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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中国的很多地区在不同时间都曾经历过或短或长的封控或管控。本文的五位作者均为在高校任教的社科学者，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体验了历时不等的社交停滞——有的因工作或家庭原因必须往返于粤港两地，数次被隔离；有的与自己年迈的父母或者在外求学的子女分离，长达一年至三年时间未能见面；当然，也有作者因此度过了成年以后最漫长的家庭时光，与家人24小时不分离，这是“隔离”带来的意外收获。在疫情带来的众多不确定性中，田野工作受限是很多学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展开实地田野调查。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我们在疫情期间因隔离而遭遇的在地困境。
“在地化”（inplacement）是美国灾难人类学家苏珊娜·霍夫曼（Sussana Hoffman）与墨西哥历史人类学家弗吉尼亚·阿科斯塔（Virginia Acosta）在其筹备的论文合辑
Inplacement: Global Outbreaks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Isolation
（《在地化：全球暴发与隔离人类学》）中提出的概念，旨在形容在新冠全球大流行的情境下，人群被迫进入的“原地待命”状态。对于长期研究人群社会交往和文化流变的社科学者来说，在地困境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崭新而又极具挑战性的新课题，即“人类的封存现象”（the phenomena of human sequestration）
。
疫情造成的社会危机源于其反社交、反流动的性质。受人类学家项飙的启发，本文借用“附近”的概念，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文献中有关流动与停滞的社会影响的讨论，展现并分析中国社科学者所遭遇的在地困境以及与困境的妥协，进而评估现有的各种应急解决方案及其影响，包括重新发现不同层次的“家”——或返家，或逃离。文章的最后对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未来的工作、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可能持续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材料一部分来自几位作者的个体经验，更大一部分来自我们对20余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阶段有过隔离经历的高校教师的深入访谈。该系列访谈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共卫生安全视域下的‘灾害文化’与强韧社会构建研究”调研计划的一部分，本文作者均为该课题组的成员。
疫情中的单位：消失的“附近”和被动的停滞
熟悉的事物消失，或与亲近的人疏离，都会引发身体和情感的双重孤独感。项飙将“附近”定义为不同背景的个体互动的生活空间。他认为，重新接触并建立“附近”，可以让日常生活变得有意义，帮助人们克服身体和精神上的孤独。在中国，阶层分化和数字化生活方式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导致大家失去了这种“附近性”，重构“附近”即可在当代中国重构生活的意义。（项飙，2021）尽管“附近”概念强调不同阶层人群的互动，但本文建议扩大“附近”的概念，将工作单位的空间纳入其中。下文将以我们的工作单位——大学为例，解释大学何以成为“附近”，它是怎样的“附近”，以及这种“附近”在疫情中是如何消失的。
中国的大学是改革开放后为数不多还保留着事业单位性质的工作机构，它的支持体系、人员构成、社交关系、空间活动等一系列设计建构了一种相对有层次和差异的“附近”。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传统的宏观地理空间，如国家、地区、城市、城镇，以及日常生活的微观空间，如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都应纳入空间的政治概念中。（Lefebvre，1976）借用列斐伏尔的观点，布雷（David Bray）在分析中国单位如何发挥治理城市人口的功能时融入了空间视角。（Bray，2005）本文据此提出，校园围墙为教师提供了一种“附近性”。
围墙空间内的成员，包括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如保安、食堂师傅等），无时不处在联系与交流之中，形成了一种相对有秩序、节奏和生活气息的“附近”。然而，有了保安和围墙，校园的开放性也大大减弱，尤其是疫情之下大多数大学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出入管控措施，“在地困境”由此而来。
我们不妨以疫情期间校园内“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消失为例，进一步讨论“附近性”的消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有机的团结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虽然个体之间有差异，但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依赖和合作，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社会也更加稳固。我们认为，尽管“单位”内部存在着先天的等级架构，但同事之间的有机团结仍可惯性维系。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日常运行需要教职员工的分工、沟通和互动，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高校单位属性也鼓励教职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和扶持，建立和维系更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在疫情期间，系统性的防疫要求和教职员工个人的配合导致了普遍性的个体隔离，群体活动也随之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导致教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疫情期间的流动也需要非常小心，人们需要及时报备自己的行动轨迹，以最大程度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一方面，个人要提高警惕，保证不受感染；另一方面，一些人可能害怕染病而主动限制自己的行动。因此，为了在声誉、安全、隐私与防疫措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很多人选择了“原地待命”。对需要进行田野调查的社科学者来说，减少出行意味着在身体层面与田野点完全隔离，这无疑使他们与田野观察对象间的有机团结受到了很大影响。
受疫情管控和随之而来的在地困境的影响，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社科学者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互动也在减少，疏离感越来越强。虽然可以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维持在国际学术界的活跃度，但线上参与限制了交流的深度，屏幕两端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感到沮丧。此外，线上活动也进一步将学者的日常生活限制在家庭的物理空间之内。
返家：一种本能的解决方案
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家庭为其成员搭建了建立亲密关系和享受私人生活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躲避公共管制的庇护所。（阎云翔，2003）然而，在疫情的背景下，家庭与公共空间的边界已经模糊。如前文所述，防疫政策通常要求个人尽可能地居家，在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中，家庭空间理所当然地成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公共空间的延伸。因而，我们将尝试围绕“家”的概念，探讨隔离中的中国社科学者如何重构学术及私人生活。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不可否认，如今在中国高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中很多都是教育移民——为谋求更好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很多年轻人都会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学习和工作，与原生家庭的成员在地理上通常是分散而居的。然而，疫情带来了变化，许多学者要么被限制在工作单位，要么选择回家陪伴和照顾家人。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过去两年是很多学者成年以后与家人相处最长的时间。
