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雄心

我们去摩城试了音。试音结束后，贝里·戈迪跟我们说：“你们几个女生的声音真的挺好的，但是等你们高中毕业了再过来吧！”

——玛丽·威尔逊

1960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当选总统时，美国经济已空前发展了二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婴儿潮的推动，美国人口增长了20%。在东海岸的校园和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白人大学生为了追求社会改革，唱着受传统的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民间哀歌所启发的歌曲。在公房区 ，歌曲一直是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现在有种新音乐有助于阐明黑人日益坚定的民权运动。

玛丽·威尔逊 （至上女声组合成员、创始人之一）：我母亲说我从生下来就一直在唱歌。我经常哼着歌，听各种音乐剧。我一门心思放在音乐上，但从来没做过任何和音乐相关的事。再到后来，刚满十三岁，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才艺大赛。我借了我哥哥的靴子和黑色皮夹克。我这样穿是因为我喜欢弗朗基·莱蒙和青少年乐队，他们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杰克逊五兄弟乐队。我喜欢他们那首《我不是少年犯》。我跟着那首歌的节奏旋转起来，观众都疯狂了。

弗洛伦丝·巴拉德，戴安娜·罗斯，还有我，我们三个都住在底特律布鲁斯特－道格拉斯的公房区。弗洛伦丝在才艺竞赛上唱了《圣母颂》。我们互相恭维。我说：“你的声音好洪亮，好好听！”她说：“体育馆里每个人都在欢呼‘玛丽加油！玛丽加油！’”这发生在1956年或1957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回家，我们就是从那时开始成为朋友的。

阿尔·库珀 （美国音乐家、制作人）：我是1944年在布鲁克林出生的，不过我被曼哈顿迷住了。我一有条件就去那儿。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六岁就会弹钢琴了，完全迷上了。幸运的是，我妈妈用收音机放音乐，所以屋里一直都有音乐。

我是从保姆那儿了解到摇滚的。她住在客厅。当时我大概十来岁，她十四五岁。我父母走后大概十分钟，她朋友就会过来，放音乐、跳舞。她听频道乐队和企鹅乐队的歌，都是杜沃普摇滚乐。我听得入迷了。我想：“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音乐。”

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去小餐馆吃饭，我就在自动点唱机上点这种音乐。然后他就知道了我在听巫毒音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埃尔维斯出现了，弹吉他要更时髦点，所以我也开始弹，而且我入门很快。上帝给了我音乐的天赋，不过我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

卡罗琳·赫斯特 （美国民谣歌手）：1954年或1955年时，我们很多人都十七八岁，快到当兵的年纪了；这让我们变得很激进。我父亲是个律师，他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毕业的，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一届，后来他被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录取了，我们就去了东海岸。我们住在华盛顿。

高中毕业后，我到了纽约，努力地想挤进民谣的圈子。我母亲想让我去见见她认识的诺曼·佩蒂 ，所以她给他写了一张面值一美分的明信片，后来他给我母亲打电话了。

诺曼·佩蒂说：“我对民谣不太了解，但她可以试下音。”他问我：“你的歌够录一张专辑吗？”当时我二十岁，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专辑是1958年发行的。我爸爸在那张专辑里吹了口琴。他想我做个民谣歌手。

我录音时，巴迪·霍利也在录音棚里。他过来见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见查克·贝里和胖子多米诺。其间，我发现他正在唱一首我的歌。

亨利·迪尔茨 （美国音乐家、摄影师）：我母亲是环球航空公司空姐。我们的生活像流浪一样，驻扎过不同的地方。我父亲在二战中去世了。他当时是在陆军航空兵团。后来我母亲改嫁了，继父在国务院工作，1947年，我们搬去了东京。我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到1958年还是1957年的时候，我继父被派驻德国。我喜欢上了古典乐和爵士乐。我家人都很有音乐天赋。我那时已经弹钢琴了，我继父拉大提琴，母亲弹钢琴。我喜欢音乐。后来我有个弹吉他的朋友，他带着我喜欢上了乡村音乐。

阿尔·库珀： 那是爵士乐的辉煌时期。爵士乐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我所喜欢的。在某种程度上，爵士乐触动了我。那种可以跟着跳舞的杜沃普音乐，它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朋克音乐。它是蓝调和福音音乐精华的浓缩。最开始都是黑人在做，后来白人也欣然接受了这种音乐，慢慢参与其中。

