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着装方式

研究20世纪德国男性服饰的人，很快就会被德国制服的民族独特性倾向惊得目瞪口呆。这不仅仅是因为怪异的皮短裤，在20世纪30年代（此前当然也是如此），刽子手在公共场合用斧子行刑时，穿的竟然是全套晚礼服，包括白色的领结和燕尾服，并配以高顶丝质礼帽和白色手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服是最能展示德国人怪癖的媒介之一。诚如研究制服的历史学家布赖恩·L.戴维斯所写的，战争期间的德国是“一个沉迷于各种军服和仿军服的国家”。制服以及各种饰品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寓意和暗示的极其复杂的特殊世界。制服细节意义重大，而当这些细节变得日趋复杂时，就一定会有人密切关注。在英国，这个人是国王乔治六世——在制服研究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老学究；在德国，这个人是元首。在武装党卫军的4个师违令撤退之后，希特勒决定对他们施以惩罚，而惩罚方式就是褫夺了他们用以表明身份的宝贵袖章。也就是说，他罚的是他们的制服，因为在那个时候，制服已经具备了几乎所有的神秘意义。希特勒之所以出离愤怒，是因为其中的一个袖章上有“Leibstandarte”字样，表明佩戴者是希特勒本人的贴身卫队成员，曾宣誓以死效忠元首。

对这些德国制服的关注，必然会把我们拖入20世纪德国社会认知下的黑暗世界。除了实施驱逐和消灭“异族”来纯化日耳曼种族的计划，第三帝国社会化运作中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对“统一性”的渴望，而“统一性”则被认为是理想的文化状态。正如约瑟夫·戈培尔说过的那样，帝国的文化部门（文学、音乐、电影）的目标是“将所有的创意人才团结起来，实现文化思想的统一性”。即便是在战时的前线，德军也强调部队之间的“同志情谊”。每个人都必须是活跃分子，而且是精力充沛的充满热情的活跃分子。帝国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军人之间的这种同志情谊将会渗透战后的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前线共同体”会催生“大众共同体”，而有独特思想的人则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质疑者、智者、怀疑论者、讽刺者、异见者和不合群的人要么被悄悄地吸纳、改造，要么消失——不要问他们的去向。第三帝国最终将会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为每个人定制的帅气的制服会成为群体凝聚力的可见证据，并会激发民众加入其中。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俄国人不讨人喜欢的橄榄色套装相比，德国的制服更具吸引力，会自发激起普通人正常的穿着欲望。几乎每一个可界定的行业或劳动群体都有漂亮的制服。在跟同事一起工作时，你可以穿工装或防护服。但当穿着制服外出时，你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他们也会觉得你有些特别。在论及纳粹的制服时，库尔特·冯内古特写道，无论是军服还是民用制服，都带有“疯狂的戏剧性”。

以矿山的工人为例，他们在工作时穿的衣服必然是实用而不雅致的，但在外出时，他们就会大变样：学徒工穿的是黑色高领束腰外衣，袖子和胸前有成排的银色纽扣，总计24颗，头上戴着有帽舌的仿军帽。随着职级的提升，矿工的黑色束腰外衣上的银色纽扣会逐级增加，最高级别为34颗。（德国人之所以喜爱双排扣夹克制服，或许就是因为它可以多钉几颗银色纽扣。）学徒期满成为矿工之后，帽子升级为黑色有檐的平顶筒状帽，其正面为硕大的银鹰图案，顶部为羽饰。在正式场合，矿工的行头中还要增配白色手套、佩剑以及红白黑三色相间的纳粹臂章。邮递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和有轨电车列车员的装束跟军事人员非常相似：束腰外衣上用的是黄铜纽扣，帽子上有国徽，即包含纳粹党所用的十字符的鹰徽。高级别的机车司机会在左大腿处挂一柄带有华丽剑鞘和剑柄带剑结的剑。先前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一律穿官方制服，并配有饰带、鹰徽和臂章。

