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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启示录》3:8
从一开始，基督教信仰就不是一件安逸的事。基督徒所服侍的主被作为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随后不久，司提反在犹太公会作见证之后被石头打死。后来，雅各被希律亚基帕下令处死。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有基督徒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为主作见证。
然而，逼迫基督徒的原因和方式多种多样。早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十年，逼迫基督徒的原因和方式就有了一定的发展。
早期的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信仰的是一个新宗教。他们是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的主要差别是：早期基督徒相信，弥赛亚已经到来，而其他犹太人仍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因此，基督徒给犹太人的信息并不是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弥赛亚的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他们将成为更加优秀的犹太人。同样，基督徒向外邦人传讲的信息并不是邀请他们信仰一个新生的宗教，而是分享上帝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应许。外邦人被邀请凭借信仰，而不是借着出身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邀请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先知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相信，弥赛亚的到来将令万国万邦都归向锡安。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犹太教并不是敌对基督教的宗教，而是同一个信仰，即使犹太教徒并没有看见或相信先知们的预言已经应验。
在否定基督教的犹太人看来，情况也大致相同。基督教并不是一个新宗教，而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派系。我们已经讲过，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宗教，而是掺杂着各种不同的派系与观点。因此，在基督教出现之后，犹太人只是将它视为犹太教内部又一个派系。
我们可以这样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置身于犹太人的处境，从他们的角度将基督教视为一个新异端；基督徒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将好犹太人诱惑成异端。此外，许多犹太人还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圣经依据的——他们之所以丧失独立，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忠于自己祖先的传统。他们担心，这些新异端会再次召来上帝对以色列的震怒。这激起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因此，在新约的大部分记载中，正是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反而是在罗马当局的保护之下寻求避难。例如，在哥林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哥林多的一群犹太人将保罗告到方伯（总督）迦流那里，他们指控保罗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而迦流回答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徒18:14—15）后来又爆发了一场骚乱，因为一些犹太人声称，保罗将一个外邦人带进了圣殿。一些犹太人想要杀死保罗，是罗马人救了他的命。
因此，罗马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致认为，正在发生的是犹太人内部的冲突。只要冲突相对和平，罗马人更愿意置身事外。但是，如果爆发骚乱或是出现任何妨害治安的行为，罗马人就会出面维持秩序，有时还会惩处妨害治安的人。
这项政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在公元51年左右将犹太人逐出罗马。《使徒行传》18:2提到了这次驱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罗马的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说，犹太人被逐出罗马的原因是他们“因为克莱斯图斯”（Chrestus）而做出了妨害治安的行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克莱斯图斯”就是 基督 （ Christus ），罗马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基督徒的宣讲在犹太人中引起非常多的骚乱，以至于皇帝决定驱逐犹太人。当时，罗马人仍将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视为犹太教内部的事情。
然而，随着教会从外邦人中赢得的信徒越来越多，犹太人在教会中的比率逐渐下降，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也变得更加明显。还有一些迹象表明，随着犹太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最终导致了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中的外邦人——试图尽可能远离犹太人和他们的起义。结果，罗马当局认识到，基督教是一个与犹太教极其不同的宗教。