长期被隔离在家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面对突发的公共或个人危机，家作为庇护所和社会支持的来源，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与家人待在同一屋檐下的个体来说，强制共享物理空间和时间不仅增加了家庭成员的共处时光，还创造了沟通与合作的机会，可以促进家庭生活的和谐，但是有限的空间也会迫使个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直面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冲突。疫情之前尚可通过减少接触的方式来回避一些激烈的家庭纷争，我们所开展的多轮访谈个案则显示：疫情期间，在部分家庭里，家庭成员争吵和冷战的频率明显上升。
在长期隔离的阴影下，很多人都采用了一种“逃避”策略来应对在地困境，即在以家庭为核心的隔离生活中建立一个乌托邦。一些学者退而求其次，隐于家庭，享受庸常的生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得更好”“睡得更香”是很多受访者的选择：一是因为，在不确定的健康危机面前，保证身体的良好状态是首要的考量；二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催生了一些人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想法和行动。此外，消费媒介化的产品也成为不少受访者隔离在家的日常生活内容。有受访者在隔离期间看了很多之前没时间看的警匪片和家庭伦理剧；也有部分受访者放弃休息时间，承担额外的工作，借此暂时逃避面对严峻的形势。当感到困惑或茫然时，他们选择在专业研究和历史过往中寻求答案，或者更积极地投入到同行对话中，希冀达到更平稳的精神状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当来自现实的压力日趋激烈时，物质和精神乌托邦能够提供的暂时逃避是非常脆弱的。一旦个体感染或疑似感染了病毒，居家的岁月静好很容易就被打乱了。
疫情期间，“家”还成了学者的田野点。作为最敏感的学术群体之一，社科学者重新发现了家庭的强大存在感和重要价值。本文讨论的“家”除了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也指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一度成为“束缚”的同义词。而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城市移民来说，“家”与个人自由虽然未必完全对立，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确实长期被忽视了。疫情暴发之后，家再次变成力量和团结的来源，这种回归虽然是被动的或者不完全积极的，但也足以成为不同社会阶层对抗共同危机的基础。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家”的概念，是一种被遗忘已久的原始的“附近”。“家”是我们建构社会关系的原点和起点，而当我们的社会网络足够发达时，家庭关系的维护又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考验时，人们会诉诸“家”的文化和伦理原则，并以此作为风险应对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逻辑。例如，张巧运和王雨杉在即将出版的论文里指出，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是其做到善、仁、义的根本，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关键文化指标。正是基于对“善”的考量，大多数中国人选择承受严格的防疫政策，避免将病毒带回家或造成家庭成员的“社会性死亡”。此外，在中国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国”和“家”的实用意义是可以互换的。（肖瑛，2020）“祖国”经常被直译为“国家”。在疫情期间，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评估个人小家的福祉与集体大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在重新思考个人隐私和自由、国家权力和政府责任之间的动态关系。
对“家”的讨论包含了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和道德价值的辩论。对“家”的重新发现将引发对政治权力结构、公共卫生、社会信任危机中的社会关系构建的反思。在讨论“家”的乌托邦性质时，人们愿意退缩至道德安全网内，并一再调低基本生存底线。在批评“家”的不稳定性时，人们意识到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回归“家”时，人们试图重建道德和社会关系，维持体面、有弹性的生活。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不同，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迈入高度流动的时代。在逃离“家”的过程中，如外出工作甚至移民到其他国家，中国人传统家国一体的观念正不断受到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冲击。
结论：停滞与“正常”之路
如前文所述，大疫带来的生活停滞明显引发了中国学者的身体孤立和情感孤独。“附近性”的消失，特别是收缩的公共福利和强制性的单位管理模式，促使很多人为了自我的发展或小家庭的完整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与故土、家人的分离，可能是导致许多人在疫情期间情感崩溃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上和情感上，中国的社科学者重新发现了“家庭”，这个一些人花了毕生精力去批判或抛弃的社会关系，正在成为其恢复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基本安慰场所。然而，我们必须指出，重新发现私人家庭生活的价值，也需要考虑到小家与社会的联结和博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选择永远退出辩论，逃离大大小小的家。
大疫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医疗能力，也检验着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调适危机的逻辑和策略。隔离、封锁打破了个体生活的日常性，受影响的群体/个体都不得不受制于这种“确定手段”。强制条件下的忍耐，对不同的人会产生程度不一的压力。忍耐状态下的各种细节和心理感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通常被忽视——我们既缺乏量化的数字公式呈现，也没有明确的精神心理学上的陈述。在疫情战役化的主流话语氛围中，忍耐可能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消极影响，在行政层面也很容易被忽略。“隐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早已长久嵌入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疫情三年，这种特性被进一步凸显放大。要求全国十多亿人口在为期不短的时间内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的战疫状态，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有的人忍耐某种精神上（例如别离）的痛苦，有的人忍耐对空间的不满，有的人忍耐日常喜好的中断。这些忍耐就像我们的饮食习惯，每天少吃一棵菜，少吃一口肉，对当下的生活未必有明显影响，但是它的副作用在潜伏长时段后会显现。
人类学者和相关社会科学学科在创造和引领共同的未来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我们肩负着解释文化差异、揭示人类痛苦根源、探索其他生活方式、启迪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重任。孤立无援的生活比任何事情都更能让我们理解人类联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作为受疫情影响的当事人，也作为希望尽力抽离疫情困境的研究者，我们希望借流传已久的一段经典语录，呼吁对人类世界共同的人文关怀：
不要走在我后面，
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
不要走在我前面，
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
请走在我身边，
做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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