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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早已认真读过沈奕斐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熟知她的田野调查资料，再次拜读这本由论文改写的专著时仍然感到耳目一新，书中几乎每一小节都给予我一些启发，掩卷之后我有从一场学术盛宴归来的震撼和满足之感。
沈著将丰富扎实的民族志描述与富有创意的理论探索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生动有趣、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上海市中产阶层家庭生活的千姿百态，堪称中国当代人类学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张乐天教授的序言字字珠玑，寥寥两千字便勾勒出沈奕斐博士大作的诸多精彩之处并且将个体化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读过之后，我立刻忧喜参半地发给乐天一封电邮：“写得好！但是接下来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为避免狗尾续貂的尴尬，我决定换个角度，沿着张序的思路，就沈奕斐的“个体家庭是中国式的个体化的产物”这一重要研究发现谈谈我所得到的启发。
沈博士快人快语，说她要做的就是“把历史的‘一瞬间’像照相一样，选择一个角度，‘咔擦’一声，记录下来”。此语千真万确。沈著中记录生活之流的精彩镜头比比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图像之一便是2011年10月的那场婚礼：
“酒席过半，大厅灯光突然变暗，司仪邀请大家重新关注红地毯。随着音乐，大厅的门再次打开，换了服装的新娘挽着自己的父母缓缓走出来，而身后是挽着自己父母的新郎，六个人在灯光的追逐中走上红地毯，走上大厅前方的舞台，宾客们鼓起掌来。随后，新郎新娘站在舞台中间，他们的父母站两边，在司仪的主持下，完成了子女向各自父母献花，父母发表感言的步骤。
当两束大光照向舞台时，我突然在台上清晰地看到了个体家庭的心形模型：一束光照着新娘和她的父母，另一束光照着新郎和他的父母，两束圆形的光在中间重合，正好形成了一个心型。”（沈奕斐2012:278）
读到此处，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的一场婚礼的清晰图像。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夜，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聚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教室（印象中三分之一的灯有故障）为他们的一对同学办婚礼。25瓦灯泡上搭着的彩色纸条和黑板上书写的红双喜是唯一的庆典装饰，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和淡淡的茶水是婚宴的全部内容。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实在太寒酸，但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这样的朴素婚礼正是风华正茂的理想主义青年所追求的。更重要的不同在于，那场婚礼上只有同学和老师，双方父母都缺席——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伴随着轻轻的吉它独奏，新娘新郎与来宾分享他们从相逢到相知再到相爱的过程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在回答某个好友关于父母缺席的提问时，23岁的新娘轻声地说：“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婚礼过后我们会去拜见父母的。”她听起来与20世纪初那些“冲破网罗，张扬自我”的新青年有些相似，但却完全没有后者急于呐喊和抗争的不安。对于这群穿着土气但思想异常开放的青年而言，婚姻自主不过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已。言者轻描淡写，听者会心一笑，因为在那时未得到父母祝福甚至违抗父母意愿而结婚的青年大有人在。乃至于在我长期研究的下岬村，村民们也认为只有经过与父母抗争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个案才是“浪漫婚姻”，顺风顺水的只能叫做“自由恋爱”。
比较这两场婚礼，我发现从20世纪初的家庭革命，到集体化年代的革命家庭，到改革初期的自由自主小家庭，再到沈博士笔下的以直系代际关系紧密，父母介入小家庭深入，年轻一辈趋于平等，情感表达加强为特征的当代“心型个体家庭”，父母一代在夫妻小家庭中的位置在一个世纪中似乎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轮回。最值得注意的是，浴火重生而复归的不仅仅有丈夫的父母还有妻子的父母。双方父母在个体家庭中的位置孰重孰轻可以因人而异，但双系父母同归这一新发展一定会彻底颠覆传统父系家庭与家族文化的基础，同时向既有家庭研究模式提出严肃的挑战。