这一新认识——基督教是一个独立宗教——是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这二百五十年间逼迫基督徒的根本原因。罗马当局与犹太人打过很多交道。当局知道，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拒绝崇拜皇帝或其他神祇并不是反叛既定政府，只有政府将自己的神祇强加给犹太人时，他们才会爆发起义。结果，罗马人通常并不期望犹太人会崇拜皇帝。因此，只要基督教还被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派系，基督徒通常就不会被要求崇拜皇帝，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也不会被认为是反叛或反抗，而是宗教信仰上的问题。但是，一旦基督徒显然并不都是犹太人，并且这个新信仰正在帝国各地传播，罗马当局就会要求基督徒像帝国的其他臣民那样，以崇拜皇帝来表示他们的忠诚。
犹太人与基督徒在基督教初期的关系史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基督教作为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派系出现，而犹太教又试图镇压基督教，这可以在新约的不同书卷——还有犹太基督徒的著作——中看到。但是，从此以后，犹太人并没有处在可以逼迫基督徒的地位——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在基督教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宗教之后，一些基督徒宣称，犹太人是被弃绝的民族，他们逼迫犹太人，甚至屠杀犹太人。他们的理由是新约所记载的犹太人对基督教的反对。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这种态度肯定是自称“因以色列的盼望”而遭受逼迫的保罗所厌恶的。
凭借自己母亲的阴谋，尼禄于公元54年10月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最初，他还是一位理智的统治者，并不是完全没有威信，而且他颁布的有利于穷人的法律深受罗马人民的欢迎。但是，他越来越骄奢淫逸，而他身边的朝臣争相满足他的每一个奇思怪想。在他登上皇位十年之后，他被百姓鄙视，诗人和艺术家也对自诩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尼禄极其反感。很快，“尼禄疯了”的传言就不胫而走。
这就是公元64年6月18日夜罗马发生火灾的历史背景。当时，尼禄似乎还在几英里之外的安提乌姆（Antium）的宫殿里，他一得到消息，就匆匆赶回罗马组织灭火。他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了自己宫殿的花园与其他一些公共建筑。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正是尼禄——许多人相信他已经疯了——下令将罗马的某些城区付之一炬。大火烧了六天七夜，随后又断断续续烧了三天。罗马十四个城区中的十个城区被大火烧毁。苦难中的人民要求严惩纵火犯。传言很快就出现了——在许多史书中一直流传到今天：尼禄下令烧毁罗马，以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重建罗马。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很可能在场。他记录下当时流行的一些传言，但他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大火是在一间油仓中意外燃起的。
人们越来越怀疑尼禄。人们开始传说，他在火灾发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呆在帕拉廷宫（Palatine）的一个塔楼顶上，他扮成演员，弹着竖琴，歌唱特洛伊被毁的故事。后来的传言是，专横的诗人尼禄下令放火烧毁罗马，以便大火可以带给他灵感完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尼禄试图消除这些猜疑，但很快就显而易见的是，他难以做到，除非他能够找到可以指控的人。在没有被大火烧毁的两个城区，住着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因此，皇帝决定嫁祸给基督徒。
塔西佗是这样说的：
尽管有人为的措施、皇帝的慷慨赐赠和各种平息神怒的献祭，但这些都不足以平息人们对尼禄的猜疑，也不足以摧毁尼禄下令放火的流言。因此，为了辟谣，尼禄便将罪名加给因为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的基督徒，并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惩罚他们。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比略（Tiberius）当政时期便被彭提乌斯·彼拉图斯（本丢·彼拉多）处死了。虽然这种有害的迷信曾一度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这一灾害的发源地犹太，也在帝国首都——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并且十分猖獗——它再度流行起来。起初，尼禄将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根据他们的供述，又有许多人被定罪，但是，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
塔西佗的这段话极具价值，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表明异教徒如何看待基督徒的文字记录之一。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清楚地读出，塔西佗并不认为是基督徒在罗马纵火。此外，他也并不赞成尼禄的“残酷至极”。但是，这位优秀且有修养的罗马人仍然相信传言中基督徒的“作恶多端”与“对人类的憎恨”。塔西佗和当时的其他作家并没有详细地说明所谓的“作恶多端”是指什么。公元2世纪的作家则说得更加清楚。但不管怎样，塔西佗相信传言，并认为基督徒憎恨人类。当时的所有社会活动——戏剧、军队、古典文学和体育——都与异教崇拜交织在一起，而基督徒通常认为必须避免这些活动。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对基督徒“憎恨人类”的指控。因此，在像塔西佗这样热爱自己的文化与社会的罗马人眼中，基督徒似乎就是“憎恨人类”的人。
塔西佗接着说：
