而我们对物体大小的感知却是恒定的。拿起一支铅笔，将手臂向前伸直，然后让它逐渐向面部移动。注意，铅笔的外观变大了，但我们对其实际大小的感知却保持不变。
那么，当铅笔在眼中所成图像的大小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其大小是恒定的呢？一种现成的解释是，我们知道铅笔的大小，且当我们来回移动它们时，其尺寸不会发生改变。在哲学上，这种解释被称为“唯心主义”，它认为，不甚精确的视网膜图像会随着人们在进化或个人学习经验中所获知识和记忆的积累而扩充和增强。19世纪伟大的医师、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将这一增强过程命名为“无意识推理”。根据他的说法，如果你感知到某个物体是铅笔，那么你就会感知到它具有铅笔所具有的那些属性。
在过去的150年里，“无意识推理”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机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这一机制，视网膜图像可以转化为对世界的感知。然而，吉米·吉布森并不这么认为。他认识到，“无意识推理”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永远无法开启，根本起不了作用。婴儿需要先了解世间万物的所有属性，才能感知到事物具有这些属性。
但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比如，如果婴儿看到的只是铅笔投射到眼底的图像，而图像的大小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他们应该如何获知铅笔的正确尺寸呢？婴儿应当如何学习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不太可能。吉米认为，整个过程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重新开始。”他说。然而，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改弦易辙，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晚期。尽管吉米拥有了一些追随者，但大多数情况下，吉布森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不得不孤军奋战。
那么，我们如何“重新开始”？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吉米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吉米在密歇根湖岸边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列车员。在父亲执勤的列车上，小吉米常常站在车头或车尾遐想联翩：为什么当列车向前飞驰时，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当他站在车尾时，世界却缩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这些经验告诉他，当我们移动时，视觉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也会随周围环境有规律地移动。这种一切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移动的方式叫作“光流”，它很容易被注意到。比如，回想一下夜晚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的情景。附近的栅栏似乎移动得很快，而远处的山丘则移动甚缓。驾驶者观察到的物体移动速度随距离远近而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展示出它们的相对距离——快速移动的物体在你附近，缓慢移动的物体距你较远。距离可以通过光流得出——当我们开车、跑步或步行时，物体经过我们身边的速度取决于我们行进的速度，以及这些物体距离我们的远近。距离不需要推断，因为运动的观察者能从可知信息中将它们直接推导出来。类似地，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投影随着物体接近或远离我们而增大或缩小，它们的实际尺寸可以从其不断变化的投影尺寸中得出。例如，铅笔的实际尺寸可以通过你将它来回移动时大小的变化来确定。这就是吉布森理论的基本观点：知觉所依据的信息并非静态的、平面的视网膜图像，而是光流，即观察者在移动时目标物体所发生的运动。
吉米于1928年起任教于史密斯学院，直至1942年，这位年轻的视觉研究者因战事而被征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指挥官提出了一些疑问，与他8岁时的想法很相似：飞行员如何让飞机着陆？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同样地，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问题看似基础，但百年来的视觉研究成果未能解答吉米的疑问。当时，知觉研究尚未触及这些问题。
