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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来，很少有话题像移民（migrant）这样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的公共关注。在英国，有关移民的探讨频繁见于报端，出现在公共讨论中，见于议会辩论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当权，民众中总有人对政府的移民管控不力、遣返非法移民和对难民问题的处理表达不满。在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和此后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被民粹裹挟的排外的民意，似乎与西方社会以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影响了英国、欧盟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这个时代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全球化，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急于区分“我们”和“他们”。
Us &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我们和他们？——移民控制的危险政治》，以下简写作《我们和他们？》）出版于欧洲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之前。在这本书中，时任牛津大学教授的布里奇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重新审视了我们所处的这个被建构的世界。
“公民”与“移民”（非公民）有多种形态，常常被理所当然地用来区分人群。在英国公共媒体和日常政治语境中，移民通常情况下并不用来指代那些具有灵活的公民身份、不受国籍限制的精英阶层，而是主要用来指代从全球南方国家迁移而来的底层穷人。换句话说，移民代表着技能不高的劳工、寻求庇护者以及不具有合法身份的人，这个称呼背后有一种阶层化和种族化的想象。
然而，谁可以被算作公民，拥有公民身份？移民指的是谁？与移民有关的叙事是如何在作为日常生活的政治中被呈现的？不同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在现有的分类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机制和因果分析，安德森退后一步，带领读者重新反思在当代社会中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一些概念，并梳理这些概念是如何在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体系中被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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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我们和他们？》开篇讲述了一个伐木工人与森林王国的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贫穷的伐木工人离开森林里的家，抵达了一个富裕王国的边境。守边的卫士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对卫士说，虽然自己很穷，但特别勤劳，保证会用劳动让这个王国变得更伟大、更富裕。卫士同意放他进入，正如这个穷人所言，五年之后，他的勤劳工作让王国更加富强了。此时他向卫士请求说，如果你认可我的价值，我可以再多提一个请求吗？可以允许我在森林里的妻子和孩子来这里和我一起谋生吗？明智又公正的卫士欣然同意了伐木工人的请求。于是他和家人永远地生活在一起，为这个伟大的王国工作。
在现实中，这个想要进入王国工作的伐木工人可能是逃离暴政的难民，可能拥有一定的技能，可能拖家带口，也可能是一名单身的女性。理想的结局当然是他/她被接纳并融入一个充满包容的王国。但是，美好的结局往往只出现在童话故事里，在现实社会中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边界。这些边界是拦阻爱琴海上偷渡者的船只，是位于美墨边境的边界墙，更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此，思考谁是“我们”和“他们”，就是在尝试理解公民和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相通，又在何种意义上各自不同。
安德森用“价值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value）引领全书。她认为，要理解英国乃至全球当下的移民问题，首先要回到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上。现代国家宣称的公民身份并非单纯指法律所赋予的身份，而是指代因人们共享着的一系列价值而形成的共同体。在英国的国家话语中，这些“价值的共同体”被表述为法制、人权、自由以及对勤劳工作的尊重等。“价值的共同体”之内的人们被分为好公民、失败公民（如罪犯）以及非公民（即移民）。而通常情况下，移民更容易被想象成是难以管控的、非法的，甚至与犯罪联系到一起。
在《我们和他们？》一书中，安德森从历史的视角对移民控制进行了回溯。在14世纪的英国，底层的穷人与土地和领主紧密相连。那些脱离领主的掌控、离开了他们本该劳作的领主土地的人被称为流浪者或无家可归者（vagrants）。这些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失控而危险的，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潜在威胁。这样一套对流动的劳动者进行管控的逻辑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只是当时的管控对象是国内流动的穷人，而现在移民管控的对象是跨越国境而来的外国移民。
历史上的英国是一个向外移民及殖民的帝国，其真正意义上迎接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位于西印度群岛、西非以及南亚等区域的前殖民地国家。二战后，作为英联邦的子民，上述殖民地国家的劳动力极大地参与了英国的战后重建，补充了宗主国因战争而欠缺的劳动力，使英国不需要像其他西欧主要国家那样从邻国引进客工（guest workers）。与此同时，因二战而寻求庇护的人们也被英国社会热情地接纳。来自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代表着一群反抗强权、追求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强者；来自苏联国家的战士、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以寻求庇护的难民身份到来，被认为是自由民主价值的胜利。而这段对劳工移民和难民的接纳历史，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新的转向。
