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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经过的那整个一大片区域，在房子里和道路旁到处可以看到横卧着的尸体。没过多久，在不少村落里陆续有人或全家莫名其妙地暴卒，且来势凶猛，其症状也是绝大多数幸存者所从未见过的。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并不感到陌生，他们依然记得五十三年前暴发的、曾经摧毁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那场瘟疫，当时要数米兰公国的疫情最为严重，故直至今日人们仍将它称之为圣卡洛瘟疫。 [1]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约婚夫妇》（1827）这部经典历史小说中对1630年米兰大瘟疫的精彩描述
，足以解释为何长期以来意大利社会对鼠疫的兴致不减。丹尼尔·笛福的虚构作品《瘟疫年纪事》（1722）在英国也起着类似的作用，该书描绘的是1665年伦敦鼠疫。
[2]
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尽管这两本书都有虚构成分，但很大程度上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两者创作于不同时代，写作角度也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刻画了1613—1666年那场席卷北欧和南欧的鼠疫大流行。
意大利在17世纪曾两次遭遇鼠疫的侵袭。鼠疫首次暴发于1628—1633年，仅限于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和中部。1656年，鼠疫再次侵袭意大利南部地区，并随后从海上传到热那亚。前言提到过，鼠疫是在1629年随着法国和德国军队进入意大利的。病例最初于1629年10月在都灵以西靠近法国边境（今皮埃蒙特大区）的苏萨山谷被发现，随后出现在伦巴第的瓦尔泰利纳和位于米兰以北的科莫湖地区。 [3]
1629年10月22日，米兰地区首次出现疫情，但医生们对这是不是真正的鼠疫争论不休。在那个时代，其他城市的医学专家在面对鼠疫时也有类似的反应。 [4] 1629年12月5日，米兰的卫生委员会切断了米兰与都灵、皮埃蒙特、萨沃伊各山谷的交通。 [5] 接下来的2个月是气温最低的冬天，鼠疫几乎没有传播。 [6] 然而1630年2月，疫情又在克里莫纳暴发，并于次月蔓延至都灵和维罗纳。 [7] 其他意大利北部城市很快也出现了疫情，到了5月6日，靠近南部的博洛尼亚政府宣布，鼠疫已在当地暴发。 [8]
从死亡率可以看出，这次鼠疫对意大利的北方城市造成了重创。1629—1631年，主要城市和中等规模市镇遭受了惨重损失。米兰的人口死亡率高达46%（总人口约13万），而帕尔马（总人口3万）和维罗纳（总人口5.4万）的死亡率甚至高达61%。 [9]
博洛尼亚位于佛罗伦萨以北仅65英里处。考虑到这场鼠疫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传播速度，人们预计疫情会在5月初到达托斯卡纳，但自然和人为因素都延缓了鼠疫向南传播。亚平宁山脉将托斯卡纳和雷焦—艾米利亚地区分开，这不但为防控疫情提供了天然的物理屏障，而且有利于当局加强对北部交通的管制。
药物分为两种，一种可以保护健康者远离疾病，另一种则可以用来治愈患者。与此类似，针对疾病传入城市之前和传入城市之后这两种不同情况，我们也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10]
正如龙迪内利在其《传染病报告》中提到的，医学的目标究竟是治愈病人还是为国家服务，一直是这一时期写作者关注的主题。谈及佛罗伦萨时我们会发现，一旦鼠疫暴发，政府就会用“公民的健康和疾病对国家的影响”作为借口来应对社会底层人民。但龙迪内利认为，医学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通过采取多种预防疾病的措施来保证人们身体健康。
早在鼠疫传播到托斯卡纳前，当地的卫生委员会就开始采取措施以防止疫病的侵袭。接下来，我将首先分析托斯卡纳大公国的情况，然后逐渐将讨论重点转至佛罗伦萨市。我会遵循鼠疫发展的时间线进行论述，并以此概述政府和居民面对疫情的不同反应。
为了及时了解疫情在意大利北部的扩散情况，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其他地区的卫生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例如，在1629年11月7日，他们接到了米兰卫生委员会的通报，称在米兰多地发现了大量病人。1629年底，佛罗伦萨开始明令禁止与一些疫区往来，其中包括法国南部的自由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海岸。 [11] 在1630年3月米兰鼠疫暴发之后，佛罗伦萨下令中断了与米兰地区的所有往来，此后将该禁令范围扩大到博洛尼亚。 [12] 这一系列禁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商贸交易被迫中断，来自上述疫区的居民也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才能进入托斯卡纳公国境内。
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这些地区的信件往来，向我们展现出1630年鼠疫是如何在意大利北方逐渐蔓延开来并波及托斯卡纳的。卫生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在其他城市和公国同僚的报告。以下是一份6月1日来自威尼斯的报告：
鼠疫正在大肆席卷布雷西亚诺，并快速向代森扎诺蔓延，尤其重创了加尔达湖地区。好在维罗纳和克雷马斯克一切照常。在这里（威尼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仍然身体健康。但我们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实施更多的预防措施。 [13]
第二天，一份来自帕尔马的报告这样陈述：“这种传染病的死亡率极高。在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一两个可以存活三四天。” [14]
每日都从意大利北部收到报告，对佛罗伦萨而言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这些详细的报告可以使卫生委员会提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但随着鼠疫的逐渐逼近，它也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恐慌”。 [15] 鼠疫如同一股无法阻挡的海潮，气势汹汹地从北方向这座城市袭来。