吉米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时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一个以厘米和毫米为度量单位的客观世界。确切地说，我们所感知到的是吉米所说的“可供性”。他后来在《视觉世界的知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凭借这本书在自己的领域声名鹊起。
“可供性”指的是我们适应特定情境的方式，或者物体及其表面形态为具有特定身体和行为技能的有机体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对于一个体格健全的人而言，坚实的地板可供行走，池塘的水面则不行。石头可供抓握和抛掷，只要尺寸得当，重量适宜。吉米写道：“环境可供性指的是环境为动物所提供的内容，及其给予或者贡献的一切事物，无论好坏。字典中可以找到动词‘提供’，但是找不到名词‘可供性’——我创造了这个词，它与动物和环境二者皆有关联，没有现成的术语可与之对应。它揭示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互补性。”
吉米称自己对知觉的描述为“生态方法”。他指出，知觉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在积极探索其所处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能力。早在婴儿时期，人们就可以感知到这些可供性的存在，而它们在后来也将继续构建我们的日常经验，无论是扔球、投资，还是决定是否信任某人。
吉米断定，只要有机体可以自由地移动并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探索，视觉信息便是充足的，无须借由知识、记忆或无意识推理来补充。你所看到的取决于你能做到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一个行动自由的有机体所看到的，是其自身目的驱动行为的视觉产物。步行者会体验到世界如何在她行走时从自己身边经过，同时也会体验到与步行相关的能量消耗。她将发现可抓握物体的视觉特性，以及可以步行上升的斜坡。她将察觉到自己所处世界的可供性。这并非朴素实在论，因为有机体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可供性，因其物种、身体、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个体差异（例如生活经历、目标和期望等）而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对可供性的感知并不依赖于既存（或者说“先验”）知识。生态现实主义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这就是吉米的见解，他向身体如何影响大脑这一问题的答案又迈进了一步。
“吉布森项目”不仅是吉米的项目，也是杰姬的项目。
年轻的吉布森教授曾是她的老师，他们二人是在史密斯学院的毕业游园会上相识的，当时吉米负责招呼客人，而杰姬负责向客人提供潘趣酒。结构性性别歧视的存在使杰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获得学术职位。而康奈尔大学有一项“反裙带关系”规定，这意味着当吉米在那里工作时，她不能同时在该校担任教职，所以她只能做一名无薪酬的研究助理。她曾被几个实验室拒之门外，因为做实验非“淑女”所为。在心理学领域，发展心理学这一分支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对她来说较为合宜。
杰姬的研究始于康奈尔大学的行为农场。在那里，她饲养了一批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动物，包括山羊、小猫、乌龟和老鼠。人类婴儿和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无法向我们讲述有关其自身经验的任何信息，因此必须展开精准巧妙的行为实验，并通过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表现来推断其心理活动。杰姬与理查德·沃克展开合作，后者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教员，具有实验室准入权，这一点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他们一起设计完成了20世纪中叶最具代表性的心理学实验之一。
吉布森和沃克在1960年进行的这项实验因他们所制作的实验装置“视觉悬崖”而为人们所熟知。
