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史（全2册）最新章节_胡斯托·L.冈萨雷斯著

第六章
公元2世纪的逼迫

现在，我开始成为一个门徒……让烈火与十字架临到我吧，让成群的野兽扑向我，折断我的骨头，肢解我吧……只要让我得到耶稣基督。

——安提阿的伊格纳修

自尼禄统治时起，罗马帝国就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但我们对公元1世纪时逼迫的细节知之甚少。到了公元2世纪，关于逼迫的记载多了起来，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逼迫中的问题，以及基督徒对殉道的态度。在这些记载中，最为生动的是《殉道记》，它们讲述了各位殉道士的被捕、受审和殉道。其中一些记载了审判的许多可信的细节，似乎是从法庭的官方记录中摘取出来的——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这样。我们有时得知，作者亲眼目睹了殉道士的受审与殉道，而历史学家也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确在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所谓的《殉道记》显然是在很久以后写成，并不足以为信。但不管怎样，内容属实的《殉道记》是早期基督教最为珍贵、最鼓舞人心的一些文献。其次，我们也通过其他基督徒的著作了解到早期基督徒对殉道的态度。在这些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年迈的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在殉道途中写下的七封书信。最后，公元2世纪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这个新生信仰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与图拉真（Trajan）的通信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

公元111年，小普林尼被任命为今天土耳其北海岸的比希尼亚（Bithynia）的总督。从许多资料来看，小普林尼似乎是个公正的人，十分尊重罗马的法律与传统。但在比希尼亚，他不得不处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希尼亚有许多基督徒——实际上多得让小普林尼发现，异教神庙几乎已经荒废，出售献祭动物的卖家很难找到买家。当有人给这位新任总督送去一份基督徒名单时，他开始了调查，因为他知道，基督教是违法的宗教。

小普林尼开始审讯被带到自己面前的被告，从而得以了解基督徒的信仰与习俗。许多被告宣称，自己并不是基督徒，而另一些被告说，虽然曾经信仰基督教，但现在已经不信了。小普林尼要求他们向帝国的神祇祈祷、在皇帝像前焚香、咒骂基督——他听说这些是真基督徒绝对不会做的。一旦他们满足了这些要求，他就释放他们。

那些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小普林尼的惯例是：给他们三次放弃信仰的机会，同时威胁处死他们。如果他们拒绝，他就将他们处死，但并非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如果他们是罗马公民，他就依法将他们送往罗马。

然而，小普林尼自认为是个公正的人，因而觉得必须查清基督徒除了顽固不化之外还犯了什么罪。可是，他只能查出，基督徒在黎明之前聚会，一起“像赞美一位神祇那样”唱歌赞美基督，他们共同宣誓不偷盗、不奸淫和不犯任何诸如此类的罪。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进餐，但在罗马帝国明令禁止秘密聚会之后就停止了。小普林尼并不十分相信这就是全部真相，因而严刑拷问了两位女执事。但是，她们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那么，问题是，基督徒应当因为具体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还是因为有了“基督徒”这个名字就应当被视为犯罪？小普林尼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政策，因此停止了审讯，写信向皇帝图拉真请求进一步指示。

图拉真的答复非常简短。他认为对基督徒的惩罚，并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通行法规。一方面，就基督徒的罪行性质而言，还不至于要让国家浪费时间去调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受到指控，并拒绝放弃信仰，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愿意崇拜其他神祇的基督徒将被赦免，不再深究。最后，国家不予审理匿名的指控，因为这类指控是一种糟糕的法律先例，“与这个时代并不相称”。

大约一百年后，一位具有法律头脑的北非基督徒德尔图良（Tertullian）驳斥了这项当时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他对这项法令的不公正提出了质疑：

这判决必定令人费解！你们拒绝调查基督徒，仿佛他们是无罪的。你们又下令处罚基督徒，仿佛他们是有罪的。你们赦免了基督徒，但是，你们的赦免又是残酷的。你们既然赦免了基督徒，为什么又要惩罚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耍避开指控基督徒的把戏呢？如果你们想要定罪，为什么又不去调查？如果你们不去调查，为什么又不宣布基督徒无罪？

然而，虽然图拉真的决定看似缺乏逻辑，但却不乏政治意义。他当然明白小普林尼说的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只是基督徒，并没有对社会或国家犯下任何罪行。因此，国家的资源不应当浪费在调查他们上面。但是，基督徒一旦受到指控，并被带到官员面前接受审讯，他们就不得不崇拜帝国的神祇，或者接受惩罚。否则，帝国法庭将丧失权威。换句话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下了被带来接受审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看似藐视罗马法庭。公开拒绝崇拜帝国神祇与皇帝的基督徒必须受到惩罚，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是法庭的尊严所要求的；第二，拒绝崇拜皇帝，似乎是在否定皇帝统治的权利。