该年5月6日，博洛尼亚当局正式宣布疫情暴发。 [16] 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随后紧急下令，任何人都必须持有健康通行证才可以在托斯卡纳地区通行。一个月后，佛罗伦萨卫生部门负责人托马索·圭杜奇从博洛尼亚卫生负责人利奥纳尔多·布翁滕皮那里得到一些令人不安又自相矛盾的消息。在博洛尼亚，已有许多人染病而死，密切接触者也被送到了隔离医院。但他也从另外一个渠道获悉，当地已经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所有人谈论“鼠疫”，违者将被处死。因此，正如他所言，“怪不得当地未用更为公开的方式宣布疫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圭杜奇还从修道院院长赞基尼处获知，“许多穷人在两三天内就死去了，而且几乎无人幸免于难”。此外赞基尼还报告了圣菲利波·内里修会大量成员死亡的消息，这些死者都是当时博洛尼亚主要的听告解神父。一些代表被委派走访博洛尼亚城的所有教区，随后也被派往隔离医院进行观察。他表示，“对此大家感到非常惊恐”。 [17]
这些混杂不一的消息也警醒了佛罗伦萨的卫生官员，并让他们意识到，那些来自博洛尼亚同僚们的报告实际上并不值得信赖。当然，含糊不清的信息很常见，米兰卫生部门的声明以及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在1630年夏季和初秋发布的公告都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因为当局既不愿意在当地民众中引起恐慌，也不希望中断城市间的贸易往来，两者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和穷人阶层的生活水准产生不良影响。
6月初，博洛尼亚疫情之严重已到了众所周知的程度，于是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开始采取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建立防疫封锁线。这是近代早期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手段，但之前的研究多关注于海上封锁线，而非陆地封锁线。 [18] 人们认为防疫封锁线能有效地防止瘟疫在国与国之间蔓延。当然，通常情况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比如1720—1722年的马赛鼠疫就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9]
由于这次鼠疫在大城市间的快速传播，一开始，防疫封锁线似乎并未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起到有效作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鼠疫并未蔓延至托斯卡纳以南的地区。而在1656—1657年鼠疫复发之时，除了北部的热那亚，疫情主要在亚平宁半岛的南方。对于鼠疫的这种地理传播趋势从未有过十分合理的解释，一般认为这可能是缘于亚平宁山脉的地理屏障和托斯卡纳防疫封锁线的双重作用。 [20]
1630年夏天，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官员格外关注北部和西部的亚平宁山脉地区的防疫情况。政府派出骑兵前往山口巡逻，以防止当地居民与博洛尼亚人进行任何贸易或交通往来。 [21] 边境沿线每半英里处就会设立帐篷哨所，每个哨所由五六名防疫卫兵组成。他们轮流站岗放哨，一旦见到任何旅行者，就鸣火绳枪来提醒附近的同伴，后者则会骑马追赶这些旅行者，未携带有效健康通行证的人将被逮捕。此外，如果这些人拒绝返回原出发地，卫兵有权直接开枪射击。 [22]
上级也给卫兵们提供了详细的指南，来帮助他们识别有效的健康通行证——证件中应包含持证人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及姓氏、出生地信息，以及在居住地至少居住了22天的证明。此外，他们还需要旅行者提供途经地信息以及从何处进入托斯卡纳的说明。这些非常精确的信息能帮助卫兵确定一个人的身世和活动轨迹，但他也需要关注旅行者的其他可识别特征，如“身高、年龄、是否有胡须等，来确保该人即健康通行证中所描述之人”。 [23]
但在现实中，强制执行一条法令比公布它要困难得多。卫生委员会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健康通行证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试图规避该制度的人们引发的状况。许多人都经由亚平宁山脉来到托斯卡纳各地。正如朱莉娅·卡尔维所指出的，这些人的身份可能各不相同，既有乞丐、黑市交易者，也有逃兵和土匪。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托斯卡纳各地负责在边境地区组织安排警卫力量的代表的来往信件中，也反映了此类问题。 [24] 这些信件内容广泛，例如6月1日—2日皮斯托亚和巴尔加地区的来信都表示担心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卫兵们的薪水，而一周后的来自圣卡夏诺的信件中则有人抱怨发不出足够的印刷版健康通行证。 [25]
为了确保健康通行证制度的正常运行，卫生委员会委派高级代表前往边境哨所巡视。7月1日，议员乔瓦尼·博尼和卢卡·戴利·阿尔比齐在报告中说道：“尽管已经在边境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但总有人从已被禁止往来或其他可疑的地区进入托斯卡纳，这种局面很难得到改善。” [26] 整个疫情期间，这种状况一直存在。例如，8月3日，卫兵在皮斯托亚山区拦下一对父子，他们声称打算前往博洛尼亚。 [27] 依照卫生委员会法令的规定，卫兵记录下了有关这两人的信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留着红胡子，年龄约40岁。陪同他的是其10岁的儿子。” [28] 详细询问后他们得知，这对父子来自皮亚诺·迪皮斯托亚，父亲声称自己是体力劳动者（只要他能找到工作），自离家以来，他靠乞讨勉强活下来。当时正值盛夏，父子二人晚上就睡在乡下田野里。
这位父亲显然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为他有健康通行证，虽然那是2个月前获得的。当被问及为何他们没有继续旅行时，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在蒙苏马诺圣母堂附近被一条狗咬了”。显然，说到这里，他的那条伤腿引起了卫兵们的怀疑，尤其是当卫兵看到伤口的包扎方式时。他们撤下绷带，在他的大腿上看见一个小标记。 [29] 卫兵随后询问他是由谁治疗以及在哪里治疗的。他透露他去过皮斯托亚，在那里的切波医院接受了治疗。但这同样引起了卫兵的怀疑，他们想知道父子二人是如何在城门已经关闭的情况下进入皮斯托亚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越过其他路障的。这位父亲便开始应付，说有时是因为他已经出示过通行证，有时是因为他认识卫兵而没有被要求出示通行证。
