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阔的肩膀与合体的剪裁

肩部是展示男性荣耀的舞台，世界各地都对军服肩部予以关注。众所周知，男人的肩膀和胸毛是宝贵的第二性征。由此可见，宽阔而发达的肩膀，对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说至关重要。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的臀部往往比肩部宽，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男人的肩部应该比臀部宽。小孩子可能会跨坐在女人臀部上，男人却喜欢把孩子高高举起，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军服而言，重视肩部设计，意在突出着装者的阳刚之气和应有的战斗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装设计师不得不紧跟流行一时的军人形象，将女士服装的肩部加宽。不过，在战争结束后，女装设计师很快又恢复了以前那种“更自然”的风格。克里斯汀·迪奥就曾抱怨战争给服装设计领域造成的破坏。他说，这是“一个军服的时代，女兵的肩膀看起来就像拳击手的那样”。

就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艾森豪威尔将军视察第101空降师，给此次行动中计划抢先登陆的伞兵鼓劲打气。置身忧心忡忡的士兵中间，艾森豪威尔先是一如既往地拉起家常，问他们的老家在哪里。

“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士兵答道。

艾森豪威尔注意到这名士兵肩膀宽阔，进而问他是不是在煤矿工作过。

“是的，长官！”

艾森豪威尔显然由此相信这名士兵值得信赖，祝他好运，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阿道夫·希特勒也把宽阔的肩膀视为男性力量及男性优点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德国纳粹党卫军早期成员体格方面的挑选标准，依照的正是18世纪古典学者、考古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所确立的男性完美体格模型。20世纪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理论称，犹太男性的体格是令人厌恶的体格，他们不爱运动，缺乏美感，一脸书呆子气。因为过度研究和关注金钱与服装贸易，他们的身体被彻底毁掉。温克尔曼确立的男性完美体格模型在德国广受追捧，以至于该国各男子大学都会在他生日时举行庆祝活动。

希特勒对这种理想男性体格（以古希腊雕塑为标准的体格）的热衷，影响了整个德国社会。那些狂热的爱国青年纷纷行动起来，以温克尔曼的模型标准和党卫军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的身体。此举的目的是帮助第三帝国培养“新男性”，即足够强壮和足够勇敢的男性，以便将整个欧洲彻底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健康农场”。纳粹“理想体格理念”的成功就体现在肩宽上。

历史学家乔治·莫斯在其著作《男人的形象：现代男性气质的创造》（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中，翻印了1933年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幅爱国主义漫画。在这幅四格漫画中，作为雕刻者的希特勒正在创造新的体格完美的德国人。第一格表现的是希特勒同一个戴眼镜的犹太人在一起，观看桌面上的类似于巷战的社会混乱场景。在第二格中，希特勒用拳头把这种社会乱象砸得粉碎，而一旁的那个犹太人则看起来惊恐万分。在第三格中，希特勒把桌面上的黏土揉成一大团。在第四格的高潮画面中，希特勒雕刻了一个新的理想的男性裸体像：双腿分开，双拳紧握，正准备采取某种崇高的行动。从头到尾看完这幅四格漫画之后，读者会发现，希特勒最后塑造的并不是这个理想的“新男性”的肱二头肌、胸肌或腹肌，而是他宽阔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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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8年起，美国陆军士兵常有一种埋在心底而不愿说出的愤懑。军官可以在肩部、领口、帽子和翻领上别金色或银色的徽章来表明军衔。士兵使用的是缝制的布质V形臂章，佩戴在军服衣袖上臂中间部位，而不是彰显荣耀的肩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陆军制服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就是允许士兵在军服领口和肩部佩戴表明其军衔的小型铜质徽章，图案依然是V形。这一变化旨在缩小军官制服和士兵制服之间的视觉差异。

