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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在他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手机，并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据说，“千禧一代”模拟打电话的姿势，已经从用手比“6”发展成了以掌摸脸，这是因为通信设备的形状发生了大变迁，他们可能不太理解没有手机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好在手机的诞生时间不太久远，追忆起来不太麻烦。
1888年，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发现了电磁波。其后，无线电波通信技术开始为军方所用。1973年，美国人马丁·库帕（Martin Lawrence Cooper）发明了第一台手提电话。这个年轻人早年想加入贝尔实验室，但贝尔实验室无线电团队的负责人尤尔·恩格尔（Joel Engel）认为库帕年资尚浅，没看上他。库帕后来加入了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多年卧薪尝胆，发明了手机。成功之后，他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恩格尔的，据说，这位主管在听到他的声音之后，长时间地陷入了沉默。这段逸事说明，手机从被发明出来就带有某种权力特征，有了它就能实现权力倒转，获得控制未来的能力。
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手机就是由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20世纪80年代，一部摩托罗拉3200手机的定价大约是2万元人民币，而1985年国内职工年平均工资才1000元出头。据《人民邮电报》报道，1987年，一名叫徐峰的商人豪掷2万元，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手机用户，还交了6000元的入网费。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太值：当时，手机除了用来显摆，还能有啥用呢？又不是没有固定电话。
普通人对信息的理解是非常粗线条的。打过仗的人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无线电、雷达通常是制胜法宝。商场如战场，逻辑是一样的。因为有了手机，徐峰可以随时和港台商人联系，他的餐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了广州餐饮业的标杆。可见，信息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反映在两方面：一，手机可以提供一些稀缺的信息，帮助用户及时了解价格差，沟通各种具体事宜；二，在信息稀缺的年代，手机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广告平台——有手机的人成了能够随时沟通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成了高耸的灯塔。这种双重能量的加持，确保了一个人的成功和显赫。
早先，手机有一个霸蛮的名字——“大哥大”。大哥大在进入内地后，也是财大气粗的人才能买得起，它的象征性甚至要超过其功能。早期，国内电信基础设施并不是特别完善，大哥大信号很差，不能确保每次通话都能接通，但它的每次出场都能产生相当的震撼力。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曾有一个叔叔在上海做码头生意，他回老家时，屁兜里就揣着一部大哥大。大哥大的厚度和高耸的天线使它极具视觉冲击力：牛仔裤的前兜是装不下的，装在屁兜里则显得鼓鼓囊囊，它的价格就相当于同等厚度的钞票。
中国人常常通过物来丈量现代化生活的品质。过去，不少人理解的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现代化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照此标准，我们早已实现现代化，幸福生活已经达成，可是很多人并没有觉得特别幸福，有时候甚至还会觉得非常不幸，以至于患了怀旧病，觉得以前的日子更充实。怀旧是不用负责任的，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回到过去。我因此对老一辈想要回到过去的企图从未当真，因为我确信，若真有时光机器能一键让他们回到过去，他们多半不会吱声。怀旧的价值在于提示我们，手机及其背后的现代化承诺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持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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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手机，大多数人对其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小巧的装置”。近20年来，手机的样子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现在很多手表和眼镜也都有通话功能。而至于未来，不少科幻作品渴望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把芯片植入大脑，通过脑波进行直接交流。手机之所以被看成一个设备，可能因为人是活在时间切片中的动物，视域范围受限。人眼所见，只能是当下的东西，没法历史地看，后者需要理智训练及证据支持。历史地看，就是把时间的碎片缝合起来，看出一个东西的发展和生成，是一种有关存在的观察。