如果你有幸找到一份地区驯鹰师的工作，那么你的装束将包括一顶带有羽饰的提洛尔帽、配银色纽扣的灰色制服以及黑色皮带，同时又因为你的工作地点是户外，所以搭配黑色长筒靴。应急管理、建筑和运输等部门的工作制服，看起来跟军服差不多，很有吸引力，任何人看了都想加入。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人员甚至还配发佩剑。国营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穿得跟军人一样，但制服上有一条袖标，用以识别其所在的服务单位。德国红十字会的男女成员所穿制服与军服颇为相似，领口和肩部有级别标识。

在全民狂热的“制服潮”中，孩子自然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德国少女联盟是德国女孩必须加入的组织，其成员的着装要求是黑色裙子和白色衬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包括黑色灯芯绒短裤、有徽章的棕色衬衣、黑色领巾和皮革斜肩带。青年团的领导加配小号佩剑，挂在腰带上。

在德国外交部的外交司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穿正装。在最正式的外交场合，大使穿黑色燕尾服，搭配黑色裤子，裤子上有宽大的银色条纹，当然行头中还包括佩剑。在日常工作中，他会穿黑色束腰外衣，上面有白色或银色的代表级别的肩带，并搭配银色腰带。在天冷的时候，他会加一件双排扣的大翻领大衣。这些翻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以颜色表示级别的标准位置。德国红十字会的高级官员的翻领为灰色的；工兵部队的将军的翻领为粉红色的；海军元帅的翻领为浅蓝色的；陆军元帅的翻领为红色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医务官员的翻领为棕色的，跟希特勒青年团的成人指挥员的相似。很多军官的制服中还包括马裤和马靴。这是广受欢迎的行头，因为它们会让人联想起昔日的贵族活动，比如狩猎和障碍赛等。

德国制服的另一个独特细节是用一根链子挂在脖子上的半圆形的金属护甲，也就是所谓的护喉甲（gorget）。宪兵和一般的警察都佩戴护喉甲，暗指他们是真正的装甲力量。（部队里的人喜欢称之为“套着链子的狗”。）无论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护喉甲都代表着特别的权威。即便是空中交通管制的主管，也都佩戴护喉甲。护喉甲的频频出现，无疑增添了德国制服的装饰性成分，而作为一种惯例，与制服相关的各种装饰在德国可谓无处不在，比如带字的臂章和袖章、佩剑和佩刀以及党卫军的白色骷髅头帽徽（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它格外醒目）。在正规军中，军官的裤腿上均有一条红色条纹。即便是地方长官（各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也穿着仿军服，而为了逼真，还会在枪套里装一把小手枪。

但德国海军内部占上风的是一定的节制和传统的好理念。事实上，德国海军军官制服袖口的金色条纹上方的那颗星，同我们熟悉的美国海军制服的那颗星是一样的，而德国水兵的制服，同其他国家水兵的传统制服也极为相似。这与所有纳粹制服中最有趣的制服之一——纳粹冲锋队的制服相去甚远。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原本由暴徒组成的团伙专门殴打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还常常砸烂居民窗户，为了纳粹党的利益而制造各种事端。由于行为过于极端，连希特勒都看不下去了。1934年，冲锋队被党卫军清洗。冲锋队成员的制服包括宽松的褐色衬衣和斜挎式武装带，而褐色马裤则塞进靴子里。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童帽，类似于法国军用平顶帽，下巴处还有一条不必要的帽带。然而，面对这样一顶滑稽的小帽子，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当然，很多人内心充满了嘲讽，尤其这顶帽子戴在冲锋队肥胖的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头上时。希特勒曾经戴着这种帽子拍过照，但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从未允许该照片公布。在另外一张照片中，希特勒和一群身穿制服的冲锋队成员站在一起，但所有合影人员中，他是唯一没有戴帽子的。

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辅助力量”或政治性的准军事力量通常以他们所穿制服的颜色命名。比如，纳粹冲锋队被称为褐衫军，墨索里尼的私人卫队被称为黑衫军。很难想象盟军的哪支部队会把制服颜色当作骄傲的资本，比如美国的橄榄色或苏联和英国的卡其色。

