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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六个“妈妈朋友”家庭一起吃饭，所谓的妈妈朋友就是那些因为我女儿而认识的朋友，彼此的名字都以孩子名加妈妈爸爸来称呼
。
由于我满脑子都是我的家庭研究，饭桌上自然而然地谈起家庭问题，我发现我们七个家庭，竟然是七种模式，都不尽相同。
凡凡家
和凡凡外婆家住得很近，平时主要依赖凡凡外公外婆接送和照顾凡凡，而凡凡的爷爷奶奶每隔两个月到凡凡家住两个月，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凡凡由爷爷奶奶接送和照顾；
雷雷爸爸妈妈星期一到星期五把雷雷放在外婆外公家，周末雷雷爸妈把孩子接回自己家；
婕婕爸爸星期日到星期五住在单位里，而婕婕妈妈和婕婕住在婕婕外公外婆家，到了周末，婕婕爸妈把孩子一起带出去玩，中午在外面吃一顿饭，“减轻父母的负担，让他们有个休息日”，晚上再把孩子送回外婆家，小两口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过周末
；
汉斯一家本来和汉斯外公外婆以及汉斯舅舅一家住在一起，但汉斯爸爸因为和丈母娘老丈人关系极其不好，已经住在外面一年多了，虽然经常回来看孩子，但是很少过夜，而汉斯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着搬出去
；
子路妈妈是全职太太，自己带孩子，一家三口一起居住，典型的核心家庭；
奕辰一家更有意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奕辰外公外婆住到奕辰家，照顾小奕辰；星期五到星期一早上是奕辰的爷爷奶奶住过来照顾小奕辰，双方父母轮流来，用奕辰妈妈的话说是“轮流着，大家都有休息的时间”；
而我自己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父亲每个周末从苏州赶到上海，和我们团聚。
我问大家：如果问你，你的“屋里厢人”（家里人），是指哪些人？
雷雷妈妈、子路妈妈和凡凡妈妈非常快地并且很确定地说，屋里厢人指自己的爸爸妈妈和自己小家的三个人。我转头看汉斯妈妈，汉斯妈妈轻轻说，“我也差不多吧”，因为知道她的困境，我没有追问。
雷雷爸爸说：“你们这些女人，就只包括自己的父母……”
问一直在外面和孩子一起玩而没有参加讨论的奕辰妈妈，她说：“我的父母、老公和孩子。”
于是女同胞们说：“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是这样啊。”
凡凡妈妈说：“我的回答是第一感觉，如果再想想可能就会包括公婆。比如说，大家庭可能会包括公婆。”
雷雷妈妈说：“我一年也见不到我公婆一两次，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包括的，再想想么……可能理性告诉我应该要包括，可是感情上，真是觉得没什么关系。”
我们发现，女同胞们对这个问题回答踊跃，而男同胞们却都没有直接反应，于是我们开始逼迫男同胞们回答。婕婕爸爸认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两个家庭加起来就7个人，都是家里人。婕婕妈妈在边上，笑笑不说话
。
汉斯爸爸马上很明确地说：“我的家里人绝对不包括我的丈母娘和老丈人”！
我丈夫的屋里厢人包括的最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都是家里人！而雷雷爸爸的回答很含糊，说：“总是要包括爸爸妈妈的……”雷雷妈妈眼睛一瞪：“那我的父母呢？！”雷雷爸爸这次接得很快：“都是！”
……
在做本研究的五年中，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和其他家庭一起吃饭，我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而答案总是不同。家庭的居住模式和三餐安排——根据“同居共炊”定义中家庭结构的关键衡量标准——很难用核心、主干、联合这样的概念去分类，仅仅七个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就有七种模式，没有一家是相同的，如果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考察的话，同一家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家庭结构也是不同的，多元和流动是总结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最贴切的两个词汇。
当然，家庭和家户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的结论已经成为了家庭生活社会学的一个论证充分的主题（Allan & Crow，2001:197）。这一点也是后现代家庭和前现代、现代的不同，斯戴丝认为：在前现代和现代中，存在一个霸权性的家庭模式：核心家庭——男人挣钱，女人管家，不仅大部分家庭是核心家庭，而且核心家庭被看作是合理的生活安排；而到了后现代，随着职业女性、未婚妈妈、同性恋家庭等等的出现和离婚再婚的增多，个人家庭生活越来越多元，不再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家庭（Stacey，1998）。
2006年，我确定了我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父母住我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家庭变迁”，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希望能解释我看到的和理论不一样的现实。因为在当代家庭研究中非常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而我身边却有很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离开自己的家，老夫妻两个或一个住到小两口的家中。我很好奇，在这样一种家庭核心化的潮流中，为什么我却看到了很多主干家庭？在媒体中也涌现了很多反映父母和子女居住在一起而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的电视剧和节目，并且剧中人似乎对于这种代际矛盾的解决束手无策。已有的理论似乎已经不能跟上现实快速而多元的变化，需要有更微观更“地方化”的解释，于是这便成了我研究的起点。
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一步步超越了我原来的假设，甚至超越了我自己的研究积累，我发现家庭结构和家庭认同的多元和流动很难类型化，但是也并非是没有规律、无序、不可穷尽的，在这种多元和流动中有一些特征和规律，而这些特征和规律反映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家庭成员的冲突也与中国社会中新型的人际关系模式相关，反映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们认同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当这些差异需要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共存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于是，研究的野心被激发起来，不再满足于讲一个上海家庭变化的故事，而是想要通过家庭的变化来看社会的发展，不仅想要描绘出今天上海的家庭风貌，解决家庭问题，还希望能反思中国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