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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被历代列为“神品”之作，正是因为在这幅画家似乎“不在场”的视角里，无处不见到他对于每一个生命投以尊重的凝视。
北宋时代的汴梁绝对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存在。它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类似于如今的纽约、上海、伦敦。它不但在城市规模上登峰造极：新旧城共有8厢120坊；同时人口也达到了百万以上，而同一时期的罗马、巴格达、伊斯坦布尔这些大城市人口尚不足20万。
我们再来看看北宋的经济体量。《宋史》记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说的是自宋真宗时代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获得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建设时期，国家休养生息，经过几朝的耕耘，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计算方法不同，具体数字也有差异，但是北宋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占到了世界总量的1/5以上。有一组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数据说北宋的年税收达到了1.6亿贯，大约是现在人民币两千多亿元，足可以说明它是古代中国最为富庶的一个朝代。
也许北宋没有汉唐盛世的疆域辽阔、气势澎湃，在军事上甚至显得有些窝囊和憋屈。然而从文明与经济的视角去看，北宋都是中国古代史的巅峰。美国高校的历史课本甚至直接写道“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南北宋”。
“文明”这个词语在英文里是“civilization”，它的词根“civ-”表示“公民”，动词“civilize”（教化）也意味着摆脱野蛮的“公民化”。也许是受到雅典城邦民主概念的影响，“文明”本身隐含着一种城市化的含义在里面。
北宋的一些社会形态的变迁其实非常符合它的原教旨定义。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改革进程，城市聚集吸收了大量的迁徙者，让“山野村夫”成为城市居民；而另一方面则是全面的编户齐民，标志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到来。
其实在雅典民主制里，并非所有人都是拥有自由的公民，除公民之外，还有妇女、外邦人士以及奴隶，他们因不拥有公民权益而不被计入在内。而北宋之前，中国还有类似“贱民”这个概念，他们包括门阀世族治下世世代代的农奴，以及各种奴才奴婢等，例如《唐传奇·昆仑奴》说的就是一个奴隶的故事。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主权，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户籍。而宋代是佃农制度，即一种经济上基于契约的雇佣关系，尽管他们还属于无产阶级，可是却拥有了自由民的身份，在法律上与地主阶级没有贵贱之分。也就是说，他们终于在社会地位上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宋朝呈现的是一个平民化社会的风貌，底层人民的创造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阶级不再固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这带来了一种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唤醒了那个时代茁壮而原始的生命能量，金字塔的阶层之间不再像一潭死水那样板结成硬块，开始互相渗透，彼此沟通。这种流动起来的状态，就像呼吸那样，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汉唐都是贵族社会，尽管没有印度的种姓制度那么明目张胆，然而社会资源的不公平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事实。尤其是贵族世家垄断了教育资源，这是一种真正的控制和奴役的手段——相当于将“游戏说明书”藏了起来，自己升级打怪当游戏玩家，让底层普罗大众在无知和愚昧的黑暗里，彻底沦为一段“代码”般的工具人。
到了宋朝，教育资源向全民开放，让普通人首次拥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也许现代习惯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然而在宋以前的社会里，商贾之家的子弟是无法进入官方学校读书的，也不能参加科举入仕为官——这一点，纵使才情倾冠天下的“诗仙”李白也不能例外，使他终身耿耿于怀。
教育普及，民智开启，这是文明化的重要标志。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文化、艺术、科技等创造力的爆发，呈井喷之势。随着《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展开，我们将在各种细节上阅读到这些文明的烙印。
“读书改变命运”，科举制度诞生于隋唐，是古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在文明的进程里扮演着一个抽水泵角色，打通阶层的纵深，将人才源源不断地抽到水面上来。
而到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北宋，科举制度真正体现出它“取士不问出身”的公平性，彻底打破封建规则门第传统的遗存。人才由寒门布衣平地而起，通过科举进入官宦阶层的比例占到了整个宋朝进士及第的三分之二。而这些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阶层”的概念早在春秋时期起就存在。然而在贵族社会的语境里，除了天赋异禀并且拥有不可复制的特殊经历的少数读书人之外，大部分的“士大夫”名义上是“大夫”，事实上扮演着门阀座下的门客幕僚的角色。
随着北宋门阀世家权力的逐渐瓦解，出身平民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地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
大家都知道，北宋是武将兵变而来，太祖十分忌惮这类事情再次重演，因此奠定了整个北宋“崇文轻武”的基调底色。再加上赵家本身是拥有良好教育的贵族，懂得“知识就是力量”这个道理，尊重文化，尊重读书人。传说太祖誓碑上立下家训：“凡我子孙，不得杀士大夫。”