核心家庭真的是主导吗？家庭真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吗？夫妻主轴真的替代了亲子主轴吗？沈博士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我为沈博士缜密严谨但又锐气十足的问题设计而拍案叫绝，更为她的平和公允但又充满灵感的答案而折服，即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庭主义转向以多元和流动的家庭结构，经济和情感并重的家庭生活，亲子主轴倒置的家庭内部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家庭。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沈博士在对复杂多变的个体家庭作出条分缕析的考察之后却很少给出绝对的是与否的答案；她只是提供准确而丰富的线索和清晰而富有说服力的总结，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抽象能力。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写作，作者无需声嘶力竭地向读者兜售某些观点或结论，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从来无需靠蛮力或快剑来克敌制胜一样。在我看来，沈博士的这套“剑术”有三个绝招。首先，她总是浓墨重彩地描绘生活实践的复杂和多元，比如，“谁是家里人”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有近乎无限的答案。其次，她运用一些概念工具来提纲挈领地分析复杂现象背后的逻辑或规则，譬如，老年人承担家务是“心型个体家庭”得以顺利运转的关键。更值得称道的是，沈博士善于抓住受访人使用的本土概念来归纳概括，如，“两扇门，一碗汤”“人心总是向下长”等等。再次，沈博士还善于将家庭变迁放到更大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背景下加以分析，避免了一叶障目的当代学界流行病。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随手拈来的便是她关于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成为个体家庭中的“第二个妻子”的精彩分析。
让我们再回到2011年那场令沈博士因为亲眼看到“心型个体家庭模型”的真人现场演示而激动不已的婚礼。我们可以设想，婚礼过后，一个新的个体家庭便随之诞生，家是谁的？谁的父母搬进来同住？这些问题也会顺理成章地相继出现。但是，依照“个体的选择形塑了家庭的框架”（沈博士语）和家庭要为个体服务的新原则，这个小家庭的具体形态和运行模式却很难预测，因为个体的选择可以多样而且多变。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由多人组成的小共同体中，哪一位个体有能力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新的个体家庭呢？从沈著提供的大量例证来看，多数情况下是年轻夫妇中较为强势的一方会成为这样一位个体，而新的小家庭便是她或者他的个体家庭。但是，父母一代也有可能成为选择方；这里的关键是个人收入的高低和对于其他资源的拥有与掌控，如局长爷爷一家的例子所示。说到底，能够依照自己意愿塑造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只是一位有权力有资源的权力个体，而不是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权利个体。在生活实践中，某个人所拥有的塑造个体家庭的合法性是以对其他个体权利的否认或者后者的自愿让渡权利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个体家庭而达到过自己的生活、充分实现自我的个体化理想的也只是一家一人而已。这是否就是个体化的中国特色呢？
进而言之，那些有幸也有能力按照自己意愿来塑造个体家庭的权力个体其实也没有利用家庭为个体利益服务；相反，他们精心设计并为之努力拼搏的仍然是一个包括多人的家庭共同体。所以，在家庭纠纷中，最常听到的便是权力个体抱怨：“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当然，第三代的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日益成为个体家庭奋斗的核心理想，作为权力个体的家长或个体家庭主导者认为他们是为了孩子作牺牲。但我们也会听到饱受娇宠的小孩子少年老成地表示：“我这么听话，努力学习，还不是为了父母吗！”言外之意，小皇帝们也认为他们在为个体家庭作牺牲。在一个人人认为自己要为共同体作牺牲或者如此辩称的个体家庭里，个体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在个体身上呢？而这里面是否恰恰隐藏着中国式个体化的奥妙呢？
尽管没有重点探讨，沈博士其实已经看到中国式个体化的种种矛盾现象，特别是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并且就某些问题提出初步的答案，例如，在中国家庭内部，平等远没有平衡重要，情景式应对的灵活性反映出个体家庭的智慧等等。正因为抓住了深嵌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这些矛盾复杂现象，她才能够做到熟练地运用多种社会理论但又不会拘泥于任何一家之言，还时常向前人定论提出挑战，完成了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关键一跃。
一本好书不仅为读者提供满意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我相信，沈博士提出的个体家庭概念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众多学者的兴趣乃至于挑战，中国人类学和家庭研究也会因此而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果真如此，《个体家庭》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个新地标。
阎云翔
2012年10月2日，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