这在鼠疫期间实在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了。当时的防疫法规令穷人们的生计中断，因此农民不得不通过行乞来养活自己和孩子。此外，一些小型社群熟人之间会彼此体谅，尤其是当他们的确很穷的时候。等到卫兵确认腿伤确是被狗咬所致，而非鼠疫导致的脓肿，官方就相信了这对父子的生活的确贫苦，并允许他们继续住在当初被发现时所待的简陋居室中，但须有人看守。 [30]
此外还出现了与卫兵本人的标准或行为举止相关的一些问题。8月初，在一次巡视过程中，卫生委员会代表视察了普拉托。他们发现，此处出入口的卫兵和其他许多人“一起玩耍，很少关注自己的工作”，且在普拉托其他城门处也有相同的情况。 [31] 此后，他们在巡视普拉托和皮斯托亚山区的乡村时发现，卫兵们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因此，他们要求今后的防疫卫兵中至少应有人能识字，以便看懂健康通行证。 [32]
懒惰怠慢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农村和城郊地区，城门无人看守的情况也引起了关注。佛罗伦萨的波尔蒂丘拉·法利内城门就是如此。6月5日，坐在城门处喝葡萄酒的两个人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个人骑马经过城门，但没有出示健康通行证。 [33] 经调查发现，这个人来自普拉托地区，名叫卡皮塔诺·弗朗切斯科·诺维卢奇。他曾试图穿过普拉托城门，但因没有健康通行证被拒之门外。之后他又去了没有守卫的波尔蒂丘拉·法利内城门，从这里进入了佛罗伦萨。在“当时卫生委员会的长官看来，此案是不尊重官员和法令的反面典型”。 [34] 卡皮塔诺·诺维卢奇被判处8天监禁，城门的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强。自此之后，除了由贵族和卫兵看守城门之外，还多了一名卫生委员会任命的特派员（ commissario ）。特派员每日轮替，每人每月会得到6斯库多 [35] 。 [36]
另一个案例与纺织工人托马索·丘奇有关，他从事制作博洛尼亚特色面纱。6月初，他为自己的纺织作坊雇用了一名来自博洛尼亚的年轻人，但这个人在几天之内就出现了“高烧和其他一些严重症状”。托马索立即将他送往新圣母马利亚医院，但他不久就死在了医院。数日后，托马索本人也高烧不止，并在6月15日死去。尽管人们怀疑他是死于“传染性疾病”，但托马索还是依惯例被埋葬在大教堂外的墓地，并由神父守夜祈祷。 [37]
因此，尽管这些案例十分可疑，卫生部门的措施也存在疏漏，但治疗这些患者的医务人员似乎并未向卫生委员会报告这些可疑病例。实际上，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多数人认为，当这一年的夏末时节，一名博洛尼亚的鸡肉商贩死在特雷斯皮亚诺时，鼠疫才开始暴发。
显然，那些下定决心要进城的人们会一直寻找能够避开检查的方法。卫生委员会建议“当水位较低时，应在佛罗伦萨城外南北两侧的两处鱼梁处部署警卫，以防止人们以进入河中洗澡为借口趁机进城”。城门的特派员也被叮嘱要对此提高警惕，以防止那些“素质最低的人”利用这个漏洞。 [38] 同年，罗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此当地政府部门连夜在台伯河两岸安装了粗实的链条，以防止游客和货物偷渡。 [39]
为了提高这些法令的权威，卫生委员会对那些从被禁止地区进入托斯卡纳且无健康通行证的人进行了严厉处罚，尤其针对那些试图鬼鬼祟祟地从小径穿越国土而引起怀疑的人。这些处罚中甚至包括即刻处决，而不是像通常情况下，经过一系列逮捕和盘问程序后再实施惩罚。那些收留这些违法越境者的人（特别是旅店老板），也将遭受同样严厉的刑罚，从草草处决到送往大公舰队上做苦力不等。 [40]
对旅店老板的处罚表明对鼠疫的恐惧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例如，6月4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收到了一封来自蒙特普尔恰诺郊外一家旅馆老板的请愿书。这家旅馆已经被卫生委员会封禁，老板在请愿书中声称，封禁旅馆会给旅行者带来“极大不便”，因为城门都已关闭，而这是附近5英里范围内唯一的旅店。他因此要求解封，并希望准许持有健康通行证的旅客入住。 [41] 下一章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这些问题让本已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整体而言，作为佛罗伦萨经济支柱的纺织工业正在衰退，特别是粗纺毛织物的生产。这也导致了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在过去的10年中，一连串的饥荒和流行病早已加剧了这一状况。 [42]
随着鼠疫的逐日逼近，托斯卡纳不仅切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还严格限制内部商品的流通和销售。官方规定禁止从疫区运送动物，一个名叫弗朗斯科的人就因将一些公牛犊带入皮斯托亚而被判监禁。 [43] 为了防止有人从疫区带来牲畜，同时也为了避免大量的人员聚集，闭市政策开始广泛施行。
在佛罗伦萨，虽然主要的食品市场——老市场依然开放，但人们一般只能在城内一些指定的广场和地点购买食物。 [44] 在佛罗伦萨城外，也有一些禁止运送食物的规定，例如，7月24日公布的法令禁止将“散装或盒装柠檬”运送到和博洛尼亚接壤的地区，包括皮斯托亚山区、穆杰洛、菲伦左拉和斯卡尔佩里亚。这不仅因为柠檬的运输可能会传播疾病，也因为官方想杜绝将柠檬运至博洛尼亚换盐的行为。 [45]
受到影响的经济部门远不止食品产业。布料生产作为佛罗伦萨城以及近郊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纺织品可能藏有能引起鼠疫的毒气。6月2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讨论了是否需要对原产于博洛尼亚的丝绸、茧、蚕幼虫以及布帘进行隔离。 [46]
这些有关丝绸业的规定，也折射出长期以来卫生委员会的另一担忧，即恶臭气体是否可能会产生引起疾病的毒气。大部分中世纪卫生法规的制定都基于毒气论。但自16世纪以来，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卫生官员更加关注健康、疾病与环境的关系。这股新思潮的出现得益于新希波克拉底医学思想的复兴，尤其是其中“空气、水和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个人健康的观点。 [47] 在此之前的50多年中，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卫生委员会在托斯卡纳农村地区展开了卫生调查，以查明发烧的流行病学原因，同时确认高死亡率地区的分布。 [48] 此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环境（我们将在第二章中阐述），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暴发流行性斑疹伤寒期间和1630—1631年鼠疫期间，佛罗伦萨当局都进行过详尽的卫生调查。 [49]
