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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阔别英国已久的劳伦斯（D. H. Lawrence）回到伦敦。这座城市灰暗、沉闷和缺乏生气的景象让他大为震惊。随后，他在《新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沉闷的伦敦》（Dull London）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之情。劳伦斯注意到，在他离开伦敦的这段时间里，一种新的令人厌烦的平淡无奇的审美已经主导了这座城市。如今，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乏味和老套。
几个星期后，劳伦斯就该话题又写了一篇文章，建议就色彩和刺激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以此解决伦敦的服装沉闷问题。后期在刊发该文时，编辑将文章的标题改为“红裤子”。其实，用“红色紧身裤”更恰当一些，因为这正是劳伦斯所提议的服装，也就是用这种服装来替代当时主宰男性着装的黑色或深灰色裤子。彩色紧身衣，如同骑手在意大利一年一度的锡耶纳赛马节上穿的服装，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现在是我们再次戏谑生活的时候了，就像人们在文艺复兴等真正伟大的时期所做的那样。那时候，年轻人穿着色彩艳丽的裤子，一条裤腿是亮红色，另一条裤腿是亮黄色；上身是紫褐色的丝绒紧身衣；头上戴着丝绸帽，上面插有黄色羽毛。就这样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采取的做法。先从外在开始，再一步步转向内在……如果明天斯特兰德大街和皮卡迪利大街出现十几个着装新潮的人：下身是猩红色的紧身裤，上身是艳丽的黄褐色小夹克，并搭配翠绿色的帽子，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旨在破除“沉闷”的革命也就拉开了序幕。
劳伦斯接下来承认，穿紧身衣的人必须非常勇敢，因为“直面沉闷的传统，一个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在大街上愉快漫步”。毋庸讳言，劳伦斯本人从未穿过任何艳丽的紧身衣，他的着装一向中规中矩。
斯图尔特和伊丽莎白·尤恩在他们合著的《欲望通道：大众形象与美国意识的形成》（ Channels of Desire: Mass Image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onsciousness ）中表示，偏离裤装传统的着装者会遭到某种形式的社会惩罚：
1957年，一名八年级的学生犯了一个错误：穿了一条红色裤子去上学。裤子是他妈妈买的，但这位妈妈缺乏着装方面的常识。在第一堂数学课上，他刚走进教室，就立即在同学间引起了骚动。对于这种有违传统的着装，数学老师十分恼火……这名学生的平均分也随即被减去5分。由于扰乱秩序，他在中午时分被送回家。自此之后，这名学生再也没有穿过红色裤子。
为阐释自己的观点，劳伦斯不得不完全避谈伦敦官方场合和典礼仪式中那些显而易见、多姿多彩的着装细节，比如法庭、教堂和仪式性的政治场合中的华丽制服，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英国军队的红色制服以及骑兵卫队的闪亮胸护甲和带羽饰的头盔。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三枚金币》（ Three Guineas ）中对不劳而获的男权进行了批判，并以一种欢快的调侃口吻对这些服饰做了描述。面对一群自鸣得意的伦敦男性，她展示了一个智慧超群的女性的观点：
首先，你们的服饰就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就受过教育的男性而言，其在官方场合所穿的衣服和所戴的配饰，数量非常多，色彩极其绚丽，真可谓奢华至极！你穿着紫罗兰色的衣服，胸前挂着镶嵌宝石的十字架；你披着缀有花边饰带的貂皮披肩；你戴着很多条镶有宝石的链子；你戴着假发，层层卷发垂到颈部……有时候，你穿着可以遮住腿的长袍；有时候，你还会穿长筒靴。绣着狮子和独角兽的短披风飘来飘去，胸前的星状或圆形的金属饰物闪闪发亮……每一枚纽扣、每一种饰物和每一道条纹，似乎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但比教会、学院和政府的制服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与战争相关的人员的制服。“最好看的制服，是军人穿的制服。但在现役部队中，红色和金色以及黄铜和羽饰却往往被舍弃了，那么很明显，这些昂贵而又让人觉得不甚卫生的华丽服饰的发明，一是让看客感受到军职的威严，二是利用它们的浮华，诱使年轻人参军。”
在这一点上，劳伦斯无疑会持赞同态度。如此一来，伍尔夫足智多谋的极具分量的反驳，也就必定让他感到羞愧。
