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明的证据

画家有一种私密的野心，在那个没有摄影术的年代里，用他高超的写实能力去为后世留下一些文明的证据。

酝酿许久，汴河终于在蓄势待发中迫不及待地伸展开来，“水到”则“渠成”，它很快占据了画面的主体。也可能是被画家在后台藏了太久，汴河有些“憋屈”，当聚光灯打在身上的时候，宣示主权的机会到了，立马就气势恢宏地一字铺开了各式各样的大船。

客船、货船、漕船、游船、画舫……河上百舸争流，一派繁荣忙碌的景象。张择端用媲美科技工程画一般严谨写实的笔触极度细致地为它们一一作像，毫不敷衍，就连船身上每一颗铆钉都清晰可见。

这一点其实是《清明上河图》真迹与后世出现无数仿本、赝本的最明显区别，哪怕在明代大家仇英的仿本里，对各种船只也是潦草粗糙地带过，仿佛只是几笔勾出了一个轮廓，示意这是艘船罢了，令人好生失望。

张择端对细节的执念似乎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也许与他界画出身的深厚功底及敏锐细腻的观察力有关。也许在25厘米的画幅里全神贯注地用工笔细细去雕琢一个宇宙，对他而言是一种冥想修行的方式。

就像敦煌那些漆黑的洞穴里，来自小亚细亚的僧侣艺术家们在微弱的烛光下一点点画出他们的信仰一般，他们的灵魂已经全然倾注于画面之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解释。

或许我们也可以猜测，画家有一种私密的野心，在那个没有摄影术的年代里，用他高超的写实能力去为后世留下一些文明的证据。

西方历史的叙事，常常给我们造成一种中国古代科技落后的错觉。这不但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偏见。

类似于我们当下所说：科技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文明的语法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上面，因此古代中国常常将作为底层硬件的科技当作一种心照不宣的事实，很容易被忽略过去。

其实北宋科技与手工艺都非常发达，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经翻译过沈括的《梦溪笔谈》，惊为天人，评价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船舶设计专家席龙飞研究《清明上河图》里的纤夫拉着桅杆纤绳的画面，惊叹它完全符合现代高等数学里的悬链线方程。

如果说张泽端只是一个文人和艺术家，那他就很难精确地抓住这些细节。正如沈括不但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变法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因为在中国古代，读书是不分文理专业的，是一种非常值得现代借鉴的通识教育。

没有哪个文人学者会将自己书画家、艺术家的身份单独剥离出去，这些都是现代思维所贴上的标签。为了成就自己，他们只会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间的学问互相缠绕，彼此息息相关，无法分离割裂地去看一个问题。说到底，任何一门学科都只是理解宇宙的不同视角，就像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那样，只有不断扩展自己的意识边界，不断丰富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最终才能圆融贯通。

古人没有“跨界”的概念——我们说到这个词语是因为意识到了所谓的“边界”；然而学问是没有边界的，那些世界不过都是人们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去作茧自缚罢了。就像金庸借小说里人物之口说的那样：武功如分门派，就已经落了下乘。

那么古代的通识教育又是怎么去塑造一个知识分子的素养呢？其实这一点和我们后面要重点讲到的“士大夫精神”息息相关。

古代将学问分为不同的次第，将这条探索真理的路称为“道”，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

这个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格物致知”，研究物质层面的常识，这一类叫作“知识”；然后是研究人如何去驾驭物的关系，就是基于实践的应用学科与技术，也就是“技能”。这两者探索的是三维物质世界的内容，对应了马斯洛需求层次里最底端的物质与安全需求，保障了我们的生存。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是一个超越我们自身生物学属性之上的存在，就像马斯洛需求层次再往上是爱与归属感以及自尊、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儒家思想代表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我们要培养的是真正的人，而不是只拥有知识技能的工具人。这就是“人文学科”的概念。

他们认为，做人不能停留在肤浅的物质世界，需要有更高的追求，于是进一步在精神世界的维度研究人与天地的关系，以及人与生死的关系，进入了探索智慧和寻求开悟的境界。正如接触了东方思想之后，晚年的马斯洛又在需求层次上添加了“超验”的维度。

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目光早已从三维世界看向远方，在星辰大海的征途里寻找宇宙的本质。

由于古人对于学问“重道而轻术”的传统，科技史并不像文化史那样获得足够的关注。然而但凡是辉煌的文明，一定建立在强大科技生产力之上。文化是形而上的，我们可以将其比喻成“水”；而科技是形而下的，我们可以比成“器”，如果没有坚固容器的支持，就无法承载里面的水。就像汴梁城的繁华，是离不开汴河漕运的——在一千多年前，那绝对是世界领先的“黑科技”。

由于海上丝路的兴旺，北宋航海科技与内陆水路运输非常发达，制船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画家不厌其烦画出颗颗分明的铁铆钉头，这是一种宋代出现的船板铆合的新技术。画面上出现的各种橹舵、尾轴舵、隔水舱、压浪板、转轴桅等装置，都是在北宋被发明出来并开始应用于航运，这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与效率。在先进科技的支持下，每年有6000艘漕船络绎不绝来往于汴河，运输量可以达到700万石的惊人数字，为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提供了粮草基础，汴河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周邦彦在《汴都赋》里描写汴河的盛况时说：“惟彼汴水，贯城为渠，并洛而趋……顾资治世以为利，迄今杭筏而浮舟……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

说起来，周邦彦还凭着一首《少年游》在野史上留下一段与宋徽宗、李师师颇为香艳的三角恋故事，那么这首《汴都赋》和《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应该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文字和画面可互相印证。张择端把“舳舻相衔，千里不绝”的气势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配上“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这一句，似乎都可以脑补出各种南腔北调的背景声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