历史地看手机，就会发现它实则是一个庞然大物，小巧的外形不过是它庞大身躯的一个触角。手机得以使用，需要先满足一系列前置条件。现在，全球有500多条海底光缆贯通各大洲。
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142.5万座5G基站，更别提还有隐藏在深山和沙漠中的庞大数据中心。
全球的数据中心消耗了全世界生产总电量的近10%。
可见，所谓小巧的手机实则是一庞然大物，而且这个庞然大物每天还在迅速长大、膨胀，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智能手机。
近年，国际学界不少热心学者鼓吹将互联网接入理解为基本人权，
这一诉求说明，人类乐意从法律或哲学上完全接受这一庞大机器的降临。任何飞奔的东西都令我感到恐惧，看到手机发展得如此迅速，被接纳得如此畅快，我时常感到心理不适，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日常生活中，添置一件几百块钱的家具，甚或在饭桌上多添一两样食材，有的人可能都会做做反思，有点犹豫。但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机器，大多数人却很少有迟疑：很多人都渴望买新手机，渴望接入更快的网络，希望自己的手机的摄像头像素更高。这导致很多手机的价格早已超过电脑，也大大超过了日常生活中的家用电器。
家电的价格一直在下降。在今天，多数空调、电视和冰箱的价格都已经降至几千元，一台手机竟可以卖到1万元，某国产品牌手机的特定型号甚至要价高达2万元。不过，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种解释是，手机用得最为频繁，其他电器反倒用得少些，所以手机价格高些也能接受。这是一个典型的鸡与蛋的问题，其真正的逻辑可能是，因为你认为手机重要，所以用得频繁，导致了高价。的确有一小撮人（例如一些固执的老人和虔诚的避世者）觉得手机一点也不重要，用手机的频率也谈不上频繁，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在坚持用只能接入GSM网络（即所谓2G网络）的诺基亚手机。
现在的问题是，多数人不仅接受手机，而且使用手机成瘾。我们都能感到使用手机占用了太多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有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看短视频，直到深更半夜还在看手机，这大大压缩了我的睡眠时间——手机蓝光很不利于人的睡眠，且人的深度睡眠恰恰又集中在深夜12点到2点这个时段。戒手机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若不玩手机，我可以选择去看书，而在床上看书必须要坐着看，没法躺着——书需要用两只手来翻看，这就必然要求你保持坐姿；另外，看书还需要灯光。我的经验是，当你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发现必须起身关灯，一起身很有可能导致睡意全无，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读书无法取代手机成为睡前活动。
和图书相比，手机作为一种信息获取和沟通设备，其自动化程度要高得多。手机无须依赖特定的时间、光线、场合，也可以提供大量服务。你可以在线聊天，可以看别人说话、吃饭，整个世界就在方寸之间。这样一种彻底的自动化让人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体验之中。然而，和乐曲一样，人也需要休止符。只有暂停使用手机，才能注意到它和其他物的关系，才能将它看作一个要素进行审查。而手机产业却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种休止。当下，快充技术使得手机电量从0充到100%仅需10分钟。留给人类反思该技术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刻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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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认为科技之所以是现代生活的象征，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些便利性。就手机而言，最直接的便利是：原来联系不上的人，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联系上。但我们只重视手机的功能，却没有追问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以及要实现这一功能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慢慢理解手机技术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一种集中控制逻辑。这一逻辑原来只用在工厂内，现在走进了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手机变成了一种身份证，动不动要拿出来朝人展示，使之变得不可逃离。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后现象学中提出了“多重稳定性”的概念。
