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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本身当然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当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美国的家庭是一个核心家庭时，他把家庭变迁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他力图论证的是核心家庭是家庭功能专业化的结果，而这些功能——主要是儿童抚养和夫妻之间的支持——恰恰是工业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同时，核心家庭没有与扩大亲属关系的利益瓜葛，也不必承担扩大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这有益于工业社会所需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因此，核心家庭是适应工业化发展的（parsons，1943）。这种理论分析是建立在把家庭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其放置在静态中来分析这一整体和外部的关系，但是对家庭内部，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各种关系的动态是无暇顾及的，同时也忽略了家庭成员的不同。
对此，古德在其《家庭》一书再版的时候，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承认在家庭研究中忽略了妇女的问题，也承认真正的“核心家庭制度”可能并不存在，他“将家庭现代化理论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接纳多样性的理论体系推进了一大步”（唐灿，2010）。
随着理论界对工业化、现代化等宏大叙事的反思，家庭研究也从静态的、整体观的分析中更多地关注动态的、个体的情况。公共家庭（public family）和私人家庭（private family）的概念提出，就是学者们力图提供两种分析家庭的视角：公共家庭强调社会语境中的家庭，如离婚率提高、未婚先孕现象等；而私人家庭强调个体共同生活的那个空间和时间，涉及内部关系和情感议题等（Cherlin，2008）。
对核心家庭强调的侧重也从对工业社会的适应转变为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如核心家庭成为了治疗外部世界创伤的场所，成为了家庭成员的情感避难所
。20世纪后期的家庭理论越来越强调家庭对个体的作用，而不是家庭对社会的意义。古迪在总结现代家庭时，强调个体化家庭的特征：自由选择配偶，摆脱亲属束缚，婚姻私事化，个人事务不再与大家庭的利益相关，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私事（古迪，1998）。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挖掘核心家庭与个人主义、个体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已经成为西方家庭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其界定性的特征是分析焦点从家庭本身转移到个别成员身上”（唐灿，2010）
。
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家庭研究者自然不会忽略个体化理论，虽然我个人对于贝克认为“家庭”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已经是一个僵尸类别持保留意见，但是，个体化理论的确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家庭视角。正如有学者指出：个体化理论强调了发展中许多的不确定性特征对当代家庭生活的影响……所以个体化理论更为强调个体化和亲密关系的转变对家庭成员的理想和选择的影响，而不是传统家庭社会学所强调的那一套（Allan & Crow，2001:9）。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对家庭的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 ， 因为只有细 胞稳定才能使得社会稳定 ； 只有细胞和谐， 社会才会和谐 ……做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看到这样的话语，一定是熟悉无比，并认为完全正确。大部分的家庭研究也是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我也不例外。所以，当我们做家庭研究的时候，常常把家庭中的个体进行虚化或者同等化处理，把同一家庭中的成员看作是一样的，家庭的选择和行为模式就是这一家庭所有人的选择和行为模式。
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细胞，并强调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和谐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实际上依然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了高于个体的利益之上，而我受个体化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为个体服务的，家庭的存在同样是为个体服务的，而不是反之。
我们之所以要婚姻不是因为我们不结婚就活不下去，或者婚姻是每个人必需的一步，而是因为婚姻会让我们个体的人生更美好。因此，家庭研究的意义在于如何明确家庭的逻辑，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来处理家庭问题，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这才是社会和谐的目的，而不是探讨如何让家庭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如何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20世纪80、90年代，家庭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家庭理论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化的理论错误之一就是把家庭形式简单化为对应于社会经济变迁要求的因变量（Allan & Crow，2001:199—200）。在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即使对这一结论有不同观点，也仅仅是对此进行修正和弥补。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开始反思家庭现代化理论到底适不适合中国。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强调个体，尤其是女性，在个体化的时代自愿或者被迫“过自己的生活”，这对曾以家庭主义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把中国推入一个现代性社会，而这个社会开始允许个人拥有做出与他人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包括个人、性、家庭内部关系等，这是和社会进入到现代性后期的转变紧密相关的，因为现代性后期强调把“自我是过程的核心”（the self as a project）放到了优先的地位（Allan & Crow，2001:8）。如果要“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当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首先维护的自然是个人的利益，家庭成为了个体成就自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就很难看到个体的能动性以及家庭成员不同的特性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因此，个体化理论对本书的第一个重要影响是把个体独立出来，看作是分析家庭的中心。