他的后代们真的做到了。北宋一朝大量重用文人，以文治国，以一种开明的姿态积极纳谏，鼓励文人学者畅所欲言。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个议会制度，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北宋出现了民主社会的萌芽——不再是皇权专制，而是帝王与士大夫们共治天下。
士大夫是一群什么人呢？之前写过，他们是一群有儒家情怀的读书人，是掌握了“人间游戏攻略”的修行者，是一群生活在以精神世界为主导的维度里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士大夫阶层价值观所领导的“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经过不断修炼处于高维境界的读书人，带领着普罗大众生产者一同前进。
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正如《史记》里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满足了生存需求，才能去探索精神世界。而一个社会，大家各司其职：生产者让仓廪充实，从事商业贸易的让经济繁荣。人们不再被朝不保夕的生存威胁所禁锢，从而逐步摆脱动物性本能的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全面步入“利他性”所主导的文明社会。
有了士大夫阶层进步思想的加持，北宋就像开了挂一般，在文明的跑道上以光速飞奔起来。一个纵身飞跃，从古代社会跨过了意识的天堑，这就是我们感觉北宋的很多观念相当现代的原因。作家吴钩用了一句很美的话去形容“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想到中国古代，我们通常会一概而论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封建”呢？指的是土地的分封和建立，是一个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贵族社会。
自从中国经历了东周春秋战国此起彼伏的动荡之后，古人就开始醒悟过来——不能这样治理。于是自秦朝大一统后，主流观念一直是中央集权，汉朝和西晋也采取过诸侯分封制，而后出现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迎面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外加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割据一方的军阀节度使混战……我们常说以史为鉴，看到那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再愚钝的君主此时也能明白：封建制度的底层代码是有错误的。就跟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它是为人类小我里的贪嗔痴所量身定制的，是在挑战人性。
且不说宋朝已经出现了从农业文明渐变到商品社会的萌芽，更重要的是贵族特权阶级主导的结构已经向平民化社会过渡——封建制度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开始瓦解，已经颇具现代社会的雏形轮廓。而这一份思想觉悟，欧洲直到距离《清明上河图》六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才姗姗而来。
没有这份意识觉醒，也不可能出现这幅画卷。在北宋之前，其实很少能够在美术作品之中看到平民的身影。而出身士大夫阶层的宫廷画家张择端，首次大手笔重彩浓墨地去描绘了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市井百态，仿佛长年在历史屏幕上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一下子成了主角，他们不再是卑微的个体，而是获得了作为生命所应得尊重的面目生动的人。
在儒家思想里，“尊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儒家系统是以“成人”为基准线的：
尚未在意识维度上完成这个转化的，以动物性利己本能驱动的，我们称之为“小人”，小人并不是坏人，而是区别于“君子”的一个概念，类似于心智上不成熟的“巨婴”。所有人都会在生理上老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心智上成熟。他们还没有“毕业达标”，没有彻底驯服内心的这头野兽从而拥有坚固的人性底线，你无法彻底信任他们是否靠谱，自我会不会间歇性跳出来作祟——因此孔子说小人反复无常。
而完成了这个转化过程的，我们称之为“大人”。这是一个尊称，不一定非要是达官显贵，而是说他们获得了众人的尊重，自带万丈光芒。
这个脱胎换骨的转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原始的兽性向人性自我意识臣服的过程——一旦你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就再也不可能跪下。“三十而立”这个“立”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小人有自我但没有尊严，大人有尊严所以要放下自我。
所以这一套训练成为“人”的方法论的核心就是懂得尊重：尊重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因为，人，是拥有尊严的。
这其实是士大夫精神所领导的北宋真正发光的地方：尊重人性的人权平等意识。在贵族社会的视角里，百姓是工具，是奴隶，是被物化的私有财产，命如草芥；而在平民化社会里，这种“奴隶主与奴隶”的权力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让士大夫们得以实践着儒家“爱民如子”的政治理想。
这个世界是一所心智成长修炼自我的“学校”，所有成人之后的“大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小人”在人间悲喜的功课里缓慢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东亚儒家文明圈的逻辑。
《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被历代列为“神品”之作，正是因为在这幅画家似乎“不在场”的视角里，无处不见到他对于每一个生命投以尊重的凝视。他撷取了一个时间切片，标本上注明“清明时节的汴梁”，慈悲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每一个入世的生命都在各自选择的体验中成长。
“自我”这种东西是无法被自己看见的，只能让它一次一次地弹出去，弹到其他人身上再弹回来让我们清醒。每一个狭路相逢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那么多的相遇，那么多的擦肩而过，发生在汴河日夜不绝的流动里，流过今天的开封，依然还在继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