尽管你可能并不想在家里带宝宝尝试这个实验，但制作这个装置非常容易。实际上，“视觉悬崖”就是一张婴儿可能从上面跌落下来的桌子。将厚玻璃板放在桌子上，一直延伸到婴儿可能跌落的部分上方，就构成了一个“视觉悬崖”。你创造了一种视错觉。如果体重够轻（比如一个婴儿或者一只小猫），就可以从“悬崖”上爬过去，并获得来自透明表面的支撑，就像摩天大楼、大峡谷等一些地方所采用的令寻求刺激者感到兴奋的玻璃地板。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小约翰尼（所有男婴被试）被放在桌面中央，“悬崖”的边缘附近。妈妈先从像“悬崖”的一侧呼唤他，然后再换到看起来较浅的一侧。正如吉布森和沃克在1961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文章中所写，这种视错觉起了作用。他们写道：“当母亲站在像‘悬崖’的一侧呼唤时，许多婴儿爬向了远离母亲的另一侧；另外一些婴儿则哭了起来，因为如果不穿过明显的深坑就无法到达母亲身边。这一实验表明，大多数人类婴儿一旦学会爬行，就具有了辨别深度的能力。”这27个婴儿中，每个婴儿都至少有一次快乐地爬过了桌面较“浅”的一侧，但只有3个宝宝敢于爬过明显的“深渊”。
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它们是被正常饲养的，它们会避开“悬崖”的“深渊”。但是，有些小猫是在黑暗环境中长大的，这些小猫的视力很好，然而它们缺乏四处走动，以及在有光照的环境中进行探索的经验。当这些小猫被放到“视觉悬崖”上时，它们走向较“深”或较“浅”一侧的频率相同。从这些小猫的行为来看，它们似乎并不觉得走下“悬崖”有什么不对。然而，当这些小猫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正常生活一周之后，它们的表现也和那些正常长大的动物一样，会竭力避开“视觉悬崖”较“深”的一侧。
这些实验结果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这些实验结果表明，“能看见”和“理解所见之物”是有区别的。该实验中所有小猫的视力都很好，即使是猫咪验光师也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然而与正常饲养的小猫不同，在黑暗环境中饲养长大的小猫起初并不知道应该避免走下“悬崖”。这就引出了该实验的第二层深意：如果让小猫在其视觉世界中自由探索，它将很快了解到其周围世界的可供性，例如，它将学会在某些物体的表面而非稀薄的空气上行走。不过，由于实验本身的局限性，这项研究为该领域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人类婴儿不应在黑暗的环境中被抚养长大，并且必须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五六个月大）才能爬行。当我们对爬行中的婴儿进行测试时，他们会避开“视觉悬崖”较“深”的一侧，这表明他们对爬下“悬崖”的后果有所了解。但是那些还不会爬行的婴儿呢？他们知道从“悬崖”上掉下去会发生什么吗？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约瑟夫·坎波斯领导的研究团队
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首先他们测试了7个月大的婴儿，其中1/2的婴儿已经开始爬行，另外1/2则没有。通过这些婴儿身上所佩戴的心率监测器，他们能够评估出婴儿对“视觉悬崖”的情绪反应。婴儿的父母被安排在隔壁的房间里，然后由女性实验人员将婴儿放在“视觉悬崖”的较深的一侧。结果是：已开始爬行的婴儿的心率上升了，这表明由某位陌生人将他们带入深坑激发了他们的情绪（“啊！”）。而那些还不会爬的婴儿的心率则下降了，表明他们注意到了“悬崖”，且对它产生了兴趣，但“悬崖”并未激发任何情绪或使他们受到惊吓。显而易见，还不会爬行的婴儿并不知道“深度”意味着什么——他们并未因可能跌至“视觉悬崖”深处而受到生理上的刺激。为什么爬行能力会影响婴儿对掉下“悬崖”的理解呢？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坎波斯及其同事受到了一篇科研论文的启发。这篇文献是发展心理学领域最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之一，文章指出，诸如爬行、走路之类的自主位移是意义构建的关键环节。
20世纪60年代初，在杰姬·吉布森完成其“视觉悬崖”实验几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视觉研究先驱理查德·赫尔德以猫为实验对象进行了另一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被称为“小猫旋木”实验。
在这些研究中，成对的小猫在实验阶段获得了视觉体验，其他时候则被饲养在黑暗的环境中。在有光照的实验阶段，两只小猫被放置在一个小型转盘上，其中一只小猫可以控制自己的行走，而另一只则依靠转盘被动地移动。想象一个没有马的旋转木马，但是它有两个篮子，彼此呈180度，每个篮子里有一只小猫。其中一只篮子的底部有4个洞，小猫的腿可以穿过这些洞伸到地面，这样当小猫走路时就可以驱动旋木。另一只小猫所在的篮子则没有洞，所以这只小猫只能被动地移动。在这样的饲养方式下，两只小猫的视力都很好，它们的视觉系统发育正常。但从它们的行为表现来看，处于被动状态的小猫似乎并不清楚自己眼见之物意义何在。它们在控制爪子方面存在问题，也无法区分“视觉悬崖”的较深的一侧与较浅的一侧；当有物体靠近眼睛时，它也不会眨眼。