图拉真在答复小普林尼时草拟的政策，在他去世很久以后还在比希尼亚及其以外的广大地区施行。在整个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部分时间里，帝国的政策都是无需调查基督徒，但只要他们被指控，带到官员面前，他们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情况甚至早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可以从伊格纳修撰写七封书信的背景中看出。

上帝的信使：安提阿的伊格纳修

大约在公元107年，年迈的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被罗马当局判处死刑。其时，罗马正在筹备一场庆祝军事胜利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因此，伊格纳修被押往罗马，他的殉道被用来娱乐大众。他在殉道途中写下了七封书信，它们是我们了解早期基督教最有价值的一些文献。

伊格纳修可能生于公元30年或35年左右，殉道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在书信中经常自称是“上帝的信使”，仿佛这就是他为人所知的称呼——这也表明，他在基督徒中极受尊敬。很久以后，通过对伊格纳修书信中的希腊文略做改动，人们开始称伊格纳修为“上帝所生的人”，从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传说：他是被耶稣抱起、带到自己门徒中的那个孩子。不管怎样，到了公元2世纪初，伊格纳修已经在所有教会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因为他是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使徒之后的第二任主教）。

关于伊格纳修的被捕和受审，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是谁控告了他。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到，安提阿有一些派系斗争，这位年迈的主教坚决反对被他视为异端的那些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控告他的是异教徒，还是因信仰分歧而想要除掉他的基督徒。总而言之，伊格纳修因某种原因被捕、被审判，并被判处在罗马执行死刑。

在前往罗马的途中，伊格纳修和押送他的士兵路过了小亚细亚。小亚细亚的许多基督徒前来探望他，而伊格纳修也可以接见他们，与他们谈话。他甚至可以让一个与他在一起的文书代写他口述的书信。伊格纳修可以接见那些显然与他受到同样罪行指控的基督徒，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在全帝国范围内对基督徒的普遍逼迫，而只有被带到法庭的基督徒才被定罪。

伊格纳修的七封书信就是这几次探视的结果。他接待了马格内西亚（Magnesia）教会的主教、两位长老和一位执事。特拉莱斯（Tralles）派来主教波利比乌斯（Polybius）。以弗所派来以主教阿尼西母（Onesimus）为首的代表团——这个阿尼西母很可能就是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书信中提到的那个阿尼西母。伊格纳修在士每拿（Smyrna）分别给这些教会写了书信。后来，他在特罗亚（Troas）又写了三封信：一封写给士每拿的教会，一封写给士每拿教会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第三封写给非拉铁非的教会。但是，就帮助我们理解公元2世纪的逼迫与殉道的本质而言，最重要的是伊格纳修在士每拿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

伊格纳修不知怎么听说，罗马的基督徒正在想办法救他免于死亡。他并不赞成此举。他准备以血见证自己的信仰，罗马基督徒想要救他的任何举动都将成为他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因此，他写信给他们说：

我担心，你们的善意会对我有害。你们可能会实现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们不顾及我的请求，我将很难到上帝那里去。

伊格纳修接着说，他的目的是效法自己的上帝耶稣基督的受难。随着他面临最终殉道，伊格纳修相信，自己开始做门徒了；因此，他希望从罗马基督徒那里得到的，只是他们的祷告，而不是救他免死，而这样，他就可以拥有面对每一次试炼的力量：

……因此，我不仅能被称为基督徒，也表现得像基督徒……我的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再迷恋可朽坏的食物……而是渴望品尝上帝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渴望喝到他的血，那是永恒的酒……当我受苦时，我将在耶稣基督里得自由，与他一同在自由中复活……我是上帝的麦子，被野兽的利齿碾碎，因此，我可以被作为基督的纯洁之饼献上。

伊格纳修之所以愿意如此勇敢地面对死亡，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成为主的见证：

如果你们对我保持沉默，我将成为上帝的话语。但是，如果你们让自己被对我肉体的爱掠去，我将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随后不久，士每拿的主教波利卡普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向他们询问伊格纳修的消息。虽然腓立比基督徒的回信已经遗失，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格纳修在抵达罗马不久之后就如愿以偿地殉道了。