我认为以往有关家庭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家庭（包括家庭结构和家庭内部关系）”这样的两维框架是有问题的，这种框架是一种“单线进化论”，从而很容易得出“工业化导致家庭核心化”（古德，1986）、“在从原始农业劳动技术向现代经济技术发展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家长制家庭正在转变为平等型家庭”（埃舍尔曼，1991）等这样的结论。这种直线路径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对于这种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变化是不是同步的、社会变化和家庭变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得出的都是似是而非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本来生动活泼、复杂多元的家庭被迫简化为一种单位，其中完全不同的个体被去除特征，被看作是标准化的理性个体。而任何有家庭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家庭可能是最不理性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感性力量的神奇领域，古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说用理性可能是看不到事实真相的，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如果家庭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个体的幸福服务，那么，在家庭研究中就一定要还原那些生动的个体。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实际上都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的变化说到底是物质的变化和人的变化两部分，而以往的研究关注物质多于人，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因而忽略了家庭变化的一些本质。
在家庭研究中，把“人”的因素独立出来，做重点研究可以弥补以往研究中的偏差和不足，而个体化理论本身和现代性紧密相关，对贝克而言，个体化是第二波现代性的社会结构（Beck，2001）。个体化理论帮助我串起了现代性和家庭变迁之间的直接联系。比如，以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最终目标，对个体来讲，个人的发展目的是光宗耀祖；而今天，是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最终目标是修身，要“过自己的生活”，要自己感觉好。虽然是一样的几个层次，但是，把人独立出来后，我们看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已经变化了，体现了现代性中的个体化。
所以原来从社会变迁直接推导家庭变迁的分析框架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复杂情况。本文参考个体化的理论，建立了一个社会、家庭和个体的三角形分析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研究的核心在于“个体”，无论是社会的变化还是家庭的变化，实际上这些变化都是通过个体来体现，而不同个体的情况是不同的。同样，在同一家庭中，个体也是不同的，除了性格等不同，其性别、年龄和所处的辈分与阶层也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会影响到家庭的运作，所以，需要把家庭分解为不同成员的组合体，看到不同成员的情况。在分析家庭认同的时候，我会把夫、妻、父母区分开来描述；在讨论代际关系的时候，把自己父母与配偶父母分开来讨论；在谈论家庭权力的时候，结合个体的年龄、辈分和性别的维度来看。
分析中对个体的关注从三个维度来进行：性别、年龄和经济地位。在社会学中，有关不平等的解释维度有四个：性别、年龄、阶层和种族；在人类学中多元的研究视野有种族、族群性、社会性别、年龄和区域（周大鸣，2001）。在我目前的家庭研究中，不涉及种族，区域是上海，而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太过复杂，在分析框架中，考虑到操作性，我把这一维度简化为经济地位，虽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但我觉得更能讲清楚问题。年龄这一维度在家庭研究中通过代际来体现这一维度，因此，总的来说，着重于性别、代际和经济地位。
这三个维度对个体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性别而言，无论是贝克还是吉登斯都认识到了在现代性中，女性的变迁对整个社会变迁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家庭领域，几乎可以说，家庭改变的主要特征是女性角色和地位的改变（Beck，2001；吉登斯，2001）；其次，由于中国的快速变化，不同代际的群体个体化程度也不同，而不同代际之间的互补和冲突也在重塑家庭的面貌，尤其是中国家庭被看作是经典父权制的典型，代际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家庭结构；最后，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地位不仅是决定个体在公领域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私领域，这一维度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由于个体存在性别、代际、经济地位的差异，因而个体不仅个体化程度不同，能够做出的选择也是不同的。这里强调选择是因为选择的自主性和局限性是第二波现代性中的个体化的核心要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形成了很多多元个人主义的讨论。
其次，个体既是社会也是家庭的能动者，但是个体的行动和观念受到社会和家庭已有的一些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社会的变化对个体而言是两种力量的牵扯：传统和社会转型，两个部分本身有密切关联，同时在影响个体。而在个体化的进程中，脱嵌意味着传统失去了作为一种结构的作用，变成一种资源，由个体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如何取舍。这一方面的分析着重：对传统的违反有没有合理化；同一惯习有没有被用作完全不同的两种目的；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和界定等。