随着鼠疫日益逼近佛罗伦萨，人们对于气味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鼠疫暴发的恶臭毒气。早在黑死病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屠杀动物可能会产生恶臭气体，进而污染大气环境，最终致人患病。1630年6月30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开始对肉铺进行系统检查。雅各布·迪·巴托洛梅奥一案就与这场检查有关。此人是一位生活在普利亚街的屠夫，人们一般称他为“纳波利”。根据当时的记录，他的后院“混杂有腐烂的动物内脏、血液和恶臭的粪便”，“屠宰场里散发出强烈恶臭，还有其他不明带血混合物和污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疾病”。 [50] 他随即遭到逮捕，被监禁在卫生委员会的秘密监狱中。该案例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空气、臭气和污垢之间密切相关，它们都可能导致一场“大疾病”。
并非只有卫生委员会认为臭气与疾病间存在联系。新近关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聚焦于官方机构的观点，也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的看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公共卫生问题。 [51] 该年6月7日，卫生委员会收到了吉贝利娜路圣雅各修道院院长玛格丽特修女的请愿书，她举报卡瓦列雷·塞维盖迪先生的房子里因丝织而产生大量恶臭，“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先生竟容忍这种气味存在”。 [52]
公众逐渐认识到了丝绸加工业的潜在危险。因为“散发的恶臭会导致空气腐败”，官方明令禁止对蚕蛹的加工处理。 [53] 在下一章中也会说明，这仅仅是一系列净化环境措施的开端。8月，官方展开对城市贫民窟的详细调查，并提出了整修污水坑的计划，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发臭物质污染大气环境。
上述都是当时的官方防疫措施。总的来说，首先，通过设置防疫封锁线和贸易封锁来阻断外部疫情的输入；其次，禁止市内一切可能产生臭气并触发疫情的活动，比如屠宰业或不当的人体排泄物处理。然而这些防疫措施最后均以失败告终。7月下旬，托斯卡纳公国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佛罗伦萨以北5英里处的一座村庄——特雷斯皮亚诺。 [54]
特雷斯皮亚诺是坐落在佛罗伦萨北面山丘间的一座小村庄。村庄位于通往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主要道路上，许多从博洛尼亚南下的人也会行经此地。早在5月初，博洛尼亚就出现了疫情。平心而论，在官方防疫措施确实存在疏漏的情况下，疫情居然没有更早地传入托斯卡纳，实乃令人意外。
特雷斯皮亚诺的情况值得我们深入讨论。首先，它是病例首发地，其制定的防疫措施为后来的佛罗伦萨提供了参考（毕竟佛罗伦萨已经有约一个世纪没有暴发过鼠疫了）；其次，我们能通过该地的情况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民众究竟如何追踪和识别疫情传播链。这些信息在当时都有助于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尽管一些鼠疫亲历者，如弗朗切斯科·龙迪内利，可能出于个人目的而对其撰写的故事有所修饰，但他们的记录仍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这些记录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第一手资料？从龙迪内利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本人是有办法接触到当时卫生委员会的审议纪要、往来信件，以及法庭记录的。
龙迪内利对特雷斯皮亚诺疫情之肇始做过生动描绘。 [55] 他首先讲述了一个博洛尼亚卖鸡肉的小贩是如何越过边界，到达佛罗伦萨最北面的城门——圣加洛门（图1）的。这名鸡肉贩试图进入城门，但那里的特派员看到他患病后赶紧把他打发走了，而不是按照规定把他送到隔离医院。小贩“非常沮丧，因为他已经病了，而且特别虚弱，几乎寸步难行”。他盯着地面，满脸丧气，喃喃自语道：“那些不让我进城的人是谁？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56]
虽然龙迪内利确实能接触到官方资料，但上述关于小贩言行举止的描写很明显带有文学虚构成分。这里他应该是借用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第8首118—120行诗中维吉尔被拒于城门外的典故，以增强故事的文学性。接下来，小贩在去往特雷斯皮亚诺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名叫维维亚诺的人，他是特雷斯皮亚诺专门面向朝圣者开设的救济院的管家。小贩请求这位管家收留自己，别让自己横死在道沟里，还用身上一半的钱贿赂了对方。小贩死后，维维亚诺本人也病了，不过在临死前他承认了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并恳求邻居们远离他的房子。不久之后，他的家人也都去世了。
根据龙迪内利的记述，这样的惨剧未能让佛罗伦萨当局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维维亚诺依旧按正常流程被埋葬，村民们处理了他的个人物品，结果之后整个村庄都被感染了。
这个（消息）传遍了佛罗伦萨，但是人人闭口不谈，或只是和心腹低声耳语，并且忠告对方切勿谈论此事。没有人相信（发生了鼠疫），这种说法甚至会被人们蔑视和嘲笑，而且当局也像往常一样，并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在此期间，每天都有人从特雷斯皮亚诺到访佛罗伦萨，并且毫无限制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吞下了瘟疫的诱饵，它就适时产生了效果。 [57]
