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一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脑子里便显出一弯残月来,黄黄的,像一瓣香蕉似的吊在那棵榆树梢上;院子里是朦朦胧胧的,露水正顺着草根往上爬;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音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这老人,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没有文化的、普普通通的山地小脚女人。
那年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刚刚上了中学,当校长的父亲就被定为“走资派”,拉到远远的大深山里“改造”去了。那是一座原始森林林场,方圆百里是高山,山上是莽林,穿着“黑帮”字样衣服的“改造者”,伐木,运木,运木,伐木;即便是偶尔逃跑出来了,也走不出这林海就会饿死的。这是后话,都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在那里“改造”了七年。七年里,家里只有母亲,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没有了父亲的工资,我们兄妹又都上学,家里就苦了母亲。她是个小脚,身子骨又不硬朗,平日里只是洗、缝、纺、浆,干一些针线活计。现在就只有没黑没明地替人纺线赚钱了。家里吃的,穿的,烧的,用的,我们兄妹的书钱,一应大小开支,先是还将就着应付,麦子遭旱后,粮食没打下,日子就越发一日不济一日了。我瞧着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心里很疼,每天放学回来,就帮她干些活: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她拉着线头缠团儿。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才抽得她这般的瘦,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我说:
“妈,你歇会儿吧。”
她总给我笑笑,骂我一声:
“傻话!”
夜里,我们兄妹一觉睡醒来,总听见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先觉得倒中听,低低的,像窗外的风里竹叶,又像院内的花间蜂群,后来,就听着难受了,像无数的毛毛虫在心上蠕动。我就爬起来,说:
“妈,鸡叫二遍了,你还不睡?”
她还是给我笑笑,说:
“棉花才下来,正是纺线的时候,前日买了五十斤苞谷,吃的能接上秋了,可秋天过去,你们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呀……”
我想起上一学期,我们兄妹一共是二十元学费,母亲东借西凑,到底还缺五元。学校里硬是不让我报名,母亲急得发疯似的,嘴里起了火泡,热饭吃不下去,后来变卖了家里一只铜洗脸盆,我才上了学,已经是迟了一星期的了。现在,她早早就做起了准备……我就说:
“妈,我不念了,回来挣工分吧!”
她好像吃了一惊,纺车弦一紧,正抽出的棉线“嘣”的一声断了,说:
“胡说!起了这个念头,书还能念好?快别胡说!”
我却坐起来,再说:
“念下去有什么用呢?毕了业还不是回来当农民?早早回来挣工分,我还能养活你们哩!”
母亲呆呆地瓷在那里了,好久才说:
“你说这话,刀子扎妈的心。你不念书了,叫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
一提起爸爸,她就伤心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下来。我看得害怕了,就再不敢说下去,赶忙向她求饶:
“妈,我再不敢说这话了,我念,我一定好好念。”
妈却扑过来,紧紧地搂住了我,搂得那么紧,好像我是一块冰,她要用身子暖化成水儿似的。油灯芯跳了几下,发出了土红色,我要爬过去添油,她说:
“孩子,别添了。妈听你的,妈要睡呀。”
这一夜,她一直搂着我。
秋里雨水很旺,庄稼难得的好长势,可谁也没有料到,谷子饱仁的节候,突然一场冰雹,把庄稼全都砸趴到泥里去了。收成没了指望,母亲做饭更难了。一天三顿,半锅水下一小瓢儿米面,再煮一把豆子。吃饭时,她总是拿勺捞着豆子倒在我们碗里,自己却撇上边的汤喝;我们都夹着豆子要让她吃,她显得很快活,却总是说:
“我是嫌那有豆腥气,吃了犯胃的。”
母亲那时是真有胃病的;可我们却傻,还以为她说的是实情哩。
日子是苦焦的,母亲出门,手就总是不闲,常常回来口袋里装些野菜,胳肘下夹一把两把柴火。我们也就学着她的样,一放学回来,沿路见柴火就捡,见野菜就挑,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能吃的菜很多:麦瓜龙呀,芨芨草呀,灰条,水蒿的。这一天傍晚,我和弟弟挑了一篮子灰条,高高兴兴地回来,心想母亲一定要表扬我们了,会给我们做一顿菜团团吃了,可一进门,母亲却趴在炕上呜呜地哭。我们全都吓慌了,跪在她的身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全搂在怀里,问:
“孩子,想爸爸吗?”