肩部是展示男性荣耀的舞台，世界各地都对军服肩部予以关注。众所周知，男人的肩膀和胸毛是宝贵的第二性征。由此可见，宽阔而发达的肩膀，对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说至关重要。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的臀部往往比肩部宽，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男人的肩部应该比臀部宽。小孩子可能会跨坐在女人臀部上，男人却喜欢把孩子高高举起，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军服而言，重视肩部设计，意在突出着装者的阳刚之气和应有的战斗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装设计师不得不紧跟流行一时的军人形象，将女士服装的肩部加宽。不过，在战争结束后，女装设计师很快又恢复了以前那种“更自然”的风格。克里斯汀·迪奥就曾抱怨战争给服装设计领域造成的破坏。他说，这是“一个军服的时代，女兵的肩膀看起来就像拳击手的那样”。
就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艾森豪威尔将军视察第101空降师，给此次行动中计划抢先登陆的伞兵鼓劲打气。置身忧心忡忡的士兵中间，艾森豪威尔先是一如既往地拉起家常，问他们的老家在哪里。
“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士兵答道。
艾森豪威尔注意到这名士兵肩膀宽阔，进而问他是不是在煤矿工作过。
“是的，长官！”
艾森豪威尔显然由此相信这名士兵值得信赖，祝他好运，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阿道夫·希特勒也把宽阔的肩膀视为男性力量及男性优点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德国纳粹党卫军早期成员体格方面的挑选标准，依照的正是18世纪古典学者、考古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所确立的男性完美体格模型。20世纪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理论称，犹太男性的体格是令人厌恶的体格，他们不爱运动，缺乏美感，一脸书呆子气。因为过度研究和关注金钱与服装贸易，他们的身体被彻底毁掉。温克尔曼确立的男性完美体格模型在德国广受追捧，以至于该国各男子大学都会在他生日时举行庆祝活动。
希特勒对这种理想男性体格（以古希腊雕塑为标准的体格）的热衷，影响了整个德国社会。那些狂热的爱国青年纷纷行动起来，以温克尔曼的模型标准和党卫军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的身体。此举的目的是帮助第三帝国
培养“新男性”，即足够强壮和足够勇敢的男性，以便将整个欧洲彻底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健康农场”。纳粹“理想体格理念”的成功就体现在肩宽上。
历史学家乔治·莫斯在其著作《男人的形象：现代男性气质的创造》（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中，翻印了1933年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幅爱国主义漫画。在这幅四格漫画中，作为雕刻者的希特勒正在创造新的体格完美的德国人。第一格表现的是希特勒同一个戴眼镜的犹太人在一起，观看桌面上的类似于巷战的社会混乱场景。在第二格中，希特勒用拳头把这种社会乱象砸得粉碎，而一旁的那个犹太人则看起来惊恐万分。在第三格中，希特勒把桌面上的黏土揉成一大团。在第四格的高潮画面中，希特勒雕刻了一个新的理想的男性裸体像：双腿分开，双拳紧握，正准备采取某种崇高的行动。从头到尾看完这幅四格漫画之后，读者会发现，希特勒最后塑造的并不是这个理想的“新男性”的肱二头肌、胸肌或腹肌，而是他宽阔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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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8年起，美国陆军士兵常有一种埋在心底而不愿说出的愤懑。军官可以在肩部、领口、帽子和翻领上别金色或银色的徽章来表明军衔。士兵使用的是缝制的布质V形臂章，佩戴在军服衣袖上臂中间部位，而不是彰显荣耀的肩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陆军制服的革命性变化之一，就是允许士兵在军服领口和肩部佩戴表明其军衔的小型铜质徽章，图案依然是V形。这一变化旨在缩小军官制服和士兵制服之间的视觉差异。