龙迪内利向读者们刻画了一个充满自私和无知之徒的社会，这些人事事都是为了自己着想，从不考虑公共利益。这也是龙迪内利对整个鼠疫期间记述的缩影。他笔下的穷人们愚昧无知又诡计多端，被用来衬托当地贵族们的无私和高尚。龙迪内利吹嘘贵族们都无私地在为卫生委员会效力，更盛赞年轻的费迪南德大公（龙迪内利的《传染病报告》一书正是献给他的），称颂他选择留在佛罗伦萨照顾他的臣民。在将研究重点转移至佛罗伦萨之前，我们还是要探讨一下特雷斯皮亚诺的防疫措施，它们为佛罗伦萨后续制定相关防疫措施提供了模板。同时，这也有助于避免孤立地看待城市和农村的疫情，实际上两者相互影响，联系密切。 [58]
关于特雷斯皮亚诺疫情的报告很快就被送到了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的总部。乔瓦弗朗切斯科·圭迪在8月1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据说已经约有7人死亡了，并且大部分死者都住在教堂附近。另外还听说所有死者的大腿和躯干之间都有横痃，身上还有一些脓肿，其中一个是在头部。如果用刀切开横痃放脓，患者在四五天后便可痊愈。但刚刺破时，患者会感到疼痛，并头晕目眩，不过3天之后这种症状就消退了。 [59]
颇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第二天清晨，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便派出了议员卢卡·戴利·阿尔比齐和安东尼奥·卡尔内塞基前去调查，并令医生塞比内利和外科医生切尔维利陪同前往。 [60] 到达特雷斯皮亚诺后，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和之前所担心的一样糟糕，便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理和控制病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治疗病人。病人们被送往特雷斯皮亚诺朝圣者救济院，当时这里已被改造成了隔离医院，并设有男女分住的房间。医院里配有内科医师、外科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患者的药物由佛罗伦萨新圣母马利亚医院提供。
下一步便是应对这些患者的密切和潜在接触者。鉴于村庄规模很小，所以全体村民都被锁在了自己家中，由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食物和饮料。随后，在两名下士的指挥下，40名卫兵包围了特雷斯皮亚诺。这些卫兵每人每天的薪水为1里拉，下士的薪水则为1朱里奥。之后，为了防止当地人和外界接触，他们封锁了穿过特雷斯皮亚诺的主路，并让旅行者改走另一条新建的路。 [61]
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弗朗切斯科·马赞蒂医生骑马赶到特雷斯皮亚诺检查情况。他到访了隔离医院并称自己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看到发烧的人数正在下降，病人们也逐渐有了饥饿感。但他同时强调，隔离医院的食物、石膏以及用于存放药物的玻璃器具已经快用完了。 [62] 数天后，负责封锁特雷斯皮亚诺的马尔西利奥·费奇尼下士和诺弗里奥·瓜在西下士给卫生委员会递送了一份报告，两人声称物资供应依旧不足，尤其缺少喂养马匹的粮草，他们还需要更多人手来帮助埋葬死者和烧毁患者的衣物。 [63] 从8月7日瓜在西的来信中可以看出，特雷斯皮亚诺此时依旧没有常驻的医务人员：
我在特雷斯皮亚诺接待了一名孕妇，但是，上帝啊，我根本无能为力。我只是个当兵的，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但为了尽力使大老爷们满意，我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不过我必须提醒的是，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而且我们俩无法相信任何人。我们得重新埋葬好死者，烧完他们的衣服，还得把病人送到隔离医院，同时还要监视4队卫兵，除此之外还得向附近80户家庭分发食物——其中一些住在半英里之外。 [64]
这份报告显然起到了一些作用。5天后，当瓜在西再次向卫生委员会写信汇报情况时，提到已有医生到达该地。但当时这位医生本人就发着高烧，所以他请求再派一位医生接替他出诊。当时医院里有28名患者的大腿和躯干间有脓包，其中23人甚至已经死亡了。 [65] 瓜在西随后写道，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不过比之前已有所好转。他还写了一份居家隔离的特雷斯皮亚诺村民的健康状况记录，并指出，所有和维维亚诺（龙迪内利曾提到的那位允许鸡肉贩留宿的管家）接触过的人都生病了，其中已有7人死亡。
在与瓜在西的通信中，卫生委员会的官员反复强调要加强对疾病传染情况的跟踪，以便遏制疫情的蔓延。4天前，他们就已经派安东尼奥·曼尼前去尽力追踪那名鸡肉贩的接触者，曼尼已经从佛罗伦萨城外的阿方索·布罗卡尔迪先生家发送了调查报告。 [66] 显然，曼尼听说了鸡肉贩的17岁女儿巴尔托洛梅亚和她的兄弟马泰奥·奇蒂一直住在一起。在接受询问时，巴尔托洛梅亚看起来身体状况不错，并透露父亲的其他孩子住在佛罗伦萨周边各地：他的儿子西莫内，年龄十三四岁，去佛罗伦萨南边的圣多纳托·因·波焦做了仆人。他还有个6岁的妹妹玛丽亚，仍在特雷斯皮亚诺；另一个妹妹叫马达莱娜，当时是10岁或者12岁，住在特雷斯皮亚诺南边的一个叫琼佛的小村庄。
当被问及是否曾从父亲家中拿过任何物品时，巴尔托洛梅亚坦言：“有一天晚上我搬来了2麻袋共4蒲式耳
的谷物，然后便把它们埋了。”曼尼随后要求她挖出这些谷物，并把它们和其他从特雷斯皮亚诺运来的东西一起放在了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包括“两件大衣，一张床单，一个棉斗篷，一个凳子和一个装有各种各样东西的箱子，里面有面纱、缎带、小皮带、帽子和其他一些女孩使用的东西，以及两件衬衫和马达莱娜穿的黑丝衬裙”。
[67]
所有这些物品被隔离在了一间完全干净的房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相信谷物和衣服均可携带能引起疾病的潜在有毒气体，毒气可能来自穿着这些衣服的病人的呼气，也可能来自在某个鼠疫感染者的房子里放置过一段时间的物品。
如何防止患者之间以及患者与健康者之间的接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8月14日，卫生委员会实施了另一项重要的防疫政策——在特雷斯皮亚诺单独设立一座康复期病人的疗养所，专门针对那些已痊愈但正处于康复期的人。因为卫生委员会宣称，“有很多人病了，也有很多人的病情有所好转，疫情本身也在缓和”。到了这时，甚至公务人员都被认为可能是疾病传播者。两天后，即8月16日，一位医生带着卫生委员会写给瓜在西的信来到了特雷斯皮亚诺。在信里，他们“命令鄙人（瓜在西）切勿越过那些刚刚竖起来的屏障。鄙人立刻骑上马，听从各位大老爷们的指挥。之后鄙人就回到了班迪内利家族别墅。在收到各位大老爷们关于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指令前，鄙人会一直待在这里……鄙人是无知之徒，实在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 [68]