“想。”我们说,心里咚咚直跳。
“爸爸好吗?”
“好。”我们都哭开了。
“你们不能离开爸爸,我们都不能离开爸爸啊!”她突然大声地说,并拿出一封信来。我一看,是爸爸寄来的,我多么熟悉爸爸的字呀,多少天来,一直盼着爸爸能寄来信,可是这时,我却害怕了,怕打开那封信。母亲说:
“你五叔已经给我念过了,你再念一遍吧。”
我念起来:
“龙儿妈:
“我是多么想你们啊!我写给你们几封信,全让扣压了,亏得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把这封信给你们寄去……接到信后,不要为我难过,我一切都好。
“算起来,夫妻三十年了,谁也没料到这晚年还有那么大的风波!我能顶住,我相信党,也相信我个人。活着,我还是共产党人,就是死了,历史也会证明我是共产党的鬼。可是现在,我却坑害了你们。我知道你和孩子正受苦,这是使我常常感到悲痛的事,但你们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所以,我求你们忘掉我,龙儿妈,还是咱们离了婚好……”
我哇的一声哭了,弟弟妹妹也哭了起来,母亲却一个一个地拉起我们说:
“孩子,不要哭,咱信得过你爸爸,他就是坐个十年八年牢,咱等着他!龙儿,你给你爸爸回封信吧,你就说:咱们能活下去,黄连再苦,咱们能咽下!”
母亲牙齿咬着,大睁着两眼,我们都吓得不敢哭了,看着她的脸,像读着一本宣言。母亲的那眼睛,那眉峰,那嘴角,从那以后,就永生永世地刻在我的心上了。
这天夜里,天很黑,半夜里乌云吞了月亮,半空中响着雷,电也在闪,像魔爪一样在撕抓着,是在试天牢不牢吗?母亲安顿我们睡下了,她又坐在灯下纺起线来。那纺车摇得生欢,手里的棉花无穷无尽地抽线……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阵炸雷,她爬过来,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借着电光,端详起我们每一张脸,替我们揩去脸上的泪痕,当她给我揩泪的时候,我终忍不住,眼泪从闭着的眼皮下簌簌流下来,她说:
“你还没睡着?”
我爬起来,和母亲一块儿坐在那里。母亲突然流下泪来,说:
“咳,孩子,你还不该这么懂事的呀!”
我说:
“妈,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哩!”
母亲赶忙擦了擦眼泪说:
“孩子,我有一件事想给你说,我作难了半夜,实在不忍心,可也只有这样了。今年年景不好,吃的、烧的艰难,我到底是妇道人家,拿不来多少;你爸不在,弟弟妹妹都小,现在只能靠得上你了,你把书拿回来抽空自学吧,好赖一天挣些工分,帮我一把力吧。”
我说:
“我早该回来了,你别担心,我挣工分了,咱日子会好过哩。”
从此,我就退学务农了。生产队给我每天记四分工,算起来,每天不过挣了二角钱。但我总不白叫母亲养活了!母亲照样给人纺线,又养了猪,油、盐、酱、醋,总算还没断过顿的。
但是,这年冬天,母亲的纺车却坏了。先是一个轮齿裂了,母亲用铁丝缠了几道箍,后来就是杆子也炸了缝,一摇起来,就呱啦呱啦响,纺线没有先前那么顺手了:往日一天纺五两,现在只能纺三两。母亲很是发愁,我也愁,想买一辆新的,可去木匠铺打问过了,一辆新纺车得十五元。这十五元在哪儿呢?