但德国党卫军的全黑色制服却是独创性的成功，每一名党卫军成员都对它喜爱不已，以至于他们的机关刊物都被命名为《黑色军团》。对党卫军来说，黑色可以跟诸多有关胁迫和邪恶的民间传说联系起来。苏珊·桑塔格对希姆莱掌控的党卫军以及党卫军对黑色的钟情做了浪漫化描述。她认为，在最底层的摩托车手眼中，黑色是权力的象征，同时也会让人感到害怕。她在文字中暗示了这是施虐受虐狂者的一种表现形式，“颜色是黑色，材质是皮革，兼具美的诱惑、正直的理由、狂喜的目标和死亡的幻想”。不久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新任篮球教练，决定将球队原本的浅蓝色和金黄色相间的队服换成黑色队服。一时间投诉声四起，但显然没有一个投诉者敢承认他就是单纯因为对黑色的迷信心理，而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明显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因为不经意间，“黑人”这个称呼成了对他们的一种污名化。

据说，希姆莱采用黑色军服的想法，源于他所崇拜的耶稣会士，而自他之后，黑色就跟各种神秘的邪恶联系在一起。在奥威尔的《1984》中，我们知道了“一群身着黑色制服的壮汉，脚上穿着铁包头的靴子，手持警棍”。而在卡夫卡的《审判》中，K被要求穿黑色衣服出庭，也就是要跟那些充满敌意的审讯者穿得一样。约翰·哈维在《黑衣人》中写道：“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黑色衣服尤其属于《审判》中的通缉犯、被告和被审人员的世界。”正如党卫军所发现的，对审讯者来说，要想从嫌犯口中撬出供词，黑色制服可谓无价道具。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有一个德国人竟然拒绝了所有的华丽与黑暗。这就是德国的老大——希特勒本人。他需要一套与众不同的“制服”，而他选择的则是不受质疑的低调样式。他的制服（说它是制服着实勉强，因为任何其他人都不曾穿过）包括普通的黑色裤子和浅灰色双排扣外套，但外套上只有6颗金纽扣，左袖上有鹰和纳粹十字符组成的国徽。搭配的从来都是白衬衫和黑色领带，仿佛自己是一位专业人士，甚或是一位绅士。除佩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的一枚战伤奖章（他曾差点儿被毒气毒死）和纳粹党徽外没有其他徽章，而佩戴纳粹党徽似乎意在表明他是党内元老。还有就是“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是毋庸置疑的英雄主义的象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对自己的浅灰色外套的象征意义大加渲染，并发誓一直要穿到战争结束。是的，他的确穿到了战争结束，只不过最终衣服上血迹斑斑，还跟他的尸体一起被烧掉了。

当和赫尔曼·戈林一起出现时，希特勒在制服上的节制就显得格外突出。众所周知，戈林一向喜欢华丽花哨的制服，再加上他本人大腹便便，所以常成为人们私下嘲讽的对象。戈林担任过很多军内职务，所以也就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制服。他是步兵团将军、党卫军将军，同时也是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作为帝国的狩猎高手，他常穿各种皮革制服，腰间挂着猎刀。他最喜欢的职务之一是陆军元帅，因为担任该职务，便可以携带一根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在最终被晋升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后，每当有人向他敬礼或以适当方式问候时，他就把指挥棒高高举起。所有这些行头都是戈林亲自设计的。另外，他偏爱鸽灰色，而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他都会穿长大衣，这或许是为了凸显当时他正飞速横长的身材的垂直线条。一位观察人士表示，戈林的一件毛皮大衣，就像是“去歌剧院的高级妓女的行头”。有一次，他穿着罗马长袍和凉鞋见客。还有一次，他穿着蓝色和服和毛皮拖鞋参加宴会。即便是戈培尔也看不惯戈林的这种过分行为。在与戈林的一次会面中，戈培尔写道：“他受到了最好的接待……他穿的衣服有些奇特，而在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眼中，这样的着装多少有些滑稽。但他就是那样的人，我们必须容忍他的种种癖好。”这些句子出自戈培尔的《日记》，译者是路易斯·P.洛克纳。洛克纳补充说，“有一次接见外交使团时，他穿得像沃坦一样，手里还拿着长矛”。事实上，戈林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有些像异性恋的利贝拉切，但他坚决否认他对唇膏和口红上瘾的流言。