在早前的陆军制服中，有专为军官配发的严禁士兵穿的制式衬衣。这就提醒士兵：他们和军官完全不一样。衬衫上有肩章，也就是说只有被授衔的军官才可以展示这个荣誉部位。詹姆斯·琼斯在他的小说《口哨》（ Whistle ）中，把士兵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笔下的人物马尔特·温奇是军士长，参加过残酷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温奇无比愤慨。为表达主人公的这种暴怒，琼斯将场景安排在了旧金山的一家裁缝店里。店主卖给温奇一件带有肩章的仿军官衬衣。这种半革命性行为的较温和版本，是使用禁用的奢华皮带扣和佩戴不合规范的珠宝。到越南战争时，军官已经不再穿有肩章的衬衣。讽刺的是，现在这类肩章只在士兵肩上发挥着它们最初的实用功能，和其他肩章一起固定在需要扛重物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视觉叙事”（戏剧、电影和广告）的世界里，士兵受伤的部位（光荣负伤但并非致命伤）通常是在肩部。时下，最受欢迎的风衣是博柏利售卖的那种肩章极其夸张的风衣。这些肩章并没有什么用处，已经沦落到跟商标同等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些肩章，它就只是一件风衣，所有浪漫的暗示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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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穿过军服的人，都很清楚身着军服与身着便服时的不同感受。我在这里谈的不是包括白色手套以及其他所有配饰的军礼服的荣耀问题，而是常服，也就是军人外出时穿的制服，比如下班离开工作岗位或休假期间穿的制服。这类制服通常是夹克配领带，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夹克非常修身，打褶收腰，肩带或肩章异常突出。裤子必须非常贴身，当然不能有褶子。军队中有一个过分讲究的神话：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军人有哪怕稍微肥胖的腰部，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掩饰。制服勾勒出来的形体，是理想的战斗人员的形体：健壮、服从、极强的自我控制力、高度专注，没有任何懈怠，也不会呈现一种安逸状态。“休闲服”最早出现时之所以被称为休闲服，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宽松，以及这种宽松带来的休闲自在感。然而，对军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穿上军服，人在站立时显得挺拔，但在他们坐下时，这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
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对军服和民用制服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一个对于两者都适用的原则：
军服为穿着者提供了一个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明确界限……军服的真正功能是彰显和主宰世界秩序，是阻止生活中的混乱和变化。就像藏匿了人体内柔软的不断变化的东西一样，它也遮蔽了军人的内衣和皮肤……军服把军人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之下，同时配备肩带和腰带等各种起固定作用的带子。如此一来，他就会忘记自己的内衣，忘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这种军事上的修身造型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正如乔治·莫斯所指出的，从军服塑造人的形象来看，其根源是温克尔曼所推崇的希腊雕像。穿军服的当代军人的理想形象，是“流畅的躯体，如同大理石般紧致和结实”。在18世纪，与之对立的形象是柔弱的舞蹈艺术家。今天，如果说哪种男装处于军服的对立面，那么它可能是松垮的厚绒布浴衣，穿起来不用系扣，但需要熨烫。
因此，正是18世纪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种在历代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允许其作为“代表”的男性形体。也就是说，对古代雕塑的新的关注点，引导着人们去思考男性形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由衣服塑造的男性形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历史学家、服饰理论家安妮·霍兰德写道，理想的男性形体，使人一看见就能想到完美的男性力量、高尚的德行和绝对的正直，而且还带有独立与理性的色彩。到了19世纪初，“无论一个男子的真实形体如何，即便是上长下短的梨形身材，裁缝也能通过服装，把他打造成身材修长、肌肉发达且非常性感的形体”。