8月21日，瓜在西回到了特雷斯皮亚诺，这里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他似乎也已经感到身体有恙。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第一位医生弗朗切斯科·马赞蒂现在似乎马上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前天来的另一位医生因为发烧卧床休息；最后来这里的4个侍者中，1人于今晚去世，另外2人也身体不适。我认为有必要再指派2名医生和至少2名侍者。就在我写下这句话时，又有一个人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瓜在西感到穷途末路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封信的结尾处，他的语气变得愈加消极：“我请求尊贵无比的阁下再选一人接替我的位置，因为我感到不能够再胜任这项工作。我只能再坚持三四天了，前提是上帝得让我活到那个时候……” [69]
诺弗里奥·瓜在西最终得到了帮助。3天后，也就是8月24日，另一位更有活力的新人接管了日常报告的差事。这个人就是瓜在西的兄弟吉罗拉莫·瓜在西，他（之前）负责管理附近圣多梅尼科·迪菲耶索莱的巴迪亚·菲耶索拉纳隔离医院。 [70] 与他的兄弟不同，吉罗拉莫的精力似乎非常充沛。在去特雷斯皮亚诺的路上，他不仅记录了周围地区的病人状况，还建议增设一所新的隔离中心。他建议选址在乌切拉托约或奥斯泰利亚诺瓦，两处都在皮安迪穆尼奥内。他从圣多梅尼科前往特雷斯皮亚诺时，经过了该河谷地带。
抵达特雷斯皮亚诺后，吉罗拉莫发现这里实在混乱不堪。有卫兵直接越过纠察身侧，旁若无人地走进被围栏隔离起来的区域，和里面的工人攀谈；另有一名卫兵则在晚上敲开了两名可怜寡妇的家门，“与她们谈判”。瓜在西将这些卫兵监禁了起来。 [71] 3天后，吉罗拉莫写信说，一名曾被他囚禁的名叫托马索·达·隆达的下士逃走了。他是砸了关押房间的锁逃出来的，匿名同伙也帮他事先打开了第二道门。他随后爬出窗外，借助绳子滑到藤架上溜走了。 [72]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雷斯皮亚诺的情况也确有改善。一个月后，诺弗里奥·瓜在西又回到了这里，他在报告中写道：“感谢上帝，我们似乎已经到达了疫情的转折点。”到10月10日，医院就只剩下了5名还在康复期的病人，“这其中有2名妇女还是因为得了高烧和可治愈的黏膜炎而继续待在这里”。 [73] 不过，个中的原因显然是，在9月份瓜在西就已经要求卫生委员会不要再将更多的病人送往特雷斯皮亚诺了。这不仅表明这所朝圣者救济院一直充当隔离医院的角色，而且鼠疫也早已蔓延到佛罗伦萨周边各乡村了。
特雷斯皮亚诺的救济院此时仍在卫生委员会的抗疫策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巴迪亚·菲耶索拉纳隔离医院（城北第一家隔离医院）建成之后也一直开放。 [74] 关于这座小村庄疫情的演变情况，以及当地防疫负责人诺弗里奥·瓜在西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算是对当年秋天成立的其他更大规模的隔离医院可能面对的诸多情况的提前预告。对此我们将在第六章进行详细讨论。保持充足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始终是通信往来中不变的话题，同时人员的配给问题也相当重要——许多公务人员已染病。瓜在西当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在向卫生委员会求助时过于含蓄委婉，其他几个隔离医院负责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就导致之后的几个月里，佛罗伦萨的死亡率急剧飙升。病患和死者越来越多，这给医院工作人员带来了诸多麻烦。除此之外，特雷斯皮亚诺的一些医务人员也并非完全尽职守则。一些医务人员逃走了，当时的人们指责这些“逃兵”把疾病传播到了尚未受鼠疫影响的地区和人们之中。
随着特雷斯皮亚诺情况的不断改善，卫生委员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佛罗伦萨周边的其他乡村地区。隔离医院的负责人提交了周边疫情报告，但是卫生委员会代表在访问边境哨所时做了更为全面的调查，以核查佛罗伦萨近郊地区的疫情蔓延情况。他们尤其关注菲耶索莱，该地比特雷斯皮亚诺更靠近佛罗伦萨，也在一条通向北方的路上，而且离佛罗伦萨城仅仅约4英里。该地的状况显示出鼠疫正在迅速逼近。
8月13日，菲耶索莱的最高行政长官弗朗切斯科·帕尔米耶里报告说，一个名叫朱利亚诺·达·菲耶索莱的人死于“可疑的病痛”，已经被立刻埋葬。之后，他的妻子也被报告“患了同一种病”。 [75] 3天后，帕尔米耶里向卫生委员会更新了那位鸡肉贩（就是去特雷斯皮亚诺的那位）的孩子们的情况。他很高兴地说，至少马达莱娜目前身体健康，但另外两个孩子由于住在别处，情况未知。帕尔米耶里随后探访了莱桑德拉·孔蒂，她因为和一个病人接触过而被隔离起来。莱桑德拉目前身体健康，帕尔米耶里站在其房外和她有过远距离交谈。 [76]
8月底的时候，情况看起来不太乐观。卫生委员会的外科医生米凯拉尼奥利·科韦利被派到菲耶索莱去检查一具尸体，死者死于8月31日下午2点。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症状描述，得出的结论是“这是非常可疑的一例死亡”，“在死者腹股沟处可以看到一个像鸡蛋一样大小的肿块，呈乌青色，其他肿块则分布在脊梁骨和臀部”。 [77] 他还报告说，他从菲耶索莱的神父那里听说马尔凯塞·萨尔维亚蒂死在附近的瓦尔迪玛丽亚山谷，以此提醒瓜在西队长。 [78]
特雷斯皮亚诺的情况得到了普遍改善，但诺弗里奥·瓜在西，也就是之前那位可怜的隔离医院负责人，在他的兄弟吉罗拉莫9月4日写给卫生委员会的信件中，被描述患上了“间日疟”。 [79] 两周后，诺弗里奥重返工作岗位，尽管在汇报信中的笔迹仍有些颤抖，但他已经差不多痊愈。 [80] 到了月底的时候，到访特雷斯皮亚诺的医生汇报说近期已经没有死亡病例了，目前只有3名病人，另有9位处在康复期。但不那么乐观的一面是，医生也抱怨那些他请求支援的药物，包括“精油、可以涂在伤口处的甜杏仁油、外科医生需要用到的划痕器和手术刀”等从未到位，穷人们正在遭受苦难。 [81]
整个9月，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陆续收到附近地区上报的离奇死亡病例，其中就有一位在圣多梅尼科·迪·菲耶索莱附近倒地身亡的农民。当吉罗拉莫调查此案时，发现这位农民死前已经病了10—12天，向他提供消息的下属也告诉他，这个人临死时“右肩上方的皮肤非常干燥，而且他感到非常疼痛。人们说他吐血的时候，一条静脉都破裂了。这个人最终在昨天黎明前倒地身亡”。 [82] 距佛罗伦萨更近的卡来奇，也有一位患病妇女，此人身上有一处肿块，瓜在西对此很担心，因为该妇女是3天前从佛罗伦萨回来的，当时她在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卡尔扎约利大街给一位面包师帮忙。瓜在西提醒卫生部门，这位妇女待过的房子和市中心地区可能已被感染。 [83] 总而言之，无论是靠政府还是宗教机构，当时这种由个人或官员报告城市和乡村地区病患情况，尤其是那些症状可疑的病患的体系，并没有达到预期应有的效果。因为这背后的行为动机，往往因人而异。