在战争结束时，他被美国人俘获。戈林最后一次展示了自己的信念：你穿什么样的制服，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人生这至关重要的最后时刻，戈林抛弃了所有的浮华，穿起了对他来说极为朴素的制服——他自己搞出来的类似于盟军制服的偏常规军服：卡其色外套和马裤，搭配黑色靴子；极少的饰物；斜挎式武装带；白色臂章，以此表明他作为投降者的卑微身份。此时的他还戴着一顶前线士兵帽，但他依然舍不得那根镶嵌着珠宝的大名鼎鼎的指挥棒，此时它的荣耀被华而不实的衣管掩盖着。他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高级军官，并对安在自己身上的“头号战犯”罪名感到愤怒。更让他愤怒的是，逮捕他的只是美国第36步兵师里的一个小小中尉，而不是更高级的军官。

跟希特勒本人一样，约瑟夫·戈培尔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存在制服“选择困难症”的问题，因为他穿的就是常见的双排扣套装。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不得不走上前线，到部队训话，并高谈阔论，让他们做出进一步的英雄主义的牺牲。他当时戴着一顶陆军檐帽，穿的是德国常见的皮大衣。但说真的，因为戈培尔有畸形足，跛行严重，他一定意识到，穿军服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滑稽可笑。每个人都知道他从未参过军，而大多数人也都知道，他在加入纳粹党之前获得的唯一荣誉，是海德堡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若是亲身经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一定会惊骇不已。除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不可阻挡的充满愤怒的盟军部队之外，还有对德国重要城市的狂轰滥炸。对一个热衷于制服的国家来说，1944年10月由绝望的乌合之众组成的民兵组织——人民冲锋队，无疑是令人失望的。这是德国的最后一次动员行动，参加者是16岁到60岁的绝望的男性。这些惊恐的青少年和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人连仿军服都没有配发，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把剩余的便服染成军灰色或深褐色，或者穿手中的旧制服，比如老式的警服、餐饮俱乐部或大学兄弟会的夹克、列车员的制服，以及藏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制服或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制服等。对人民冲锋队的成员来说，无论穿的是什么，都有臂章证明他们是德国的辅助军事力量。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而武器装备也不过是猎枪和手持式反坦克火箭筒。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很多人一有机会就会选择逃跑或投降。那些更虔诚、更爱国的人，最终被集结的苏联人的机枪或火炮轰上了天。这一徒劳的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件，对一般人来说是令人难过和震惊的，但对崇尚制服统一、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德国人来说，是特别可怕的，却也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战争结束了，德国战败了。规范的制服没有了，花哨的制服也没有了。在进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时，阿尔伯特·施佩尔第一次看到他的20个同僚战犯一同出庭，也第一次看到他们情绪低落。他写道：“多年来，我总看到这些被告穿着华丽的制服，要么不可一世，要么神采飞扬。”制服带给人的变化可真大。现在，他们就是一群衣衫褴褛的等候发落的老头，就像被带到了乡下的地方法官面前的流浪汉一样。赫尔曼·戈林的自杀不可逆转地标志着德国的纨绔主义之风以及其他很多东西的消亡。毕竟，正如莎士比亚的直白理解，穿着华丽的军队从来都是打败仗的军队。

相比之下，日记作家维克多·克莱普勒则认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士兵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真正的士兵，他们的“制服”与欧洲人的期望相去甚远。“他们根本不是普鲁士意义上的士兵。他们不穿制服，而是穿灰绿色的工装裤或由高腰裤和宽松束腰夹克组成的类似工装的套装。他们的钢盔就像一顶舒适的帽子，可以向前推，也可以往后拉，怎么舒适就怎么戴。”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马克·吐温对一个典型美国人的描述：“哈克贝利来去自如，全凭自己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