如果说军人是由他们的制服塑造的，那么当一个人穿上能暗示他拥有完美躯体、强大体能和无尽勇气的制服时，他又如何抑制自己的虚荣心呢？世界各国的国防部想必都在开展一种心理干预活动，让军人相信他们实际上跟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当然，在修身效果方面，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骑兵卫队就是典型的例子：为过于追求修身而设计的紧身军服，使得骑兵连举手挥剑都很困难。
历史学家马文·里昂写道：“在最后几任沙皇的统治之下，俄国可以说已经成了一所庞大的军事学院。”但这里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在这所所谓的军事学院里，穿制服的不是军人，而是备受尊重的医生、律师和教师等非军事部门的专业人士，以及公立学校的学生等。德国《旅行指南》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1914年到访圣彼得堡时证实：“近乎十分之一的男性……穿着某种制服，这不仅包括许许多多的军官，也包括政府官员，甚至包括各阶段学生等。”尼古拉二世的宫廷里，到处都是穿制服的人，而在帝国芭蕾舞学校，即便是年龄最小、身材最矮小的学生，也都穿着深蓝色制服，衣领上别着银色的里拉琴饰品。在非军事部门，人们穿制服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贵族、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很喜欢戴黑色或深蓝色的帽舌闪亮的仿军帽。
但要欣赏俄国制服文化的独特性，就必须把目光转向陆军、海军等各军种的制服以及外交人员的制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制服的肩章特别大，上面有彩色的条纹和大小不一的星徽，而这也彰显了斯拉夫人的两大迷恋：头衔和等级。军帽为大檐帽——帽檐真的很大，跟垃圾桶的盖子差不多大。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肩章是他们最热衷的目标。在遇到军官时，他们喜欢撕掉对方制服上的肩章，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1917年，布尔什维克逮捕了沙皇，而羞辱他的方式就是撕掉了他昂贵的特制肩章，这也是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肩章。要知道，世世代代以来，沙皇的肩章象征着独裁统治的神圣延续。在尼古拉的肩章上，有用珠宝镶饰的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首字母缩写，就如同尼古拉长子的肩章上也有尼古拉的首字母缩写一样。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决不能忘记这种兽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肩章才再次被引入苏联军队。除执行特别任务需要穿便装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和克格勃（KGB）的秘密情报员，即便是在公共场合，也会身着制服。由此可见，他们有多么强烈的炫耀欲。长期以来，俄国人的官方形象都是跟肩章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受这种持久的关联性的影响，在美国纽约市开办“俄国”餐厅的企业家，都会精心为店内的“哥萨克”
乐师提供肩章以及令人浮想联翩的带有红色高冠的大檐帽。事实上，苏联在解体之前，还保留着沙皇时代的观念，即军官的制服应当给人一种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便不是浓艳，也要丰富多彩。这种风格同苏联地铁站的华丽雅致颇为相似：地铁站不仅装饰有枝形水晶吊灯，还陈列着精美的陶瓷制品。
在苏联，那些级别很高的人，比如陆军元帅，所穿的制服包括一件橄榄色的束腰外衣，这件外衣的袖口和领口有红色绲边，领口徽章为金丝刺绣，而肩章上则是一颗硕大的元帅星。每条裤腿都有一条很宽的红色条纹。当然，最好是胸前挂满绶带和勋章。马文·里昂就这种炫耀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大多数军官出身于贫苦家庭，通常来自死气沉沉的毫无时尚气息的穷乡僻壤。“也许是为了自我补偿，俄国的军服比其他国家的军服更显光彩，也更为雅致。”尽管布尔什维克倡导社会平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服的这一趋势仍明显可见。这或许可以视为一种严重的心理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种制服风格，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着装风格。鉴于自己在军中的稳固地位，麦克阿瑟一向坚持低调原则：他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帽子，连领带都不打，胸前既没有绶带也没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