坎波斯及其团队利用从“小猫旋木”研究中汲取的经验，来破解人类婴儿到底是如何获得理解高度的能力的。继“小猫旋木”实验之后，研究人员又以婴儿为对象进行了一组新的实验。他们将参与实验的婴儿平均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婴儿带着“婴儿学步车”回到家中，而对照组则没有。“婴儿学步车”是一种迷你小车，婴儿可以被安置在一个座位上，其双脚可以触及地面，类似于“小猫旋木”中驱动旋木的小猫所处的状态。“学步车”的座位四周都装有保险杠，下方有轮子支撑。就这样，一个尚不会爬行的婴儿现在可以依靠自己的双脚在房间里四处移动。在这组实验中，处于步行状态下的婴儿在返回实验室之前必须完成至少32个小时的自主位移。接下来，实验人员再次使用心率监测器，将婴儿放到“视觉悬崖”的深处。这一次，有行走条件的婴儿因心率升高而触发了警报，对照组的婴儿则没有。尽管这些婴儿的行走能力是在婴儿学步车的“人为”协助下获得的，但他们对“悬崖”的反应与那些在自然状态下已开始自主爬行的孩子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从“小猫旋木”以及随后的“婴儿学步车”研究中了解到有关婴儿发展的一些关键内容。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些内容也关系到经验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首先是“能动性”问题，为了充分理解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需要参与经验的创造过程。我们在学习爬行和走路的过程中理解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这就如同坐在副驾驶位置与驾驶员位置之别。如果你亲自驾车，而非漫不经心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那么你可能更容易记住去朋友家所需经过的那些弯路。而如果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你将获得同样的视觉信息，但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你也不会专注于其中。同样，旋转木马上被动移动的小猫所获得的信息与处于主动状态的小猫相同，但是对前者而言，这些信息与其自身行动无关。处于主动状态的小猫创造了它的经验，而处于被动状态的小猫则只是经历了这一过程。对于能够自主移动的婴儿和仅在他人协助下才能移动的婴儿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接下来是动作发展的“使能性”问题，即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事，能力之间产生了级联效应。就像坎波斯及其同事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一个行为领域的功能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经验，会对情感、社交、认知以及感觉运动等其他发展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婴儿学会爬行，然后学会走路，从而改变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态。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对世界进行更多探索；他们可以待在养育者身边，并从养育者那里得到有关家中物品被禁止或允许其触碰的各种回应。
这让我们又回到了卡伦·阿道夫和她的研究。从吉米的著作中获得启示之后，她来到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师从杰姬攻读博士学位。阿道夫回忆说，在她博士生涯初期，有一次她在日托中心看到几个婴儿爬上一个柜子后无法下来。她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杰姬，杰姬回复道：“这很有趣，亲爱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跟进一下呢？”从那以后，阿道夫一直在研究婴幼儿对他们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有着怎样的认识。
2000年，阿道夫开始着手解决为什么自主位移经验——无论是爬行还是使用婴儿学步车——是避开“视觉悬崖”深处或情绪被其激发的必要先决条件。她的研究为其所在领域带来了变革。阿道夫推测，婴儿在移动自己身体的过程中懂得了让脚（或者手和膝盖）处于坚实地面之上的重要性。爬行是一种学习方式，在爬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而不能凌空移动。