这一天,我偷偷跑上楼,将爸爸藏在楼角的几大包书提了下来,准备拿到废纸收购店去卖了。正提着要出门,母亲回来了,问我去干啥,我说卖书去,她脸变了,我赶忙说:
“卖了,能凑着给你买一辆新纺车啊……”
母亲一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骂道:
“给我买纺车?我那么想买纺车的?!唵!”
“不买新的,纺不出线,咱们怎么活下去呀?”我再说。
“活?活?那么贱着活?为啥全都不死了?!”她更加气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青,一只手死死抓着心口,我知道她胃疼又犯了,忙近去劝她,她却抓起一根推磨棍,向我身上打来,我一低头,忙从门道里跑出来,她在后边骂道:
“你爸一辈子,还有什么家当?就这一捆书,他看得命样重,我跟了他三十年,跑这儿调那儿,我带什么过?就这一包袱一包袱背了书走!如今又为这书,你爸被人绳捆索绑,我把它藏这儿藏那儿,好不容易留下来,你却要卖?你爸回来了还用不用?你是要杀你爸吗?”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不敢回去,跑到生产队大场上,钻在麦秸堆中呜呜地哭了一场。哭着哭着,便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第二天早上了,拍打着头上的麦草,就往回走。才进巷口,弟弟在那里嘤嘤泣哭,一见我,就喜得不哭了,给我笑笑,却又哭开了,说:“昨天晚上,全家人到处找你,崖沟里看了,水塘里看了,全没个影子,母亲差不多快要急疯了,直着声哭了一夜,头在墙上都撞烂了。”
“哥哥,你快回去吧,你一定要回去!”
我撒脚就往回跑,跪在母亲面前,让她狠狠骂一顿,打一顿,但是,母亲却死死搂住我,让我原谅她,说她做妈的不好。
中午,隔壁刘五叔到家里来,给我们送了半口袋苞谷面,他是一位老实庄稼人,常常来家里走动,说他历史清白,世代贫农,到“黑帮”家里来,不怕被开除了农民籍。他问了父亲的近况,叹息了一番,就和母亲唠叨起家常,说到今年的收成,说到柴火茶饭,末了,就说起买纺车的事,他便出了主意:让我进山砍柴去卖吧;柴价上涨,一次砍五六十斤吧,也可以卖到二元钱哩。母亲先是不同意,我在旁紧紧撺掇,她沉吟了一会儿,说:
“他五叔,这行吗?孩子太嫩啊,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他爸吗?”
五叔说:
“这有什么办法呢?总要活呀!你放心吧,孩子交给我,我护着他,包没甚事的。”
母亲总算同意了,就帮我收拾了背笼、砍刀,天一黑,早早催我去睡了。半夜里,她摇我醒来,炕头上已放了碗热腾腾的糊涂饭,说是吃早饭。我怨她做饭做得稠,她说这是去出力呀,可不比平日。我给她盛了一碗,她硬不吃;逼紧了,扒拉两口,却把弟弟妹妹全摇醒,分给他们吃了。末了,我和五叔出门,她给我装了一手巾烤洋芋,一直送着出了村,千叮咛万叮咛了一番,方才抹着泪回去了。
在山上砍柴,实在不是件轻松事,我们弯弯曲曲地在河沟钻了半夜,天放亮的时候,才赶到砍柴的地方。我们将干粮压在石板底下,五叔说,这样才不会让老鸹叼走的,就爬上崖上去砍那些枯蒿野棘的。崖很陡,我总是爬不上去,五叔拉我上去了,却害怕地挪不开脚来。一棵野棘没有砍倒,手上就打了血泡,衣服也划破了,五叔就让我别砍了,他身子贴在崖壁上,砍得很是凶,满山满谷都是回音。我帮他整理柴堆,整到一块了,他捆成捆儿,就从山上推下沟去了。中午的时候,我们便溜下沟,拾掇了背笼,吃了干粮,欢天喜地地往回赶了。
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更长,走不到几程,小腿就哗哗直抖,稍不留神,就会跪倒下去了。路是顺河绕的,时不时还要过河面上的列石:走一步,心就在喉咙处跳一下;我一步一颠的,好容易过了最后一块列石,使劲往岸下一蹲,没想一步没踩稳,便“扑”地倒下了。五叔忙过来拉我,好容易从柴堆下爬起来,腿却碰破了,血水往外流。五叔就在山上撕一把蓖蓖芽草,在嘴里嚼烂了,敷在上面。血是不流了,但疼得厉害,五叔就让我只身走,他将两个背笼来回转背着。我看着心里不安,硬嚷着要背,他便让我背了在后边慢慢走,他将他的背笼背一程了,回来再接我。这样一直到了太阳西下,我们总算钻出了山沟,离家只有八里路了吧。我心里很高兴,时不时抬头看看前边:过了这个村,到了哪个庄呢?离家还能有多远呢?这一次刚一抬头,就看见前边走来一个人,背着一个空背笼,头发被风刮披在后肩,样子很是单薄。啊,这不是母亲吗?我大声叫道:
“妈!妈——”
果然是母亲!她是来接我的。一看见我背了这么多的柴,喜欢得什么样的,再一见我腿上的伤,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
“妈,这一定有六十斤哩,可以卖二元钱哩,再去砍上五六次,就可以买个新纺车了哩!妈,你也应该高兴呀!”
母亲就对我努力地笑笑,分了一半柴背了,娘儿俩一路说不完的话。
这背笼柴,第三天的集市上便卖了,果然卖了二元钱。一家人捏着那票子,一张一张蘸着唾沫数了,又用红布包了,压在箱子底里。打这以后,打柴给了我希望和力量,差不多隔三天就进一次山。头几次倒要五叔照顾,后来自己也练出来了。柴打回来,是我最有兴致的时候,总是不歇,借杆秤称了,一根一根在门前垒齐了,就给母亲和弟妹讲山上的故事。我讲多长,他们就听多久。
就在那月底,我们全家人都到木匠铺去,买回来了一辆新的纺车。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显得很年轻,脸上始终在笑着,把那纺车一会儿放在中堂上,一会儿又搬到炕角上,末了,又移到院中的榆树下去纺。她让我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这是我的功劳,说孩子长大了,真的长大了,让他什么也别操心,好好珍重身子,将来回来了,儿子还可以买个眼镜给他,晚上备课就不眼花了。最后,硬要弟弟、妹妹都来填名,还让我握着她手在信上画了字。这一次,她在新纺车上纺了六两线,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响了一天半夜,好像那是一架歌子,摇摇任何地方,都能发出音乐来的。
母亲的线越纺越多,家里开始有了些积攒,母亲就心大起来,她从邻居借了一架织布机,织起布来卖了。终日里,小院子里一道一道的绳子上,挂满了各色二浆线。太阳泛红的时候,就喜欢经线、经筒儿一摆儿插在那里,她牵着几十个线头,魔术似的来回拉着跑,那小脚踮踮的,像小姑娘一样的快活了。晚上,机子就在门道里安好了,她坐上去,脚一踏,手一搬,哐里哐当,满机动弹:家里就又增加起一种音乐了。
母亲织的布,密、光,白的像一张纸,花的像画一样艳,街坊四邻看见了,没有一个不夸的。布落了机,就拿到集市去卖,每集都能买回来米呀,面呀,盐呀,醋呀,竟还给我们兄妹买了东西:妹妹是一人一面小圆镜;我和弟弟是一支钢笔,说以后还要再买些书,让我们好好自学些文化。
我照例还去砍柴。没想有一次砍了漆树,竟中了毒,满脸满身上长出红疹子,又肿起来,眼睛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几天,弟弟妹妹和母亲也中毒,脸都肿得发亮。听人说,用韭菜水洗能治好,母亲就到处找韭菜,熬了水一天三次给我们洗。可她,还是照样纺线,照样织布,当织完一个布下来,她眼睛快肿成一个烂桃儿样了。我拿了这布去卖,没想,那集上来了民兵小分队,说是要刹资本主义妖风,就开始包围了集市检查。集市炸了,人们没命地惊跑,我抱了布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巷去,那巷却是条死巷,就叫小分队将布收走了。我哭着回来,又不敢回家,只坐在村口哭。母亲知道了,把我拉了回去,弟弟妹妹在家里也哭作一团,眼看太阳压山了,中午饭也没心思去做。母亲让弟弟做,弟弟说他不饿,让我去做,我说肚子发鼓胀,母亲叹了一口气,自己去舀水起火,但很快又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盆韭菜水放在我们面前,说:
“不许哭!都洗洗脸!”