我有个玩乐队的朋友，签了唱片合约。我周末经常待在他家。有次我们去曼哈顿，我就去他那家唱片公司试音了；当时我十四岁，试音居然过了。

我朋友那支乐队在当时，1958年，有张唱片销量全美排名第一，《热裤》，他们叫皇家青少年乐队。我经常偷偷溜出去；要是辍学的话，我父母会杀了我的。乐队里其他成员都十六岁以上。我会宣称自己是去布鲁克林的朋友家过周末，但实际上可能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或芝加哥，或波士顿，和他们一起演出。这大概持续了两年半左右。那期间我一直在写歌，和一个出版商，还有两个写词的家伙一起搭档。我们后来成立了一个创作团队。那时我高中快要毕业了，要上大学了。那是在1959年。

我想学音乐，但当时没有摇滚，他们教的音乐都不是我感兴趣的。过了一年，我告诉父母我要休学，这不是件好事。如果不上大学，就会被认为是无业游民。但我就是不适合读大学，我就是做不来。所以我说：“给我两三年的时间，如果我没法谋生，我就回来读书。”

玛丽·威尔逊： 我和弗洛伦丝·巴拉德走得非常近，有天在操场上有个人朝我走过来说：“有个人想组建个女子团体。”我们俩回到家和戴安娜·罗斯碰了头，我们仨住在同一个小区。我们去了那伙人的公寓，里面有保罗·威廉姆斯、埃迪·肯德里克斯，还有一个人，是他们俩的经纪人。他们是个叫至上乐队的团体，后来组成了诱惑乐队。

“哦，我的天啦，我在这些家伙的公寓里，他们都比我们仨大，我母亲会杀了我的。”我想。

其中一个家伙说：“你们会唱歌吗？”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但是戴安娜已经开始唱雷·查尔斯 的歌，到了和声部分我们俩就跟着唱，听起来真的蛮好听。戴安娜唱歌非常自然流畅。这时候我们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才十三岁。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做了。

那家伙说：“好。可以。你们就叫妙龄女子组合，你们几个女生由我经理。”我们每天都到他们公寓去。戴安娜唱了一首流浪者乐队的《我的心肝宝贝离开了》，然后我们俩接进来，唱和声，接着我唱了一首民谣，感觉很自然，没有半点突兀。我们成立了一个女子团体，我意识到我比从前更快乐。这让我有种圆满的感觉。我们放学后经常见面，然后排练，我们就是三姐妹。我们自己指导自己的歌。

亨利·迪尔茨： 在人生的岔路口我又向西迈出了一步。我在慕尼黑美国中学的所有朋友都想考西点和安纳波利斯 ，女生和男生加一起有上百个。后来我看到已故老兵的儿子一律可以参加考试的消息。于是我写了封信，他们同意了。1958年，我必须飞到伦敦体检。我在海德公园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有天晚上，我去了一家俱乐部。当时他们正在演奏噪音爵士乐。我当时完全不懂，但是被这种音乐迷住了。

我被西点军校录取了，院长说：“孩子，恭喜你！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头三个月都是强身健体的体格锻炼和训练活动，我因此练出一副好身材。不在学校时，我加入了哥伦比亚唱片俱乐部。我会收到那些邮购的唱片。我听到了班卓琴的声音。班卓琴有五根弦。我一定要弹班卓琴。我想方设法离开西点。那是陆军部队啊！噢，天哪，要在里面待四年！西点是工科院校。一星期要上六天数学。还要上数学分析和微积分。于是我买了把班卓琴，去夏威夷了。

阿尔·库珀： 我在皇家青少年乐队时，他们还举办过赤袜舞会，那种广播电台赞助的。他们主要是在学校和体育馆举办。他们把录制唱片的艺术家请到学校来，对口型假唱，唱给学生听，这对提高唱片的销量很有帮助，对广播电台也有好处。

皇家青少年乐队曾经在皇后区的某个地方办了场赤袜舞会，我在那儿遇到了汤姆和杰瑞乐队，他们有张唱片很受欢迎，销量排名前十，叫《嘿，女学生》。那应该是在1959年。我们发现我们仨都住在皇后区，于是成了朋友。他们跟我差不多年纪。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会大红大紫。他们就是西蒙和加芬克尔 ！保罗·西蒙的父亲是个乐队的领队，不过是在婚礼、成人礼和元媛舞会 上表演的那种。有次保罗打电话给我说：“每隔四十分钟，我就站起来唱一首扭摆舞风的歌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站在我后面弹主音吉他。报酬不错，五十美元。”于是我们俩就拿着电吉他坐在舞台上。保罗的风格转向了民谣，但他一开始是玩摇滚的。我俩是朋友，一起表演。