于是，阿道夫利用她的实验室装置对一组9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测试。在这个实验中，婴儿坐在一个实验平台上，面对着另一个平台，中间有一道空隙。对面的平台上放着一个令婴儿着迷并有可能抓到的玩具。然后，阿道夫让这些婴儿以坐或爬的姿势去够这个玩具。接下来，实验者会移动婴儿对面的平台，并多次调整平台之间的距离，观察婴儿何时会伸出手去拿对面的玩具，何时决定避开危险并留在原地。婴儿运动能力的获得遵循一定的顺序，首先学会坐，接着学会爬，然后学会走。阿道夫发现，一个能够自己坐着的婴儿所学到的关于距离等方面的知识，并不会迁移至学爬阶段。对于一个已经完全能够自己坐着但尚不擅长爬行的婴儿来说，当他们处于坐姿时，他们能够精确地判断出何时能够拿到玩具，何时不能。然而，当他们处于爬行姿势时，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接近1/3的婴儿被试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过大的空隙所带来的危险。“事实上，6名婴儿在坐姿时表现出了精确的回避反应，但当处于爬行姿势时，他们无法对自身能力做出判断，”阿道夫写道
，“处于爬行姿势时，他们尝试着爬向所有距离的空隙，包括90厘米的空隙，这无异于爬向空气。”在后续实验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也更令人震惊。面对相似的平台间距，那些已经成为爬行高手的孩子不会铤而走险地越过空隙；当这些孩子开始学走路时，他们会蹒跚着径直迈向“悬崖”，就像一些残酷惨烈的歪心狼系列动画中呈现出来的样子。通过对不同运动模式的数百次测试，阿道夫和她的同事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婴儿在一种运动模式下所获得的对距离的认识，并不会迁移到另一种运动模式中。从坐到爬再到站立，孩子必须在各种特定的运动形式下重新学习空间的意义。在观察者的眼中，学步的幼儿在房间里扶着家具移动——专业上称之为“巡行”，就像滑冰初学者依靠滑冰场的墙壁来支撑身体一样——看起来几乎就是在走路。然而事实上，二者并不能等同。
当婴儿爬行时，他们并不是在学习诸如20厘米的空间意义等客观事实，而是在学习不同物体、不同情境对他们的身体和行动能力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像旋转木马中的小猫一样。用吉布森的术语来说，婴儿是在学习相对于他们自身的空间可供性，因此在进入步行阶段之后必须“重新学习”那些在爬行阶段已经掌握的间隙、悬崖或者坡度。尽管环境可能是相同的，但对孩子来说却是全新的体验。当婴儿学习爬行时，他们就会学到爬行的可供性，即了解在物体表面爬行的机会和代价。刚学会走路时，他们的表现就像那些在黑暗中长大的小猫一样。他们不了解世界能为这种新获得的技能提供什么。童年时期，随着移动方式的更替，儿童也在不断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新的可供性。
儿童对世界的理解一直追随着其行动能力的发展脚步。如果你认为青春期是身体发育呈现出惊人变化的阶段，那么就试着向上追溯，来看看学步期的情形：在出生后的头两年里，身高翻倍，体重几乎长了4倍，头围扩大了1/3。这个过程不是随意、渐进的，而是间断性的。婴儿可能会在一个晚上长高1~2厘米，也会在他们醒来和再次入睡之间“缩小”约1厘米。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婴幼儿时期才是人类身体的“猛长期”。
每个婴儿都是科学家，都在不断地进行实验，以解决他们在行走中遇到的问题。阿道夫写道
，学习走路的过程反映出一些“个性化的、独特的解决方案”。在独立行走的第一个月里，幼儿采用的步态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挪步式行走者”会小心翼翼地迈出微小的步伐，以尽量保持其直立的姿势；“前倾式行走者”身体向前倾倒，这就要求他们的脚步必须不断追赶自己的上半身；“摇摆式行走者”则是先摆动一条腿，然后摆动另一条腿，就像一个在几何课上感到无聊的学生在课桌上移动圆规那样。这些蠢萌的步态将持续约一个月，接下来，孩子们将进入到标志着正常步态的“钟摆式运动”阶段。经过两个月的练习，他们的行走速度会随着步幅的增大而提高。除了能力上的改变，婴儿还必须应对影响他们行为能力的其他因素。以尿布为例：阿道夫发现，就孩子步态模式的成熟程度而言，穿布尿片“相当于失去两个月的行走经验”，而穿着薄的一次性纸尿裤则相当于失去5周的行走经验。当学步儿童穿上尿布和裤子时，比起只穿着尿布，他们迈出的步子会更小。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婴儿总是在啃咬、投掷或者挤压东西。那是因为，这些婴儿确实在探索世间万物的运作方式，就像阿基米德踏入浴缸注意到了水位的上升那样。瑞士发展心理学鼻祖让·皮亚杰大胆而极具预见性地指出，现实是在婴儿的头脑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他的一本著作名为《儿童现实的建构》）。4个月大时，他们可以试着伸手去抓握物体了，可供利用的经验也变得越来越多：抓握、敲打以及吸吮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些都是婴儿理解重力、三维等世界运行法则的方式。