疫情期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鼠疫一定是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当沿贸易和商业路线在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会席卷较小规模的聚居点和乡村，并不断感染当地居民（如前文所述的特雷斯皮亚诺鸡肉贩疫情传播案例）。圭多·阿尔法尼近来指出，与北欧相比，17世纪意大利鼠疫的死亡率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提出的“超常地域传播性（exceptional territorial pervasiveness）”理论相关，即鼠疫无差别地向农村和城市地区施加影响。 [84]
鼠疫波及佛罗伦萨之后，城内状况尤为引人关注。这并不奇怪，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人口最集中的城市，居民也对近期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如维罗纳）恐怖的高死亡率有所耳闻。接下来的几章首先会对疫情期间佛罗伦萨的人口死亡率做出评估，然后再逐步讨论人们面对鼠疫时的具体反应。这能帮助我们在方法论层面有效地估计确切的人口死亡百分比，也能帮助我们从更广泛的地理背景来研究佛罗伦萨的这段历史。
原则上而言，鼠疫死亡率的计算相当简单。意大利各地卫生委员会规定，任何死于鼠疫之人，要么被埋在城外特殊的瘟疫墓地（Campisanti），要么直接被埋在隔离医院里。很明显，这与过去把死者葬在所属教区的惯例有所不同，也和那些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的习惯存在差异。例如在英格兰，许多死于鼠疫的人还是被埋葬在他们当地的墓地里。 [85] 图表1.1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佛罗伦萨所有正式上报的城内瘟疫埋葬，其中有些死者被埋在特殊的瘟疫墓地，有些被埋在佛罗伦萨城内或附近地区的4个主要隔离医院——博尼法齐奥、圣米尼亚托、圣方济各和巴迪亚·菲耶索拉纳。
图表1.1 1630—1631年佛罗伦萨的瘟疫埋葬数据
图表1.1清晰地反映了鼠疫死亡率季节性的变化趋势。从图表中可以看出，鼠疫在8月的前两周已经开始在佛罗伦萨城蔓延，暴发高峰出现在深秋时节，并在接下来的7个月中逐渐减弱。 [86] 但是，因为防疫措施执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以及现存文件的不完整，对于1630—1631年佛罗伦萨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百分比的估算，永远都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实际上，历史学家们估计出的鼠疫死亡率在10%—17%之间波动。 [87] 下文将简要介绍如何通过相关原始资料计算出更接近实际情况的死亡率。
计算1630—1631年佛罗伦萨鼠疫死亡人数最普遍的方法，是用1622年记录在册的常住人口总数（76023人），减去1632年8月人口普查后的常住人口总数（66156人）。但这种方法并没有把1627年和1629年的两次斑疹伤寒带来的额外影响考虑进去。另外一个问题是，1622年的人口估计值未必完全可靠。根据当年的记录，15岁以上的男性人数和女性人数相同，均为22106人，这恰好是15岁以下男性人数和女性人数的2倍（11053人），而1632年的在册人口性别比为100∶121（即男性29837人，女性36219人）。 [88]
另一种可以使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计算方法是，把1631年1月（大规模）隔离开始时的城市居民人数作为计算基点。在这次调查中，共有男女合计63164人（包括12岁以上及以下），这个数字涵盖了神职人员、犹太人居住区中的犹太人以及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们，但不包括隔离医院和普通医院中的病人。 [89] 1月中旬，当居民普遍被采取隔离措施时，圣米尼亚托和圣方济各隔离医院中共有328人（包括儿童），此时各隔离中心还有146名康复期患者。 [90] 此外，其他用于治疗“普通的”、非鼠疫类疾病的医院在正常年份也可能收治了多达4000名患者。 [91] 所以在这4474人的基础上，还得加上埋葬在隔离医院或瘟疫墓地的6194名死者（1630年8月—1631年1月20日），以及在同一时期受过洗礼的婴儿数（约1218人）。 [92] 因此在1630年8月鼠疫开始蔓延时，佛罗伦萨约有75050人。 [93]
假设上述计算正确无误，那么整体鼠疫致死率约为12%，这也印证了奇波拉的推测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仅因鼠疫而造成的死亡率约为11.4%（每1000人中死亡114人），是17世纪初期正常年份里粗估总死亡率的3倍以上（每1000人中有36人死亡）。 [94] 不过，这些数字也仅能说明部分情况。接下来，我们将对官方数字的准确性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展开对鼠疫特殊埋葬和普通教区埋葬的研究。
官方数字的准确程度，既取决于医务人员、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对患者和死者的准确识别，也取决于他们是否对这些病例如实报告。在疫情开始之前，相关部门就已经对许多病例进行了详细调查。8月1日，两名医生被派去检查一位叫安东尼娅的患病寡妇的情况，她住在卡马尔多利大街18号。他们于晚上11点到达，在报告中称这位寡妇已经病了6天，并且“身体左侧靠近肾脏的地方有一个肿块”，但她看上去“气色很好，而且只有轻微的低烧，并没有出现‘不好的东西’的迹象”。他们还记录道，这位寡妇6岁大的女儿也发烧了，但医生们很确信这不是鼠疫，因为和她们挤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其他人都没有生病。 [95]
两天之后，一个仆人的状况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位仆人住在德拉·斯图法路上，侍奉尊贵的卡瓦列雷·马加洛蒂先生。稍后，许多医务人员被派到那里，其中就包括赛比内利医生和切尔维利医生，两人都怀疑这个仆人是得了痈红疹。但是外科医生乔瓦尼·弗兰泽塞在看了患者右膝上方大筋顶端处的患病区域后，认为此人并没有患痈红疹的迹象。为了证明自己诊断无误，他进而详细描述了此病通常的临床表现，而这些都与这位仆人的症状不符。不过据他说，这倒是“像溃疡……但不具有传染性”。患者身上并没有鼠疫症状，但她身上的一处刺伤却误导了弗兰泽塞，让他怀疑她曾经被某种动物咬过。这位医生还设法使同僚们相信了他的诊断。 [96]