我们都止了哭,洗了脸。
母亲就拉了我们向镇子上走去,一直走到镇中一家饭馆里,让我们坐了,买了五碗米饭,一盘大肉,一盘豆腐,一盘粉条,说:
“吃吧,孩子,这饭可香哩!”
我们都不吃,她就先吃起来,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我们也就都吃起来,但觉得并不香。母亲问:
“香吗?”
弟弟摇摇头,我赶忙递过一个眼色,于是我们都齐声说:
“好香。”
吃罢饭,母亲说她到民兵小分队部去一趟,让我把弟弟妹妹领回去,再好好洗洗韭菜水。这一夜,她便没有回来,我们都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一早,她回来了,满脸的高兴,说她把布要回来了,可走到半路,就又出售,接着就手揣在怀里,说:
“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
“烧饼!”我说。
“再猜。”她笑着说。
“帽子!”我想这一下一定猜对了。
母亲还是摇摇头,突然一亮手,原来是一本语文课本。她喜欢地说:
“孩子,日子能过得去了,就要把学习捡起来,要不爸爸回来了,看见一个校长的儿子是文盲,他会怎么个伤心呢?”
我说:
“学那有什么用场?!”
她生气了:
“再不准你说这没出息的话!文化还有瞎的地方?”
我问起布是怎么还来的,她只笑笑,说句“我要的”,就罢了。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母亲去要布时,人家百般训斥,拿难听的话骂她,她只是不走,人家就下令:要取回布,必须把分队部门前的一条排水沟挖通。她咬了咬牙,整整在那里挖了一夜……可她,我的好母亲,至今没有给我们说过这一段辛酸事儿。
有了笔,又有了书,一抽空,我就狠命地学习起来。每天晚上了,我要是看书,母亲就纺着线陪我;她要是纺线,我就看着书陪她。这样,分两处点油灯,煤油用得很费,母亲就把纺车搬到我的房间来纺,可那纺车“嗡儿,嗡儿”地响,她怕影响我,就又把纺车搬到院里的月光下去纺了。每当我看书看得身疲意懒,就走出门来,站在台阶上看母亲纺线,那“嗡儿,嗡儿”的响声,立刻给我浑身一震,脑子也就清醒多了,返身又去看书。
几乎就从那时起,我便坚持自学,读完了初中课程,又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将楼上爸爸的那几大包书也读了一半。“四人帮”一粉碎,爸爸“解放”回来了,那时他的问题才着手平反,我就报考了大学,竟被录取了。从此,我就带着母亲为我做的那套土布印花被子,来到了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几年间,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后来,父亲给我来了信,信上说:
“我的问题彻底落实了,组织上给平了反,恢复了职务,又补发了二千元工资。但你母亲要求我将一千元交了党费,另一千元买了一担粮食,给救济过咱家的街坊四邻每家十元,剩下的五百元,全借给生产队买了一台粉碎机。她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只是眼睛渐渐不济了,但每天每晚还要织布、纺线……”
读着父亲的信,我脑子里就又响起那“嗡儿、嗡儿”的声音了。啊,母亲,你还是坐在那院中的月光底下,摇着那辆纺车吗?那榆树梢上的月亮该是满圆了吧?那无穷无尽的棉线,又抽出了你多少幸福的心绪啊,那辆纺车又陪伴着你会唱出什么新的生活之歌呢?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