这一概念说明技术常常以超出其预定功能的方式被使用着。现在的手机实际上早就不是通信工具了，而是一种平行世界生产机，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数字化了。在此过程中，我们当然获得了一定的便利性，这种便利说服我们要把身体上的操劳当成纯粹的负担。但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的目的总需要在物理现实中实现，现实生活总是要求我们的身体做物理性的移动和参与。手机的逻辑却让我们认同虚拟现实比物理现实更加真实，物理的要素、各种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一种限制，是需要摈除的。
“操劳”和“辛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性要素。关于身体的操劳之于生活的必要性，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以暖气和壁炉为例来说明。
现代人过冬，通常在手机上交取暖费，一度让家里的小朋友误以为是手机吹出了暖风。在取暖设备出现之前，人通常要劈柴烧火或燃炭取暖。伯格曼认为暖气和壁炉有很大区别。壁炉要求你对它付出操劳和繁忙：使用壁炉需消耗木柴，你要自己去伐木、去皮、劈砍，之后堆垒、晾干木柴，前前后后一通折腾后把木柴填入壁炉。然后你冲个澡，把壁炉引燃。此时屋外大雪漫天，你在炉前小酌，你的妻子在壁炉前给孩子读故事，家猫在炉上打盹儿，一家人一边取暖，一边观火。和暖气这种彻底沉入背景、不引人注目的装置完全不同，壁炉是家里的焦点事物。
伯格曼认为，虽然壁炉是一个物件，但围绕该物件组织起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身体性、关系性、沉浸式的。围绕壁炉，很多意义被生产出来——为了获取烧壁炉用的柴火，你需要去森林里挑选一棵合适的树，这个过程需要你的身心高度投入，你要察看它的树龄、品种、枝叶，和周遭互动。环境和你的劳动构成了一个男人/狩猎者的角色。你要前往幽深之处捕获用来“喂养”壁炉的“食物”。壁炉的温暖是你的活动的一个伟大象征，你的妻子、孩子乃至家猫，都在享用你的狩猎成果。窗外纷飞的大雪是构成温暖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一边观火一边赏雪时，会感觉屋外更加寒冷，屋内更加温暖。
反观暖气，从功能上来说，它和壁炉一样，是取暖的工具。暖气的最高级形式是地暖，它时刻提供热量，但拒斥你对它的凝视。和一家人在壁炉边观火的情景不同，极少会出现一家人坐在地上感受地暖的情况，由此也缺少了一家人围绕壁炉所建构起来的那种丰富的存在处境。在有地暖的家里，更常见的情景是：你坐在客厅刷手机，你的爱人在房里哄孩子，家猫蹲在窗边发呆。屋外的大雪纷飞似乎也变得单调，因为它不再是构成温暖感的成分之一，而堕落为一种天气现象。地暖显然不是家庭的焦点事物，它是一件沉入了生活背景的商品。世界被装置化进而被商品化的倾向不断蚕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贫乏。
在当今时代，这种贫乏通过手机的转译被视作一种便利。手机是一个形而上学机器，它正在且时刻生产着一种世界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只有最直接的目的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与目的相关的一切操劳和繁难都被视作负担，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心灵变化：人们对虚拟的现实越来越宽容，而对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苛刻。同时，手机上的各种App不断提供着海量的滤镜，将经过各种技术/权力场域扭曲过的景象系统地提供给用户。
当虚拟现实蜂拥而至时，当下现实受时空限制，只能成为片段式的体验，在小范围内生成与供应。在量和强度上，虚拟现实都远远压倒了现实，以至于有的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某种倒错，即认为虚拟的现实要比当下的现实更加真实。这使有些人陷入了焦虑：相对于虚拟现实，当下的现实里究竟有什么是值得珍视的？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提出一个叫“体验机器”的假想实验，这一实验近来又被心灵哲学家大卫·查尔莫斯（David J. Chalmers）做了不少改进
：假如有一台快乐机器，当你接入这台机器后，就可以自此充实且幸福地生活在比特世界中，请问你愿意接入吗？在我看来，手机就是“快乐机器”的1.0版本。随着手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这台体验机器会变得逐渐完美。但如果你问我是否愿意接入，我的答案是“不”。我常感到在短暂且残缺的现实之中有一些非常坚硬的东西，它们不一定给我带来快乐，有时甚至会带来痛苦，但一旦丢开它们，就会感觉自己背叛了什么。这种直觉或许是一种偏见，但至今我也没能把它们的肌理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