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写这本书？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4:17—18
（本书引用的圣经经文，采用中文新译本）

在拿撒勒的一个犹太会堂，耶稣以这些话开始了他的事工。他称自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主的仆人”，是要把“正义”（赛42:1—7，新译本译为“公理”）带给世界的那一位。大多数人都知道耶稣带来的是赦罪和恩典，但鲜为人知的是，圣经教导说，若一个人真正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一定会在世上寻求正义。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两个问题：“你这本书是为谁写的？”以及“你怎么会对正义这样的主题感兴趣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对这本书主题的介绍。

谁应该读这本书？

我希望四类人可以阅读此书。有很多青年基督徒会欣然回应看顾有需要者的呼召。志愿者精神是整个一代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突出特点。《非盈利时报》（NonProfit Times）报道说，青少年和青年人带领了“志愿者活动的高涨浪潮”。所罗蒙特（Alan Solomont）是国家与社区服务公司（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的董事会主席，他曾说：“[这一代]青年人比其他代更愿意服务他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青年人中的志愿者参与率显著下降，但“现在青年人成长的学校，有更多学习如何服务的课程，让青年人更早踏上社区服务之路”。

我们教会青年人居多。作为牧师，我看到他们对于社会正义的兴趣，我也看到很多人避免让他们的社会关怀影响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种关怀不会影响到他们怎样花钱，怎样从事自己的职业，以及在社区中如何选择和生活，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结交怎样的朋友。我还目睹很多人在一段时间后就失去了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热情。

他们从年青人的文化中所汲取的，不仅是一种对社会正义的情感共鸣，还包括一种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腐蚀了舍己的品格，也使人迟迟得不到内心的满足。如果我们要给贫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带来改变，我们内心必须经历一种全面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不是西方国家年青人的流行文化可以带来的。虽然很多年青人也信仰基督教，而且渴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两样事并没有联系在一起。他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的福音与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践行正义之间有何关联，而这一关联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所要建立的。

正义和圣经

我希望另外一类对“行义”（doing justice）这个主题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会阅读这本书。二十世纪的美国教会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主流自由派教会强调社会正义，而基要派教会则强调个人救恩。社会福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是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他是一位德国裔浸信会牧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先在纽约市边缘的地狱之厨（Hell’s Kitchen）牧会。他亲身经历了该社区极度贫穷的状况，这让他开始质疑教会传统的福音事工——尽力拯救人的灵魂，而对那些将人们锁入贫困的社会制度却漠不关心。饶申布什开始同时服事人们的“灵魂和身体”，但除了这一事工转向外，他在神学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他拒绝接受传统的圣经论和赎罪论。他教导说，耶稣不需要满足上帝的正义要求，所以他的死只是表明他是一个无私者的楷模。

所以，在很多正统基督徒的头脑中，“施行正义”不可避免地要与纯正教义和灵性活力的亏损联系在一起。但是，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这位十八世纪的传道人，讲过《落在忿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自由派”。他在《向穷人行善的责任》一文中考查了圣经，并且得出结论说，“相比‘施舍给穷人’，圣经中哪里还有更强烈传达出来的命令，而且是用更迫切的方式呢？”

和饶申布什的论证不同，爱德华兹认为，你不必改变圣经中关于救恩的经典教义才能去服事穷人。恰恰相反，这样的事工正是直接出于这种历史性的福音教导。他看到帮助穷人和经典圣经教义这两者密不可分。今天这一组合相对少见，然而原本不该如此。我的这本书是为那些还没有看到爱德华兹之所见的人而写的，也就是说，当圣灵教导我们理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时，这必然导致我们活出全新的生命，其中包括施行正义和同情穷人。

我希望这本书还会适合那些年青一代的福音派基督徒阅读。他们“扩展了他们的事工”，使之包括促进社会正义，而不只是传福音。他们中有很多人不仅转离了一些陈旧的事工方式，也转离了一些传统福音派的教义，如耶稣的代赎和因信称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太“个人主义”了。这些人一般认为，如果教会要更多参与社会正义，那么神学重点上的改变——或者说是神学教义的彻底改变——是必需的。这本书篇幅有限，我们不能进入这些关于代赎和称义的辩论当中。但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显明，这样一种教义的“再造”（reengineering）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正确理解传统福音派的教义，应该能引导人进入一种在世上施行正义的生命中。

还有第四类人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最近出现了很多指责宗教的书籍和博客——用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话说，就是“宗教毒害了一切”。在他们看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是地球上一股推动不义和暴力的力量。对于这些人而言，说有人因相信圣经中的上帝而委身于正义，这种思想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本致力于世上正义的书。而且圣经不仅向人发出要关切正义的直白呼召，它还为我们提供了正义的人生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动机、指引、内在的喜乐和力量。

我已经列出四类读者群，他们乍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其实不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圣经中耶稣的福音必然有力地促使人产生对世上正义的渴求。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正义之关切，既不是圣经信息的一个虚假的附属物，也不是一个矛盾体。

我为什么关心正义？

我是怎么开始关心正义这个主题的呢？在孩童时期，施行正义并不是我的兴趣。我在成长过程中曾经躲避过一个我唯一熟悉的穷孩子，他叫杰弗里（Jeffrey），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曾住在“第八街桥下”。在我的学校里，社会等级森严，一些学生是圈内人，而另外一些则被归为不合群的圈外人。此外，还有一个等级，就是杰弗里他自己。他的衣服是从二手店买的，不太合身，而且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他被人无情地耻笑，被排除在所有游戏和谈话之外，甚至在学业上也遭到惩罚，因为没有谁愿意与他合作完成作业。我承认大多数时间我也躲避他，因为我属于不合群的圈外人，正一心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没有同情杰弗里，也没有意识到他所承受的不公正，并且也开始欺负这个唯一比我更被边缘化的孩子。