波利卡普

尽管我们对伊格纳修的殉道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对波利卡普的殉道却了解很多。他是伊格纳修的朋友，比伊格纳修年轻，大约晚于伊格纳修五十年殉道。那是公元155年，图拉真为小普林尼草拟的政策还在施行：无需调查基督徒，只要他们受到指控，并拒绝崇拜帝国的神祇，他们就必须受到惩罚。

通过一位自称是见证人的作家，我们了解到当时发生在士每拿的一些事情。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有一群基督徒被带到官员面前，他们拒绝崇拜神祇，在最为残暴的酷刑之下，仍然坚定信仰。我们得知，他们因为“信靠基督而轻看俗世的痛苦”。当一位年迈的基督徒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被带来接受审讯时，他被告知应当考虑自己的高龄，放弃信仰，而不是接受酷刑与死亡。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想活在这个刚刚亲眼目睹不公之事正在发生的世界。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高呼让野兽扑向自己，杀死自己。这个英勇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他们开始高喊：“处死无神论者！”（指不信奉有形之神的人）“把波利卡普带来！”

当年迈的主教波利卡普得知政府正在搜查他时，他听从了自己所牧养的基督徒的建议，躲藏了几天。但是，在转移到另一个藏身地后，他还是被发现了。此时的波利卡普认定，自己的被捕是上帝的旨意。他决定不再逃跑，平静地等待着追捕他的人。

主持审讯波利卡普的总督试图说服他崇拜皇帝，并力劝他考虑自己的高龄。当他拒绝时，法官命令他高喊：“无神论者，滚开！”波利卡普指着自己周围的人群回答说：“是的。无神论者，滚开！”法官再次要求他喊出这句话，并许诺如果他以帝国皇帝的名义起誓和咒骂基督，他就会被释放。但是，波利卡普回答说：“我已经服侍了他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咒骂拯救我的王？”

对峙还在继续。当法官威胁要活活烧死波利卡普时，他只是回答说，法官燃起的烈火不过转瞬即逝，而永恒之火将永不熄灭。我们最后得知，当波利卡普被绑到火刑柱上时，他仰头向主高声祈祷：

主啊，至高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视我配得这一刻，因此，与你的殉道士一起，我可以在基督的杯中有份……为此……我赞美你，荣耀你。阿们。

许多年前，安提阿的伊格纳修曾就波利卡普的主教职责给这位年轻的主教提过建议，并劝告他必须坚守自己的信仰。现在，波利卡普向世人证明，自己完全听从了伊格纳修的建议，当之无愧地效法了他的榜样。

在全部记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波利卡普在得知自己正被搜查时逃跑了，而且还藏了起来。我们在同一份文献中还得知，一个叫昆图斯（Quintus）的人主动去殉道，但在最后一刻他软弱了，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对早期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相信，殉道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上帝拣选某人去做的事情。被拣选者会得到与他们一起受苦的基督加添的力量，从而能够坚定不移。他们的坚定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作为，而是上帝的作为。另一方面，自告奋勇、主动殉道的基督徒——“自发的殉道士”——则是假殉道士，基督会遗弃他们。

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赞同《波利卡普殉道记》（ Martyrdom of Polycarp ）的作者。在整个逼迫期间，偶尔仍会有自发的殉道士。而且，他们也坚定到最后，并赢得了许多人的赞扬。这可以在当时的另外一份文献、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the Martyr）的《护教篇》（ Apology ）中看出；我们在其中得知，在对某个基督徒的审讯中，另外两个基督徒主动为他辩护，结果三个基督徒全部殉道。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查士丁丝毫没有向我们暗示，两位自发殉道士的殉道不及最初受到指控的那位基督徒的有效。

马可·奥勒留的逼迫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是那个时代最开明人士之一。他不像尼禄和图密善那样迷恋权力与虚荣。相反，他是个儒雅的人，为后世留下一部《沉思录》（ Meditations ）。《沉思录》是奥勒留为自己而著，也是史上的文学名著之一。在《沉思录》中，他表达出自己统治庞大帝国的一些理想：

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既要像一个罗马人，也要像一个人，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之情去做摆在你面前的事情。你要努力地忘记其他的一切。你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像它是最后的行为，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和强烈厌恶，排除所有虚伪、自爱和对命运的那一份不满之情。