玛丽·威尔逊： 底特律有周末舞会，我们会接工会的舞会，不接夜总会那一类的，因为我们还太小。我觉得我们没拿酬劳。我们有经纪人，他会给我们买衣服，他女朋友会带我们去购物。我们起步和那些街头驻唱的不一样。

我们父母很高兴，因为他们随时都能知道我们在哪儿，而且他们知道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事儿也不会让我们惹上麻烦。我们一直做到1961年，直到我们决定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唱流行音乐。我们喜欢和声。我们经常一起排练。学校里有些特别的课程，比如给女生开的家政学，给男生开的木工课。我们就利用这些特别的课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唱歌。那时候时代不同了。

我们参加了一个比赛，国际比赛，在加拿大，我们赢了。我们唱的是流浪者乐队和雷·查尔斯的歌。

阿尔·库珀： 我买的第一张唱片是什么？1955年或1956年的时候，有张唱片很热门，卡普唱片公司旗下罗杰·威廉姆斯的《秋天的落叶》。后来又有一张杜沃普曲风的频道乐队的《你离我越近》。这两张唱片我都想买，但我只有一美元。当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甚至还不到。我去了商店，必须得做个取舍，于是我买了那张黑人唱片。这就是我买的第一张唱片，45转的。这种黑人音乐一直影响着我，改变着我。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那张唱片。

尼尔·塞达卡 （美国歌手、词曲作者）：我拿到了奖学金，打算做一名古典钢琴家。十六岁时，我赢了一场比赛，进入了顶尖的中学生钢琴手之列。我当时在布鲁克林的林肯中学读书。刚开始歌曲创作是意料之中的，我的偶像是乔治·格什温 和欧文·伯林 ，还有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罗杰斯和哈特这两对创作伙伴。

在林肯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听到了摇滚乐，当时就被迷住了。我并不是一个明星学生，我就是个书呆子，不是唱片节目主持人那一款。我弹的是肖邦和巴赫，聚会是不会邀请我去弹奏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得到认可，就想出名。我被人嘲笑，所以我想证明我并不普通。我组了个乐队，取名“象征合唱团”，翻唱了《今夜狮子睡着了》。我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因为我有个乐队，我们玩摇滚。

十三岁时，为了成为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我每星期六开始在茱莉亚学院学习。霍华德·格林菲尔德 的母亲听过我弹肖邦，霍华德就住在校园正门对面，他问我想不想写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们最后一起写了三百多首歌。

罗伯特·克里斯戈 （美国摇滚乐评人）：1962年6月，我已经满二十岁了。我想当个作家，当时住在曼哈顿。我进了家经纪公司，这家公司没有量力而行，后来破产了，不过我在的时候还没破产。我太幸运了，我老板是个画家。鲍勃比我大十岁，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审美很开放。

我当时没钱。有时我会坐在村门俱乐部 旁边，听约翰·克特兰 和塞隆尼斯·蒙克 唱歌，爵士乐，我就是个爵士迷。但同时我又非常喜欢艺术。当时收音机上一直在放排名前四十的歌曲，我房间里的收音机一直都开着。我有台小电唱机，大概有十几张唱片，多半都是爵士乐，雷·查尔斯的，不过我听音乐基本上还是用收音机。从1962年算起，我身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要数流行艺术。先是利希滕斯坦，再后来是沃霍尔。

1962年10月或11月，我走进了第五十七街的绿色画廊。我经常去，不需要花钱的。在这个画廊里，我听到了康妮·弗朗西斯 唱的《假日》。“这音乐从哪儿来的？我想不出来。这可是个画廊啊！”

我弄清楚了，其中一幅画里面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接通了电源，正在播放音乐。我茅塞顿开。我去看约翰·克特兰的演出，当时艾瑞莎·弗兰克林 先开唱的，听上去非常可怕，但是克特兰唱了首安可曲，这是爵士乐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之一。如果舞台气氛不错，他们真的会返场。我内心一阵狂喜。没隔多久我就有了两个顿悟，音乐上的和画廊里的；这改变了我和我老板鲍勃对音乐和艺术的看法。