彼时，来自欠发达国家以及欧洲一体化之后的移民叩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大门。与之前体面地投奔自由国家的移民和难民不同，这些人大多是渴望改善生活的劳工或因战争和政治原因导致的难民，其中也包括被认为是借难民之名而来的经济移民。在一些媒体的渲染之下，对这些外来移民的排斥与政客的政治动员相互强化。时任工党领袖参选的政治口号之一是便是关于移民的：“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这句口号为以底层民众为主的选民描绘出回到福利时代的美好蓝图，应允本国公民以工作机会和福利，这对于一部分选民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在安德森看来，且不说无法界定什么是英国工作以及谁是英国工人，这样的政治动员与全球化时代的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市场逻辑本身也是相悖的。在全球资本产业链下，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和灵活雇佣正在取代原来福利国家的固定工作制度。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土劳动者极少受雇于不稳定且收入较低的3D（Dirty, Dificult and Dangerous）工作，这类工作更多是由来自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籍劳工移民承担的。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全球经济格局不是政治口号可以轻易改变的。
从事3D工作的劳工移民、非法移民以及被人口贩卖者是安德森的重要研究对象。她指出，这些是在“价值的共同体”中被认为最不符合道德标准的一群人，往往也是在媒体和公共舆论中被污名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人。实际上，“非法”首先是由法律建构起来的一种身份，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行为反常，也不意味着犯罪。移民的非法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非法入境者可以通过申请难民庇护或其他身份合法化项目成为合法移民，这在2004年欧盟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早有实践。而且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研究都发现，非法移民的犯罪率并非高于本国公民，那种夸大非法移民犯罪率的报道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安德森的研究印证了社会人类学家德·吉纳瓦（De Genava）提出的移民可遣返性（deportability）
的后果，即可遣返性将移民与公民做了本质的区分：犯罪的公民虽不符合“价值的共同体”，但并不会被遣返出境；未犯罪的非法移民则随时有可能被遣返出去。可遣返性导致非法移民更容易接受被剥削的工作，甚至不敢争取被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对移民的声音并非铁板一块。基于人权的基本原则和对“好公民”的理解，地方性的社群也在进行着一些反对遣返的实践。比如，作者在书中所举的庇护城市运动（the city of sanctuary）的例子。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大多来自地方社区，他们之所以反对遣返以及相关的官僚决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身边的移民个体和家庭对所在社区的切实贡献，这些面临遣返压力的人包括勤奋学习的学生、教会事务的参与者和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他们虽然有某种“非法”的标签，但其行为符合“价值的共同体”的“好公民”标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社群尤其警惕与移民相关的强制性权力的扩大。因为“强制的危险在于它可能永远不够强硬。越是强制执法，越多的问题可能会被掩盖”
。而作为共同生活在社区中的邻里、朋友和同事，为寻求庇护者提供有安全感的环境和建立友善的关系，对移民管控保持审慎，是对强制性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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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本书以媒体报道、政策文本为主要的资料来源，较少如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侧重于访谈，但其对全球不平等的关切和底层视角始终一以贯之。在这本书中，“移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我们可以在作者冷静客观的分析背后看到一组群像：在爱琴海客船上丧生的难民、渡过多佛海峡的偷渡客，以及大洋彼岸因美墨边境筑起边界墙而被迫与家人分离的移民。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现代移民所经历的，也是离开领主土地的流浪者和来自殖民地的劳动者曾经历的。用作者的话说，当代英国公民眼中的“他们”，其实在历史中，也可能就是作为平民的“我们”。而面对喧喧嚷嚷的反移民声音，安德森给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其说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正在影响欧洲，不如说欧洲的危机正在影响着一群流动的普通人——那些被称作移民或难民的人。
本书开篇所讲的进入森林王国的伐木工人的故事隐喻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在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主权国家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他者”时，普遍用一套控制移民的体系允许一群人进入，而将另一群人拒之门外，这并非英国所独有。
公民身份不仅关乎传统国家与公民在社会契约下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它也是一种世界体系，决定了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跨国流动。具有全球北方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身份的人，比那些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享有更多的全球流动的特权。而在同一国家内部，底层劳工的跨国流动机会远低于具有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的精英阶层。齐格蒙·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对此也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对第一个世界，即日益超越民族和疆界的世界的居民——全球商人、全球文化经理和全球学者而言，国界已被夷平……对第二个世界的居民而言，移民控制、居住法、‘清洗街道’和‘零容忍’政策所构筑的墙垣越筑越高……前者随意地畅游四方，其乐无穷……所到之处总受到笑脸相迎、热烈拥抱。后者偷偷摸摸地出行，经常是非法偷渡，坐的是拥挤不堪、经不起风浪袭击、随时有可能下沉的小船，却要比那些坐豪华邮轮的人掏更多的腰包，而且到处遭人白眼；更有甚者，如果触了霉头，到达目的地时，会被抓起来，立即驱逐出境。”
对于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挣扎于生存问题的人来说，即便知道会被剥削，依然不断地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进入更为发达国家，接受这些国家对他们权利的各种限制，因为在他们看来，“比在海外受剥削更差的是什么？恐怕就是不能在海外受剥削”
。安德森想要在《我们和他们？》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在于：是全球不平等的结构产生了“移民问题”（the problems of migration），每个人都是这个结构的参与者，因此，不应该将“问题”简单归因于移民本身。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割裂的世界，寻找一种弥合的可能。
（复旦大学罗思雨博士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