在这样一位开明皇帝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似乎有望过上一段相对和平的生活。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表达出如此崇高治国理想的皇帝也下令逼迫基督徒。在自己的《沉思录》中，奥勒留只有一次提到基督徒，他赞扬了这些愿意弃绝自己肉体的灵魂：“在必须与自己肉体分离的时刻，他们随时准备这样去做，而不是苟且偷生。”但他接着又说，这种态度只有当它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出于顽固不化”——时才值得赞扬。

此外，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位开明的皇帝也是个迷信的人。他总是征求预言家的建议，在每次重大行动之前总是向神祇献祭。在他统治的初期，战争、洪水、瘟疫和其他各样灾难似乎永无休止。很快就有人做出了解释：基督徒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惹怒了神祇，导致神祇降怒于帝国。我们难以确定，奥勒留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解释；但是，不管怎样，他完全支持逼迫基督徒与复兴古代宗教。他也许同小普林尼一样，最讨厌基督徒的顽固不化。

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次逼迫的文献，讲述的是寡妇菲里西塔斯（Felicitas）和她七个儿子的殉道。菲里西塔斯是个委身教会的寡妇——即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服务教会，及由教会供养的妇女。她的侍奉令一些异教祭司决定将她告到政府，以结束她的工作。罗马长官试图通过威逼利诱劝说她放弃信仰，但她回答说，他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活着，我将战胜你；如果你杀死我，我更会以我的死战胜你”。随后，罗马长官又试图说服她的七个儿子。但是，她鼓励他们要坚定，不要在最可怕的威胁面前退缩。最后，审讯记录被呈交给马可·奥勒留，而他下令在罗马的不同城区处死他们——也许是为了平息各位神祇的愤怒。

这次逼迫中的另一位殉道士是查士丁。他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基督教学者，在罗马创立了一个学院，教授他所说的“真哲学”——基督教。在殉道前不久的一次公开辩论中，他驳倒了一位著名的异教哲学家，有迹象表明，就是这位哲学家控告了他。不管怎样，查士丁在罗马殉道——但关于他殉道的记载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此，其中的细节受到了质疑。

高卢的里昂与维埃纳（Vienne）的教会写给弗里吉亚（Phrygia）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次逼迫。在里昂和维埃纳，基督徒最初似乎只是被禁止去公共场所。但是后来某一天，群众开始在街上尾随基督徒，向他们喊叫，投掷杂物。最后，一些基督徒被捕，被带到总督面前受审。有个叫伊帕戈苏斯（Epagathus）的人从人群中走出，主动为基督徒辩护。当被问到他是否也是基督徒时，他承认了，随即他也成为了被告。

这封书信的作者解释到，逼迫“就像一道闪电”，突如其来，所以许多基督徒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些基督徒软弱了，“就像早夭儿离开了教会的子宫”。

然而，其他基督徒却坚定不移，这反而令总督和群众更加怒不可遏。总督下令严刑拷问他们。一个叫桑克图斯（Sanctus）的人在酷刑中只是回答说：“我是基督徒。”他越是被拷打，越是坚定地说：“我是基督徒。”许多这样的英勇之举感动了一些已经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他们重新宣告信仰，为主殉道。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殉道，但这封书信告诉我们，关押基督徒的地方非常拥挤，以至于一些基督徒在刽子手带走他们之前就窒息而死。

这些只是在开明的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逼迫基督徒的几个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基督徒殉道的文献被保存下来。我们可以确信，全罗马帝国实际上发生了许多逼迫，而现存的文献只是讲述了其中的一部分。

公元2世纪最后二十年

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去世，八年前开始与他共治的科莫都斯（Commodus）继承了帝位。虽然科莫都斯并没有颁发任何禁止逼迫的法令，但在他统治期间，这场逼迫风暴减弱了，殉道士的数量相对较低。在科莫都斯去世后爆发了一段时期的内战，基督徒因更加紧迫的问题而再次被忽视。公元193年，塞普蒂默·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最初，基督徒在他的统治之下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后来开始逼迫基督徒，成为了众多逼迫者之一。然而，这是公元3世纪初的事，我们将在另一处再来讲述。

总而言之，基督徒在整个公元2世纪的处境并不安全。他们并没有一直受到逼迫，有时只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受到了逼迫。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通行政策仍是图拉真草拟的政策：不必调查基督徒，但如果他们受到指控，他们就必须放弃信仰或接受惩罚。因此，基督徒的邻舍的善意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有人相信关于他们的恶毒传言，他们就将受到指控，逼迫就会发生。因此，证明这些传言并不属实，让异教徒更好地理解与认可基督教，就变得异常重要。这就是护教士们的任务，我们马上就会讲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