尼尔·塞达卡： 我搬进了百老汇大街上的布里尔大厦 。每个人每天都在那儿给唱片公司和艺术家写歌：《你已经没了爱的感觉》 ，《总有一天》 ，还有迪西杯子乐队唱的《去教堂》。《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卡洛尔·金 写给谢利斯合唱团的。这是小型音乐发行公司的天下。小型音乐发行公司可以说是遍布了这条街，从百老汇大街1619号原来的布里尔大厦一直到1650号都是，这是为了迎合年轻的听众和创作人。

在布里尔大厦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配备了钢琴和书桌的房间。写了一天后，我们都会来到那个大办公室，演奏自己的歌曲，彼此之间竞争。不过是良性竞争。最好的那首歌胜出，然后就会有像薄纱合唱团那样的乐队灌录这首歌。我们在那儿从早上十点写到下午五点，一周写五天。有时候一整天过去了，歌还没写好，隔天就接着把它写完。

我是第一个演唱自己歌、灌录自己歌的人。那是在1958年。我去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试音了。他们才用《伤心旅馆》这首歌签下了埃尔维斯。

当时我在和卡洛尔·金谈恋爱，但我们没有一起写歌。我的确写了一首《啊！卡洛尔》，是献给她的。她回了一首与之相媲美的《啊！尼尔》。那首歌不红，但它情真意切。她母亲不喜欢我，因为是我带得她不上学、不学习的。

弗兰克·洛爵士： 纽约并不是黄金遍地。它很脏很邋遢，但我记得曾经经过一家音乐商店，店里传出来的是让我感觉相当舒服的音乐，他们在放阿克·比尔克 的《情迷单簧管》 。

我找不到工作，于是就去找了我母亲以前认识的一个家伙，乔克·埃利奥特。他在奥美广告公司负责壳牌的广告项目，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也是个大人物。我约了时间和他见面，对他印象很深刻。他说：“回家里喝一杯。”我还记得他的车牌号，全是J。他的电话号码是巴特菲尔德八号，就是那部因伊丽莎白·泰勒的演出而名声大噪、劳伦斯·哈维参演的精彩的电影。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一家店里卖地毯。我做得非常成功。英格兰人对纽约人来说还是相当稀奇的。后来我在第八十五街买了个房间，褐砂石公寓里的一间地下室，和几千只蟑螂挤一块儿。乔克·埃利奥特觉着好奇，就打电话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说：“我现在在卖地毯。”

“好吧，”他说，“本顿－鲍尔斯广告公司有份工作。”于是我就去了那家广告公司，美国国会议员创办的一家大公司。我在那儿做初级管理人员。那时，我二十一二岁。当时是1961年。我在那儿上班，在纽约过得很开心。我年薪一万美元，有足够的钱做自己想做的事，吃得起牛排馆。那时候1.99美元就可以吃顿好的了。挺有意思的。周末经常去汉普顿，就睡在沙滩上。

卡罗琳·赫斯特： 我当时在格林威治村表演，经常出入纽约的圈子。格林威治村和很多地方都很像：年轻人都泡在播放音乐的咖啡馆里，如果那些供应酒的俱乐部他们还不能进的话。我们吸引了一大群观众，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没有代沟。有从市里来的，也有从郊区来的。突然我就开始在常春藤盟校表演了。东海岸也在仿效格林威治村的场景，音乐家和喜剧演员一块巡回演出。1960年，我二十三岁。

有许多人参加了复兴运动 ，汤姆·帕克斯顿，埃里克·安德森，还有巴菲·圣－玛丽。因为演出的缘故，我经常碰到卡莉，还有她姐姐。西蒙姐妹花。所以从她们俩组合出道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们了。有卡莉在的地方都很欢乐。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能一起聊聊音乐上的事情，一起闲荡，很有趣。我们会去咖啡店，就像你们现在一样。我们会稍微聊一聊政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政治上志同道合，所以我们会分享巡演上的音乐和故事。

1961年，我在格林威治村见过鲍勃·迪伦。有天晚上他来俱乐部了，我正在表演，他听我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巴迪之前教我唱过。鲍勃听我唱歌就是冲着这一点，他喜欢巴迪·霍利。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跟迪伦在俱乐部和街上偶遇过很多次。迪伦想要认识我，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跟他说：“我已经有个吉他手了，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下一张专辑你来吹口琴可以吗？”他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别弄丢了。”