当我在六十年代末进入大学时，我成为被民权运动惊呆了的一代大学生。我了解到南部黑人和民权抗议者所遭遇的体制性暴力。我特别记得自己被麦瑞迪斯（James Meredith）的影像所震惊，他在1966年的一次为争取选举权的游行中被枪杀，但在一张照片中，杀死他的人看起来却很镇定。我很吃惊地意识到，像种族隔离这样一种不义的制度，居然可以这么轻易被整个社会合理化。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人生中所听到的成年白人所说的那些道理，很多都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只是“几个捣乱的家伙”造成的。黑人的确有权利要求为他们遭受的很多冤屈平反。

“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去教会，但上大学后我就开始对基督教失去兴趣。一是因为我处在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圈子中，一边是我那些支持民权运动的世俗朋友们，另一边是一些正统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却认为马丁·路德·金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此热切地相信平等权利和正义，而那些我认识的宗教人士却对此漠不关心？

后来出现一个转机，我发现了一小群善于思考的虔诚基督徒，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与社会中每一类正义的事结合起来。最初我只是表明我的种族正义观，把它们添加到我作为基督徒刚刚学到的基督教神学上。但有一件事是我起初没有看出来，后来才认识到的：实际上，圣经才是正义的基础。我学到，《创世记》中的创造叙事原来就是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而且圣经的先知著作中充满了对正义的呼唤。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如此推崇的民权运动，源于非洲裔美国教会中对罪和救恩的观点，远胜于世俗主义。

当我进入神学院预备服事时，我遇到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艾利斯（Elward Ellis），他成了我和我未来的妻子凯西（Kathy Kristy）的朋友。他指导我们了解美国文化中的非正义现实，满有恩慈，坦诚不讳。有一次，他在我们的饭桌前说：“你知道吗，你是个种族主义者。噢，你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不想这样，但你确实是。你不由自主。”他还说，比如，“当黑人用某种方式做事时，你会说：‘嗯，那是你的文化。’但当白人用某种方式做事时，你会说：‘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嘛。’你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在一个文化中。你的很多信念和做法都是文化性的，但是你看不到。”我们那时才开始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让自己的文化观念成为道德原则，然后用它们来判断其他种族的人，觉得他们不如我们。他所举的例子非常有力、公正，而且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也认同他的说法。

当我第一次在弗吉尼亚的霍普维尔（Hopewell）担任牧师时，我决定修读一个教牧学博士课程，我的论文是关于如何训练执事。在长老会教会组织中，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在教会历史上，执事被任命去服事社区中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传统丢失了，执事演变成了看门人和财务管理者。我的导师挑战我研究这个职分的历史，并且设计一些方法，帮助长老会恢复他们教会生活中这一方面的传统。

我接受了这个论文题目，它成了我的一个转变过程。我去了附近一个大学的社会工作系，拿到他们基础课程的一个完整书单，就开始读所有这些书。我研究了欧洲城市（如日内瓦、阿姆斯特丹和格拉斯哥）的历史，了解到教会执事怎样建立起最早的一批公共社会服务体系。我设计了一些针对执事的技术培训课程，写了一些材料，帮助教会领袖建立异象，不仅包括上帝话语事工（word ministry）方面的传讲和教导，也包括好行为事工（deed ministry），就是服务那些在物质上、经济上有需要的人。

在结束了弗吉尼亚的牧师职分之后，我进入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我们系里有四位教员都住在内城区，而且教导关于城市事工的课程。我每周会在院系会议开始之前早到十五分钟，与系主任康恩（Harvie Conn）单独谈话。康恩非常热情地委身于城市生活和服事。我意识到，自己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过的。二十五年前我读过他的一本小书《传福音：行公义和传讲恩典》（Evangelism: 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其中的主题深深进入我对上帝和教会的思考中。

康恩的教导所带来的激励，以及我在八十年代费城的城市教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在1989年应邀搬回纽约市，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教会——救赎主长老教会。

关于恩典和正义

弗吉尼亚小镇霍普维尔和大都市纽约之间存在很多极大的差别，但两地之间有一样事物是相同的。让我很吃惊的是，一个人对上帝恩典的把握和经历，与他向往正义、渴望帮助穷人的心是直接相关的。我在两地都曾传讲过一个经典的信息，即上帝并不赐予我们正义，而是借着他白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我发现，那些最受这一信息感动的人，也成为最敏感于他们周围社会不义的人。我在霍普维尔的教会有一个名叫谢尔顿（Easley Shelton）的人，他的生命经历了深刻的改变。他转离了对生命道德主义式的枯燥理解，开始明白自己的救恩是以耶稣那白白的、人不配承受的恩典为根基的。这给他带来一种被更新后的温暖、喜乐和信心，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但这一变化还带来另外一个让人吃惊的效果。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很惊讶，因为我还没有向他或教会传讲过这个主题，他却自己想清楚了。他说，当他离弃自己的法利赛主义和属灵自义时，他也离弃了他的种族主义。

哈佛的斯卡利（Elaine Scarry）写过一本精彩的小书《论美和正义》（On Beauty and Being Just）。她提出的论点是，美的经历会让我们少一些自我中心，而更多接受正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我观察到，当人们看到上帝恩典在基督里的美好时，恩典就会有力地引导他们追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