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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者意识到，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这部《基督教史》视为自传性著作时，读者也许会感到诧异。我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正如何塞·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说，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就如排列在一个巨大叠罗汉中的杂技演员。因此，讲述我们祖先的历史就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历史书写一篇长长的序言。
可是，就我将这部《基督教史》视为自传性著作而言，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涉及和我一起度过三十年光阴的朋友和同道。自从我最初结识爱任纽、阿塔纳修和其他先辈以来，当我研读他们的著作、思索他们的思想与事迹时，他们伴着我一同度过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与我同时代的朋友一样，他们有时令我快乐，有时令我困惑，甚至是恼怒。但是，他们仍然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为他们著述时，我也意识到，我正在与他们一起书写我的生活。
按照惯例，作者应当在序言中感谢为一部著作的成书做出贡献的人。然而，我发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得不列出一个长长的学者名单，其中既有在世的，也有过世的：奥利金、优西比乌、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哈纳克，以及许许多多抄写和重新抄写手稿的无名修士。
但是，在我的同时代人当中，有两位是我必须提到的。第一位是我的妻子，佐治亚州迪凯特市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凯瑟琳·G.冈萨雷斯（Catherine G.González）。在过去十年中，她陪伴我与古圣先贤一同走完这段旅程，她对我书稿的阅读和评论是非常宝贵的。对第二位的提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迹，因为它是我这六年来的住家全职秘书：文字处理器，我靠它制作本书稿。的确，通常在序言中给予打字员的许多赞美之词，也可以献给我的文字处理器：耐心、认真、毫无怨言、始终乐于服务。这位“秘书”一遍遍打出我的手稿，除了偶尔的滴滴声，它的确毫无怨言。但是，就在我即将完稿之际，一场电力故障迫使我再次提笔写作。这就令我想到，我们有时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离奥利金和优西比乌的时代那么遥远！
我将此著公之于世，希望读者享受阅读过程，就如我享受本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