第一次听他演奏，我只记住了他和他的吉他，不记得他的乐队。我在观众席。观众都很年轻，很开心。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和我们的观众一样。大家对政治的心态是一样的。有些年纪大些的带着孩子过来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在我的专辑里吹了口琴。这是他第一次录音，之后他又为哈里·贝拉方特录了一场。

他很自信。不怯场。他就像一个很有经验的独奏者。他说我是他和巴迪·霍利之间的纽带。我们经常聊到巴迪。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迪伦了，有天他来我房子里过夜，整晚都在写歌，而我在外面演出。等我到家时，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卡罗琳，多谢了。——我，鲍勃。”

我也在英国演出。那儿有许多民谣俱乐部。在当时的英国，民谣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每家酒吧都有民谣。有大批的热心听众。在瑟比顿的时候，有五百个人来听我演奏。多诺万也会来，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还有很多英国的艺术家。在剑桥有一个全国民谣音乐节，我在英国广播公司有固定演出时间，半个小时。

玛丽·威尔逊： 十六岁时，我们在加拿大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就是那时候出道的。我们在底特律和当地的电台主持人一起做了许多节目，有很多广播电台。我们说：“哇！我们可以做这行！他们需要给我们找个录音的地方。我们到处找唱片公司。”

摩城 就是我们找的公司，这家公司旗下有斯莫基·鲁滨逊&奇迹乐队。通过斯莫基的妻子克劳德特，我们得到了和斯莫基·鲁滨逊&奇迹乐队试音的机会；克劳德特也是奇迹乐队的成员。我们唱给他们听，然后问：“我们唱得怎么样？我们想进摩城。”他说：“我可以让你们试下音。”

我们去摩城试了音。试音结束后，贝里·戈迪跟我们说：“你们几个女生的声音真的挺好的，但是等你们高中毕业了再过来吧！”那是在1961年。我们有自己的着装。当时我们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我们穿了短裙、网球鞋和短袜。贝里没签我们，我们很失望；公司里有许多男的，他只是不想年轻的小姑娘在公司里跑来跑去，他是要负责的，这就是他拒绝我们的原因。但我们觉得他不喜欢我们。

阿尔·库珀： 我这辈子只想做音乐。除了音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坚持下去。所以我努力在我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进行自我教育。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高兴我之前那样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如果他们不愿意雇我写歌，我可以在录音棚做吉他手；如果他们不愿意雇我弹吉他，我可以在乐队演奏。”我当时只想在音乐行业干下去，能糊口就行了。

玛丽·威尔逊： 当时那些人都在摩城。马文·盖伊 才进来不久。是那儿的氛围，和那儿富有的创造力在起作用。每天放学后我们都搭便车在摩城附近闲荡，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内部人：“嘿，斯莫基！”“嘿，玛丽！”每个人我们都认得了。那是所大房子，里面有接待员。我们就在那里。某天有个人说：“我们的和声不在。”于是我们说：“我们来做。”我们就是这样进的摩城。

后来贝里·戈迪说：“你们得换个名字。”他不喜欢妙龄女子组合这个名字。我们太想要这个机会了，就同意了。我们见人就问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不太想改名字。我们觉得改了名字就没人知道我们了，不过当时也没人认识我们。很快我们就签了合同，有了新名字。小纸条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写着“至上女声组合”。我和戴安娜都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不用新名字的话，他们是不会签我们的。当时我们不知道原因。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因为取的新名字将归摩城所有。我们当时没有注意附属细则，上面用小字写着：日后所用的任何名字都将归摩城唱片公司所有。直到几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名字就是一个品牌。名字属于谁？嘿，这可是我们的名字！

亨利·迪尔茨： 我到了夏威夷之后，要找个人，这个人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叫赛勒斯。我四处打听。“对，他是戏剧班的，他开了一家另类的咖啡馆。”

我把我的班卓琴放在韦士柏摩托上，然后骑着车就过去了，他们说：“哇，班卓琴！”赛勒斯成了我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拿着吉他爬上了一个大梯子，我就坐在下面，我们一起唱歌。后来我们就一起创作歌曲，在角落里搭了个舞台，就这样我每天晚上过去，在那儿唱歌。很爽。我们都赤着脚，穿着短裤和T恤，还有许多女生，好几百个女生，很美的女大学生。