在早前的陆军制服中，有专为军官配发的严禁士兵穿的制式衬衣。这就提醒士兵：他们和军官完全不一样。衬衫上有肩章，也就是说只有被授衔的军官才可以展示这个荣誉部位。詹姆斯·琼斯在他的小说《口哨》（ Whistle ）中，把士兵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笔下的人物马尔特·温奇是军士长，参加过残酷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温奇无比愤慨。为表达主人公的这种暴怒，琼斯将场景安排在了旧金山的一家裁缝店里。店主卖给温奇一件带有肩章的仿军官衬衣。这种半革命性行为的较温和版本，是使用禁用的奢华皮带扣和佩戴不合规范的珠宝。到越南战争时，军官已经不再穿有肩章的衬衣。讽刺的是，现在这类肩章只在士兵肩上发挥着它们最初的实用功能，和其他肩章一起固定在需要扛重物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视觉叙事”（戏剧、电影和广告）的世界里，士兵受伤的部位（光荣负伤但并非致命伤）通常是在肩部。时下，最受欢迎的风衣是博柏利售卖的那种肩章极其夸张的风衣。这些肩章并没有什么用处，已经沦落到跟商标同等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些肩章，它就只是一件风衣，所有浪漫的暗示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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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穿过军服的人，都很清楚身着军服与身着便服时的不同感受。我在这里谈的不是包括白色手套以及其他所有配饰的军礼服的荣耀问题，而是常服，也就是军人外出时穿的制服，比如下班离开工作岗位或休假期间穿的制服。这类制服通常是夹克配领带，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夹克非常修身，打褶收腰，肩带或肩章异常突出。裤子必须非常贴身，当然不能有褶子。军队中有一个过分讲究的神话：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军人有哪怕稍微肥胖的腰部，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掩饰。制服勾勒出来的形体，是理想的战斗人员的形体：健壮、服从、极强的自我控制力、高度专注，没有任何懈怠，也不会呈现一种安逸状态。“休闲服”最早出现时之所以被称为休闲服，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宽松，以及这种宽松带来的休闲自在感。然而，对军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穿上军服，人在站立时显得挺拔，但在他们坐下时，这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

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对军服和民用制服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一个对于两者都适用的原则：

军服为穿着者提供了一个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明确界限……军服的真正功能是彰显和主宰世界秩序，是阻止生活中的混乱和变化。就像藏匿了人体内柔软的不断变化的东西一样，它也遮蔽了军人的内衣和皮肤……军服把军人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之下，同时配备肩带和腰带等各种起固定作用的带子。如此一来，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内衣，忘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这种军事上的修身造型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正如乔治·莫斯所指出的，从军服塑造人的形象来看，其根源是温克尔曼所推崇的希腊雕像。穿军服的当代军人的理想形象，是“流畅的躯体，如同大理石般紧致和结实”。在18世纪，与之对立的形象是柔弱的舞蹈艺术家。今天，如果说哪种男装处于军服的对立面，那么它可能是松垮的厚绒布浴衣，穿起来不用系扣，但需要熨烫。

因此，正是18世纪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种在历代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允许其作为“代表”的男性形体。也就是说，对古代雕塑的新的关注点，引导着人们去思考男性形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由衣服塑造的男性形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历史学家、服饰理论家安妮·霍兰德写道，理想的男性形体，使人一看见就能想到完美的男性力量、高尚的德行和绝对的正直，而且还带有独立与理性的色彩。到了19世纪初，“无论一个男子的真实形体如何，即便是上长下短的梨形身材，裁缝也能通过服装，把他打造成身材修长、肌肉发达且非常性感的形体”。

如果说军人是由他们的制服塑造的，那么当一个人穿上能暗示他拥有完美躯体、强大体能和无尽勇气的制服时，他又如何抑制自己的虚荣心呢？世界各国的国防部想必都在开展一种心理干预活动，让军人相信他们实际上跟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当然，在修身效果方面，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骑兵卫队就是典型的例子：为过于追求修身而设计的紧身军服，使得骑兵连举手挥剑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