社会转型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目前提供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上对个体和家庭的保障和限制，如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对于个体所提供的支持、保障以及局限是不同的，而这同样深刻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
怀默霆（Martin Whyte）在讨论农村经济改革和中国家庭模式的时候，指出家庭的变迁有可能是一幅矛盾的图景：一方面因为经济改革，家长更有权威，家庭可能会回归传统；另一方面，外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家庭“现代化”，“传统复兴，但是伴随着新的因素”（Whyte，1992），因此，在本文分析中也关注传统与转型的矛盾的表现。
再次，家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结构和内部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同时又各自独立，前者偏重客观层面的家庭概念，后者偏重主观层面的家庭概念。我在论述的时候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后者，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来被看作是结构性的要素逐渐变得不那么结构了，可以选择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的状况常常决定了结构的形态。
最后，本书利用目前还是一款软件的名词iFamily作为总结目前家庭模式的一个词汇，我把它翻译为“个体家庭”
，这里的i=I，也i=individualization（个体化），强调目前上海家庭的动态性，以个体为中心，在个体化的进程中，通过个体之间以及各自家庭之间的博弈最后形成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运作模式的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和观察等质性方法来深描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从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上海家庭的多元和流动背后的逻辑，展示个体、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建构了个体家庭（iFamily）的概念，强调以个体为中心但受制于社会条件而代际关系紧密的家庭模式。个体家庭既不同于过去的家庭主义体系下的父权制家庭，也不同于欧美社会中强调个体独立的核心家庭模式，是个体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选择或不得不依赖家人来抵御风险的一种家庭模式。
本节导论主要是对整体文章的一个介绍，包括研究的缘起过程，在理论方面的思考和突破等，强调中国家庭的独特性，认为核心家庭是中国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没有现实过，在理论上有可能限制视角，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本文采用的是个体化的理论分析视角——来分析中国家庭。第一章是对方法论的介绍，重点介绍了本研究的个案情况以及我在方法上的尝试深度访谈的混合模型：“个案金字塔阵”。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整体文章的一个基础性的介绍和在理论方法上的澄清。
第二章理想的家庭结构，从人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模式是“两扇门，一碗汤”开始描述，分析了为什么年轻一代需要年老一代的帮助，而年老一代又愿意帮助年轻一代。第三章是多元而流动的家庭结构，通过描绘各种各样的家庭来展示居住、经济、需求、亲密关系等变化，这样一种多元而流动的结构也正体现了个体化的特征：个体成为了形塑家庭的力量，而不是反之。这两章着重的分析点是家庭结构，尤其是家庭居住模式和饮食安排方面的特点。
第四章是从个体出发的家庭认同，主要是从主观层面讨论以个人为中心点所界定的家庭概念，分析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关系，通过“谁是家里人”“谁的家”、家庭认同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个体家庭”的模式，展示传统中国家庭的伸缩性在当代城市的表现。第五章家与家的关系则通过单边亲属关系、“两亲家不聚头”和姓氏等问题梳理个体家庭之间的关系，从更广的层面来分析家庭认同。
第六章血溶于水和第七章水难溶于血分析的是代际关系，分别从与自己的父母和与配偶的父母两个角度来讨论代际关系，分析孝顺在中国城市的困境，强调代际关系的研究需要区分个体的直系亲属还是配偶的亲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处理逻辑。
第八章是后父权制时代的个体家庭，从父权制切入，把性别、经济和代际三个因素放在一起，通过交叉性分析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也试图回答父权制之后中国家庭如何的问题。
最后一章是结论，结合分析框架，汇总个体家庭变化的总体面貌，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把家庭的议题和社会变迁的议题做更紧密的联系，扩展这一话题。
总之，本研究试图从个体化的视角去分析家庭关系，展示家庭结构的多元性，同时归纳这种多元性背后的逻辑。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家庭变迁并不在于从主干到核心这样一种转变，而是在于年轻一代逐渐脱离了家庭主义，每个个体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界定家庭，在自己的利益上选择和决定家庭的结构和关系；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传统和社会变迁以交织的方式影响着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而个体的选择和决定并非是自主决定的，它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我把这样一种复杂的家庭结构和模式称之为“个体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认同，家庭成员中每个人的个体家庭不会完全重合，而具体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形态正是在不同的家庭成员和不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个体化进程中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家庭不再能够承担家族主义时代的结构角色，而是在结构形态上呈现出高度的可塑性。个体化的家庭成员，根据个人的需求和认同，来形塑家庭的结构。家庭成为了实现个人目标的途径，而不再像家族主义体系下，个人是实现家庭目标的途径，这是当代家庭改变的本质所在。但是，个体的选择受到现有社会条件的限制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个体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代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个体的崛起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