当时许多民谣歌手都闯出了一片天。金斯顿三重奏乐队让民谣变得大众化。还有埃弗利兄弟。最后有个家伙说：“我们一块学些歌吧，然后组建一个三重奏乐队。”我们叫列克星敦三重奏，赛勒斯加入之后，我们就叫列克星敦四重奏。我们一周就赚几美元。但是我们愿意每天晚上去那儿演奏。如果有个地方可以每晚演奏，我们的弹唱功底会越来越好的。我们有几首超级棒的歌曲准备演唱，后来为了发迹，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我记得头几个晚上，我们是在一个妓女的公寓的地上睡的。那是1962年年底。1962年12月。后来我们就留在了好莱坞，在国会唱片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寓住了下来。

阿尔·库珀： 为了糊口，我在纽约努力工作；我父母也会贴补我。我努力摆脱这种困顿，想方设法地找出音乐行业挣钱之道。同时，我也给录音棚弹吉他。大多都不值一提，我的意思是，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唱片，没人听过的。

我第一次在录音室工作！太激动了！我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想来很奇怪。我在百老汇大街1615号一家录音室上班，做杂活，因为那儿的录音师会教你东西。

我做的第一场录音是迪翁·沃里克的广播节目。这场是我录的，当时我十九岁，只是一档广播节目。我就那么干了。后来我也会剪醋酸胶片；在录音室上班的人，要请人包装激光唱片，个性定制，于是他们就教了我。

对我来说，1960年到1964年这几年的记忆一片模糊，因为我当时工作真的很拼，做过许多不同的事情。我想我是在1963年发现了一家非常赞的夜总会，黑手党经营的，在第八大道和第九大道中间的第四十七街，叫甜蜜马车，他们那儿只有福音音乐。我真的很喜欢。所以，那里就成了我晚上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地方真的很奇特，我有生以来去过的最奇特的地方之一。

玛丽·威尔逊： 我不知道英国的房子是什么结构。在美国，通常都有地下室。摩城的房子也有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最后就成了录音棚。从街上走进去，就到了接待区，有几间可能是卧室的小房间，不过用作了办公室，还有财务处。贝里·戈迪的姐姐，他有好几个姐姐，都在那儿任职。这是家族企业。罕见的是他母亲和父亲也在那里工作。总是会看到他父亲在那儿修东西。老人当时年纪很大了。

摩城不是工厂，但所有事情都在内部进行。他们甚至请人来做午饭，歌手、音乐家和工人在内的每个人都在那儿吃。是真正的家族企业。后来他们开始收购那一带附近的其他房子，然后我们公司就拥有了这条街上或街对面的其他房子。

我们经常泡在里面，如果可以的话你也会想住在那里。你之所以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许多让人为之激动的人。很兴奋。那些人长得很帅，而我们还只是青少年。你就身处其中，而且还有机会在那儿成长。

摩城在艺术家的发展规划上是很先进的。我们会去那儿录几首歌，接着是舞蹈的编排，然后鲍威尔夫人做动作指导 。全世界可能只有这个地方会这样做。你走进门，就有这些有才之士帮你规划发展和成长之路。

鲍勃·格伦 （美国摇滚摄影师）：我喜欢广播里播放的音乐。我有几张专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摇滚刚出现还被称为“不良青年的音乐”和“魔鬼的音乐”时开始，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罪犯。我喜欢这种音乐，我是个青少年，这种音乐影响了我，因为它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流浪者。

尼尔·塞达卡： 奇怪的是，英国人非常尊重最初的美国摇滚歌手，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罗伊·奥比森、巴迪·霍利、吉恩·皮特尼、小理查德，尽管吉恩·皮特尼在美国已经过气了。

几年后，1972年或1973年，我们在伦敦的萨维尔街买东西，我遇到了米克·贾格尔，他说他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的专辑。我受宠若惊。他说他小时候就买了。

玛丽·威尔逊： 至上女声组合一直都很有魅力。我们的表演现场总是掌声雷动。我们经常去伍尔沃斯百货买塑料珍珠。我们看上去总是很优雅。我们父母就很优雅。戴安娜有位美丽耀眼的母亲。我母亲是个身材修长、长相俊美的女人。我们在舞台上很有气质。虽然一派我行我素的作风，但我们很优雅。