在处死基督徒之前，尼禄还用他们来娱乐大众。一些基督徒被披上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把他们钉上十字架，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燃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尼禄提供自己的花园作为游览之所，他还在自己的竞技场举行比赛，他自己则穿着驭者的服装混在人群中，或是站在自己的马车上。虽然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刑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被杀，而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残暴。
在没有对基督徒表现出丝毫关爱的同时，这位异教历史学家再次表明，皇帝对基督徒的逼迫是不公平的，是他自己的奇思异想在作怪。这段文字也是少数存留下来的异教徒的证词，能够证明早期的殉道士所遭受的残酷逼迫。
我们难以知道尼禄逼迫基督徒的范围。公元1世纪末与2世纪初的基督教作家回忆了那段恐怖的岁月。彼得和保罗很可能也在尼禄的逼迫中殉道。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发生在罗马之外的逼迫。因此，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虽然极为残酷，但很可能只局限于帝国的首都。
虽然基督徒最初被指控纵火，但是，他们很快就只因身为基督徒——以及因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所谓的“作恶多端”——而继续遭受逼迫。古代的作家告诉我们，尼禄颁发过敌对基督徒的法令。但是，即使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法令，今天也散失了。
公元68年，尼禄被一场获得了罗马元老院支持的起义所废黜。他自杀了。逼迫停止了，但却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来废除尼禄所颁发的每一项敌对基督徒的法律。随后是一段政治动乱的年代，以至公元69年被称为“四帝之年”（Year of the Four Emperors）。苇斯巴芗（Vespasian）最终控制了政府，在他和他的儿子提图斯（Titus）统治期间，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受到政府的逼迫。
图密善（Domitian）在提图斯之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最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基督徒。我们不清楚他最终敌对基督徒的原因。不过他敬重罗马的传统，并试图复兴它们。基督徒否定罗马的神祇与许多传统，他们妨碍了图密善的梦想，这可能是导致逼迫的原因之一。
图密善也给犹太人制造了麻烦。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因此，图密善决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将本该每年送往耶路撒冷的供奉移交到帝国国库。一些犹太人拒绝服从命令，而另一些犹太人送去了奉献款，但同时表明，罗马不会取代耶路撒冷。图密善的回应是，针对犹太人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坚持以更加苛刻的条件索要奉献款。
当时，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在帝国官员的心中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逼迫所有遵行“犹太习俗”的人。新逼迫就这样开始了，而这次逼迫似乎既是针对犹太人，也是针对基督徒。
同尼禄的逼迫一样，图密善逼迫基督徒的严重程度在罗马帝国各处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只有当时爆发在罗马和小亚细亚的逼迫是可信的。
弗拉维乌·克勒蒙斯（Flavius Clemens）和他的妻子弗拉维娅·多米提拉（Flavia Domitilla）被处死，而他们可能是图密善的亲戚。他们受到的指控是“无神论”和“遵行犹太人的习俗”。基督徒崇拜一位无形的上帝，因此，异教徒经常控诉他们是无神论者。因此，弗拉维乌·克勒蒙斯和弗拉维娅·多米提拉的死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是这次逼迫中仅有的我们知道名字的两位罗马殉道士。但是，一些古代的作家证实还有许多其他殉道士，罗马的教会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克莱门一书》（ First Clement ）中说：“持续不断与意想不到的罪恶已经临到了我们。”
在小亚细亚，这次逼迫促成了《启示录》的成书，因为它的作者被流放到拔摩岛。有迹象表明，许多基督徒惨遭杀害，此后，小亚细亚的好几代教会都还记得图密善统治时期的这次试炼。
同新约其他书卷相比，成书于逼迫时期的《启示录》对罗马表现出的态度更加消极。保罗曾经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称掌权者的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但是现在，拔摩岛的这位先知将罗马说成是“一个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启17:1,6）。此外，《启示录》中所盼望的天国之城对应着现世的世俗之城；与罗马之城、“巴比伦大城”或“大淫妇”形成鲜明的对比，基督徒应当指望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会在其中擦去基督徒的所有泪水。
幸运的是，当逼迫爆发时，图密善的统治行将结束。同尼禄一样，图密善越来越被认为是暴君。他的仇敌密谋反叛他，他在自己的宫中被谋杀。罗马元老院随后宣布，他的名字应当在所有铭文中被抹去，以消除人们对他存有的任何一丝记忆。在这一方面，他的仇敌成功了，因为史书长久以来将图密善描述成一个渴望权力与梦想成为神祇的疯子。基督教历史学家对此也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逼迫基督徒的人一定都是暴君和疯子。今天，历史学家正在为图密善正名，认为他是一位相对较好的统治者。至于基督徒，在图密善倒台之后人们似乎并没有再注意他们，因此，他们过上了几年相对和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