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发现，当他们做一件事时，世界会做出回应（能动性）。皮亚杰也观察到，当他将丝带的一端系在襁褓中的女儿脚上，并将另一端系在位于她上方的风铃上时，她是多么高兴——小吕西安娜时而大笑，时而微笑，时而喃喃自语。用脚一踢，她就能看到自己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正如后来的实验者在研究这种“风铃—踢脚范式”时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果丝带被拿走（相应的能动性减弱），孩子往往会变得沮丧、焦虑，并且会哭泣。皮亚杰及后来的实验心理学家发现，这种能动性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正如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实验所揭示的那样，脚上绑有丝带的8周大的婴儿就可以掌握踢脚和风铃移动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踢脚的次数会有所增加。还在摇篮中时，我们就在学习因果关系，特别是在那些令儿童感兴趣的设备的帮助之下。
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能够敲击或拍打自己周围的物体，但还不能真正抓握它们。艾米·李约瑟在杜克大学任研究员时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和她的同事们制造出了“黏性手套”，即一种侧面缝有魔术贴的婴儿手套。
李约瑟及其团队从“婴儿学步车”研究中获得了灵感，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那些原本不能抓握玩具的婴儿在少量工具的帮助下突然可以抓握玩具，那会怎样？这将对他们的行为造成哪些影响？
研究人员利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县人口记录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联系了最终参与研究的32名婴儿的父母，其中1/2的婴儿被安排在实验组。实验者向每个实验组婴儿的父母提供了黏性手套、记录实验过程的日志以及一套特殊的玩具，上面附有与手套相匹配的条状魔术贴。父母要向孩子们展示黏性手套的工作原理，并帮助他们玩玩具。在黏性手套的帮助下，婴儿可以伸出手轻击玩具。瞧！抓住了！对照组的实验方式与之类似，区别在于这一组的婴儿没有戴黏性手套。
随后，实验者分别用婴儿熟悉的和新的玩具进行测试，戴黏性手套的婴儿与对照组婴儿的行为表现形成了强烈反差。相比之下，实验组婴儿对物体进行视觉探索的时间是对照组的两倍，对玩具的拍打次数相比来说几乎翻了一倍；并且，他们在“口头探索”（啃咬新物体）和视觉探索（注视新物体）之间进行切换的次数大约是对照组的3倍。
在一项与“小猫旋木”相似而实验要求更加严格的后续研究中，李约瑟和她的同事们将婴儿分为“主动训练”（戴黏性手套）和“被动训练”（让婴儿的手接触到玩具）两组。与被动组相比，戴手套的主动组婴儿在抓握方面的表现更加活跃——他们尝到了抓东西的乐趣，即使没有戴黏性手套，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做。一年后，李约瑟进行了跟进调查，目的是了解婴儿的探索倾向是如何形成的。她发现，与接受被动训练或完全未接受训练的对照组婴儿相比，接受主动训练的孩子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玩具表现出了更大的视觉兴趣，在玩耍时更少分心，抓住旋转物体的时间更长。因此，这是另一个级联效应。早期的运动经验会发展成更强的运动技能。
当然，伸手触碰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卡伦·阿道夫发现，姿势会影响伸手抓握的动作以及早期认知技能的发展。保持直立的坐姿需要身体的成熟和高度有组织的平衡行为的发展，以抵抗重力的牵引。她和同事发现，一旦婴儿能够坐起来，他们就会更加专注于用手去操纵和探索物体。同样，一个发展结果会导致另一个发展结果。坐起来可以解放双手。否则，当你趴着的时候，很难握住物体并用眼睛去观察。阿道夫及其同事还发现了另一个相关现象，即与同龄但尚未掌握坐姿的婴儿相比，能够自己坐着的婴儿更擅长识别物体的三维形状。坐姿促进了抓握，进而导向了对被抓握物体的探索，以及从不同角度对物体外观所进行的观察。