我们有编舞老师鲍威尔夫人，她教你如何转动身体、举止优雅、节制有度这一类事情。她也教男生。我们这些跟着她学习的人一直跟她说她为我们做了很多。有些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她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有家模特学校。我们很崇拜她。男生也是。作为一个人，要怎样表现得得体，这就是她教给我们的。无论什么时候，摩城的艺术家登台，你都能认出他们是摩城的。甚至有些坏孩子都学着举止要得体。

鲍威尔夫人在摩城说过：“将来有一天，你们是要在国王和王后面前唱歌的。你们是天然的钻石，我们只需要把你们打磨一下。”

尼尔·塞达卡： 我当时一直在洛杉矶听地方广播，听到了一首歌，是一个不出名的乐队的歌，那个乐队叫表演者乐团。这个乐队在当地很受欢迎。那首歌的曲子、制作和歌词给了我灵感，让我写了《分手很难》这首歌。霍华德·格林菲尔德对这首歌没什么把握，但我很坚持，于是他就填好了词。这首歌词是虚构的。大部分歌词都是虚构的，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现象有多普遍。

这首歌我写写停停，花了几周时间。我想到了一句歌词，“嘟比—嘟—当—当”，用它作整首歌的第二声部，然后我再用吉他弹唱。我去了录音棚，就按照这个样子录了。这是在1962年。这首歌大火，后来我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慢民谣，它又火了一次。这说明好歌就是好歌。

“嘟比嘟和特拉拉之王”成了我的招牌。我把这个当作我的商标，把这些歌曲称为“三明治歌曲”。以前奏开始，相当于一片面包，然后就是歌曲的肉，最后再以一片面包结束。我取了这个名字，同事都觉得很有趣。

玛丽·威尔逊： 我们到处跑，不过主要是在南方。 坐巡演大巴。破破烂烂的那种。条件太差了。不过很有趣。真的很有趣。他们很疯狂，打一晚上的牌，我们通宵配和声；这些人很多都是音乐老师，都有爵士乐背景。

我挣的第一份工资我都没印象了。我们从来没拿过工资。我们的表演没有报酬。零酬劳。我们甚至连每周的零用钱都没拿。所有的钱都被贝里·戈迪拿了。只给我们一点点钱，买个人用品。能在那里我们就很开心了。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想过。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以前真的是在压榨我们，不过我们不需要付任何钱。这就像老式的学徒。我们当时还没成年。我父母不认得字也写不来字。我们没有代理人。我当时真应该嫁个律师。

卡罗琳·赫斯特： 约翰·哈蒙德 之前签了我，他来到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公寓听我和鲍勃·迪伦唱歌。厨房里有一张大野餐桌，哈蒙德和迪伦并排坐着，他立马就喜欢上了迪伦。 迪伦才刚开始写歌。我那时候就知道他很适合。

亨利·迪尔茨： 1962年年底，我们到了洛杉矶，没过几天，就去了行吟诗人俱乐部，那儿每个星期一都有业余文艺晚会。我们上去表演了三首歌，猛秀和弦。我记得当时全场都震惊了。他妈的这是什么？哦耶，从来没人听过这种。

大多数人都得先在小俱乐部演奏，为进入行吟诗人俱乐部铺路。但是我们就砰的一声空降那里了。结果就是，当晚我们就找到了一位经纪人，国际精英经纪公司的本尼·夏皮罗，一周之内我们就和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签约了。

在那个时候，民谣很火。那是1963年年初。他们想让我们加盟电影《棕泉春光》，康妮·史蒂文斯和特洛伊·多纳休出演的。我们必须得去华纳兄弟公司见导演，不过我们迟到了。“额，小伙子们，你们迟到了。导演已经去吃午饭了。”

于是我们就毅然走进了员工餐厅，导演和一些领导都在那儿，我们齐刷刷地走到桌子前。“嘿，我们来开会了。”不，我们没上头。

我们在行吟诗人俱乐部表演的时候，现场很热情。很多经纪人都对我们有兴趣，其中包括鲍勃·迪伦的经纪人。他从东海岸飞过来见我们，我们当时在赫比·科恩 旗下工作。这是在1963年。我们曾经和小理查德一起演出过，那感觉太棒了。我们全沉浸在现场的音乐里了。我们在华纳兄弟旗下发了两张专辑，和菲尔·斯佩克特合作了一首单曲。我们有几首单曲在自动点播机上都点得到。其中有一首是《好年华》。先有的我们这首，后来才有西纳特拉的《美好的年华》。后来我们又唱了《通向自由之路》。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比如民权运动，直到很久以后越南战争打击到了我们。

卡罗琳·赫斯特： 那时候，即便是有名的艺术家，只要是黑人，都住不到酒店。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内心深处对民权的那些真实感受日后会形成某种体系。这完全在意料之外，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还不知道我日后会影响到别人，还不知道我日后会参与到声势如此浩大的事件中去。多亏了格林威治村和纽约。

在美国，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所想所悟传达给我们同代人。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有时候晚上会睡不着，因为太激动了，也因为当时的政局很吓人。炸弹就袭击过英国。在政治方面，英国的例子已经摆在那儿了。

尼尔·塞达卡： 作为一名演艺人员，我没有任何偏见。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埃拉·菲茨杰拉德和萨拉·沃恩。我住在北方，并不知道其他地方那种偏见有多深。

盖伊·特立斯 （美国记者、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写越南战争的并不是很多。那是核武器的时代。太空时代，苏联人和美国人竞争灼热。我当时一直在追踪核弹的发射新闻。我们和苏联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先将狗，后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他们领先了。两国都有核弹，都在考虑建核辐射避难所。原子弹让人们忧心忡忡。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受到了影响。

弗兰克·洛爵士： 我在格林威治村待了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是个空姐。她是英格兰人，很讨人喜欢。我们保持着联系。有天晚上她来村里了，我们去了先锋村俱乐部。那天晚上是伦尼·布鲁斯表演。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尴尬的夜晚。如果你还记得伦尼·布鲁斯的话，他当时一直在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语和语言。

我们的友谊经受住了那一晚的考验。她觉得很尴尬。她来自英格兰萨里郡，很漂亮。后来发生了一件让我又惊又怕的事情，我收到了政府寄来的一封信，请我到纽约当地的征兵办公室报到，进行体检，因为我有资格应征美国军队。

我去体检了，一切顺利。我是个体格强健的年轻人。他们给我发了封信函，把我划为一等。我跑去问我朋友乔克·埃利奥特：“我该怎么办？”

他说：“离开这里。如果他们向你送达了文件，你就入伍了，到时候如果你不去报到的话，就是擅离职守。文件可能明后天就到了。离开这里！”相关的政府机构在四十八小时内就把我移送回了伦敦，送到了骑士桥办事处。

罗伯特·克里斯戈： 当时的美国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而它反叛的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希望享受更多的乐趣，比世俗所允许的乐趣要更多些。就重要次序而言，这个比政治因素要重要得多。

鲍勃·格伦： 我曾经去过一次肯尼迪参与的群众集会，我挨得超近……他走过来时我拍了照，他不小心踩了我的脚，于是他停下来说：“对不起！”那句话很有人情味，很有礼貌。我看过一次马丁·路德·金发言的集会。我相信肯尼迪，相信他的观点：形势会焕然一新，越来越好，人们会和睦相处，问题会解决的。

盖伊·特立斯： 文学和法律法规都变了。以前被视为淫秽和色情的书籍，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北回归线》这些书以前都是地下出版的，现在可以公开买到了。

琳达·盖泽 （瑞士女演员）：我来纽约的时候，二十六岁。我是1962年10月来的。要在电影工作人员面前露胸这件事并没有困扰到我，他们很有礼貌。我知道在电影院看到女人的胸部这是第一次，会有争议。

《典当商》是一部关于大屠杀幸存者的电影，不是讲我胸部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人们想要把一些镜头，我的镜头剪掉。但西德尼·吕美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导演，他不会让人把他的电影剪掉的。

记住，我是从瑞士来的。我当时已经做了十年的演员，裸体这种事我不会感到羞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经纪人，他把我引荐给了西德尼·吕美特。我有了自己的公寓。我在西村的一家小店皮纳塔派对找了份工作。这家店做墨西哥进口生意，老板走私秘鲁古董。我用他从秘鲁买来的布料做衣服。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创造的，这感觉很好。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生活。 2eV9S4/UVXo1Dq+b231L0s33b3wu49KIByVQDfndz8/Rb7dodjiGsu3Sh/+caI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