在所处世界中发现新的行动可能，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世界，这并非儿童时期所独有的情形。但到了成年期，这种技能发展表现得更加微妙灵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德雷克在采访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超级巨星斯蒂芬·库里时了解到的。库里是金州勇士队的控球后卫，6次入选全明星阵容，3次带领球队获得NBA总冠军，两次获得联盟“最有价值球员”（MVP）称号。在教练布兰登·佩恩的指导下，库里在休赛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接受不同类型的“神经认知训练”，其中就包括应用“敏捷反应测试训练系统”（FitLight Trainer）所进行的一些训练。这套设备是由一位丹麦手球教练为训练其所在球队守门员的反应速度而发明的。该系统包含多个可按压触碰的“反应训练灯”，大约与成年人手掌同宽，可以粘贴在墙上，且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任意排列；还能变换不同颜色，以提示训练者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训练灯”可以对训练者的表现进行全程追踪，并采集数据，用以了解训练者在灯光信号出现时错过或按下亮灯按钮的次数，以及他们的反应速度。在训练过程中，不同的颜色排序代表比赛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库里会用不同的运球动作来应对，比如“交叉运球”，即将球从一只手快速地弹到另一只手上。这种训练模式的目的在于使身体超负荷运转，这不仅是为了提升库里的反应速度和协调能力，也是为了提高他在快速学习、局势判断以及做出反应等方面的能力。“在一场比赛中，会有很多变数摆在你的面前——防守、队友的位置、身体的移动速度有多快……你必须掌控一切并做出决定。所以，我们会进行超负荷训练，这样到了现实中就会感觉比赛变慢了。这种训练方式可以帮助你成为一名更有头脑的篮球运动员，”这位MVP得主说道，“我认为我的控球变得更利落了，决策能力也变得更强了，在场上也更有想法。我感觉比赛节奏明显慢了下来，所以我可以更好地完成动作，并更好地控制自己与对方球员之间的距离。”库里的切身感受得到了体育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证实：最优秀的运动员都是杰出的视觉学习者。《自然·科学报告》杂志于2013年刊登的一篇相关论文的标题是这样总结的：“职业运动员拥有快速学习复杂、多变动态视觉场景的非凡技能。”
库里观察到，当他打得好的时候，时间似乎会慢下来，很多运动员都曾有过这种感觉。在描述“进入状态”是什么感觉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比尔·拉塞尔表示：“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各种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就像在用慢动作打球一样。”
杰出的职业网球运动员约翰·麦肯罗在描述自己巅峰时刻的表现时同样指出：“事情变慢了，球看起来大了很多，你觉得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杰西·维特从这些评论以及她自己作为一名精英运动员（她曾是2005年世界运动会极限飞盘项目的金牌得主）的经历中获得了启发，她决定测试一下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是否真的受到个人表现的影响。（我们在前言中曾经提到，杰西证明了垒球击球手在打得好的时候会觉得球更大。）首先，杰西评估了网球运动员对网球速度的感知情况。
被试者站在底线后面，并试图回击发球机以不同速度发出的球。每次回球后，被试者要按下计算机的空格键，按键时长要与自己对上一球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判断相匹配。杰西还记录了被试者是否成功地将球击入了对方半场或是将球击出界外。她发现，当回球成功时，人们会认为球的速度比不成功时要慢。她用一款类似于Pong（一款早期街机游戏，游戏中的玩家试图用球拍阻挡一个移动的球）的电脑游戏进行实验，获得了同样的结果。杰西通过操纵球拍的大小来改变挡球的难易程度——很小的球拍很难成功将球阻挡，而较大的球拍则很容易将球拦住。她再次发现，人们对球速的感知与拦截、阻挡它的难易程度有关。当球被大球拍轻松拦下时，球速似乎比使用小球拍拦截时要慢。在一项特别巧妙的研究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系统工程专业的罗布·格雷教授对大学棒球运动员进行了考察，发现当球的位置在本垒板之上，球员们能够轻易将球击中时，他们也认为棒球的尺寸更大，而球的速度更慢。
当球正好落在球拍中间时，它看起来是一个漂亮而厚实的球。
随着身体的发展和运动技能的提升，我们开始在自身所处环境中发现新的可供性。发展、实践和发现，三者相辅相成。随着身体的发展和技能的实践，可啃咬的世界里也逐渐充满了可抓握、可抛掷甚至可以远投三分的东西。人类“主体世界”的塑造取决于我们能做什么，以及能做到何种程度。作为双足直立动物，行走是人类生活方式中最核心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