与其他地方类似， [97] 在疫情早期阶段，佛罗伦萨的卫生体系起到了基本的防疫作用。那时鼠疫尚未在佛罗伦萨城内暴发，但已经在北面数英里外通往博洛尼亚道路上的村庄蔓延，这引起了佛罗伦萨当局的担忧。人们意识到，那些粗心大意、自以为是和自私之人的有意或无意的举动，都很有可能导致鼠疫的传入，就像发生在特雷斯皮亚诺的情况那样。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如米兰之类的城市，人们专门用“涂油者”一词来谴责那些故意传播鼠疫之徒。 [98] 这类传闻在1630年的佛罗伦萨也人尽皆知，鼠疫亲历者乔瓦尼·巴尔迪努奇在日记中写道：“米兰的鼠疫是由携带毒质的邪恶之人传播的……他们在教堂圣水盆中的圣水里和出口处的钟面上都投了毒，不管是谁碰到这种毒质都会很快死去，并继续传染其他人。” [99]
同样的案例也出现在托斯卡纳，但是相比之下规模要小很多，只有2例被卫生委员会记录在册。第一起案例的主人公是补鞋匠巴斯蒂亚诺·迪·吉罗拉莫·詹内利。他于9月1日在沃尔泰拉被捕，同时被指控“给大教堂和其他教堂的圣水下毒”。 [100] 根据记录，此人在圣水盆前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他应该是“给圣水投毒了”。补鞋匠随后回应说，他在到达沃尔泰拉后不久的确是进入了大教堂，但在那里“我仅仅是停下来祈祷了一句‘我们的天父’和‘万福马利亚’”，然后“我便在一个忏悔室旁停了下来，整理了一下我随身携带的各种针线”。 [101]
在米兰，“涂油者”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佛罗伦萨的官员并未发现巴斯蒂亚诺有恶意传播鼠疫的确切证据，所以最终还是把他放了。 [102] 人们怀疑此人，主要是因为他来自托斯卡纳北部、佛罗伦萨西侧瓦尔迪尼沃的布加诺镇，所从事的行当也颇为复杂。尽管巴斯蒂亚诺对外宣称自己的职业是一名鞋匠，但很显然他也是一个四处自吹自擂、医治过一些常见小病的江湖游医。在被捕时，他身上携带着一些用于治疗牙痛的圣约翰草、用于退烧的薰衣草油、含铁黏土以及一些用“烧焦的蛋白”制成的“用于治疗眼睛的液体”。 [103] 在当时，任何陌生人、游荡之徒，甚至是停下来整理行李的人，都会被人们怀疑为要将鼠疫恶意传播到沃尔泰拉的“涂油者”，更何况是身为一个江湖游医的巴斯蒂亚诺。
第二起案例也发生在疫情初期。有一位名叫马埃斯特罗·莱安德罗·奇米内利的内科医生，在佛罗伦萨的第一家隔离医院梅塞尔·博尼法齐奥医院工作。9月中旬，莱安德罗被指控通过给患者服用一种神秘的粉末而使他们中毒身亡（第六章会详细讨论该事件）。除此之外，他还被指控攻击同事以及施行巫术。当然，他本人的确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人物，但如此严重的指控更可能因为他是个“外邦人”（记载显示莱安德罗是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就像前文里的巴斯蒂亚诺一样。 [104]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疫措施，但意大利的瘟疫防控体系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防疫法规的执行情况。以特雷斯皮亚诺为例，由于存在着各种人为过失，所有人都应当向政府报告可疑的患者或死者这一要求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贯彻。我们在第七章也将看到，在佛罗伦萨的法庭记录中，有很多人企图瞒报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以逃避对死者房屋进行消毒和对家属进行隔离。 [105] 确保这一体系能够正确运转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能对疫情做出准确的识别和诊断。在疫情初期，这个问题尤其不确定。官方往往因为害怕引起恐慌，或者担忧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交流，而不愿意承认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疫情。8月13日，城中每个区域的医生都收到了详细的工作指示：
早上，请各医生根据前一天晚上从卫生委员会收到的病患清单，到访上面列出的患者住处。到访后，首先应给患者测脉搏，厘清患者的具体症状。之后，请根据不同症状选取以下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那些在腹股沟、腋下或身体其他部位有明显恶性或传染性疾病标记的人，医生必须按以下方式手写一张说明书：“在某一街道的某处房子里，本人拜访了一位发烧的病人，此人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也有了恶性的肿胀。这个人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他应该被送到博尼法齐奥医院。”
随后，请医生记录下来病人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年龄，并把这些信息以书面形式递交给卫生委员会总部。
对于那些仅仅是发烧且不严重的人，或是病情稳定的人，请将他们送往新圣母马利亚医院和（或）其他医院。不用记下病人家属，也不必做其他事。 [106]
所有病人的名字和地址都在前一天上报给卫生委员会，然后誊抄在一张特制凭单上，第二天早上再分发给城市各处的医生。医生主要通过诊测患者的脉搏，来判断是鼠疫症状还是“意外情况”。但随着疫情的恶化，医生也越来越不愿意接近病人。人们对于鼠疫的典型症状和普通疾病的症状也有所区分。典型症状是“在腹股沟或腋下，或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明显是恶性且传染性的异样”。那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被送到了梅塞尔·博尼法齐奥隔离医院，而普通发烧患者则须去新圣母马利亚医院这所综合医院就诊。这些医院对患者及其家庭成员都记录得非常详尽准确。
当局在调查死者情况时相当谨慎。以乔瓦尼·巴尔斯耐利事件为例，此人住在梅左路上，因没有报告其妻子在家中去世而于9月29日被捕。经过问讯后，人们才得知他叫过医生，医生诊断的死因是“死于普通疾病”。 [107] 这件事发生在疫情的第一个月，当时的卫生委员会非常警惕，鼠疫死亡率较低，整个疫情防控体系的压力也较小，尚能应对整个城市的患者、濒死者和死者。
防疫体系的正常运转还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尽职守则。卡塞里诺医生就是一个反面案例。卫生委员会任命他在圣乔瓦尼区密切关注居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辨别出任何可能染上鼠疫的人并将其送往隔离医院。此人于11月8日被捕，当局指控他准许将死在拉诺切大街提托洛托的旅馆里的多名死者埋葬在当地的圣洛伦佐教堂。 [108]
一个多月前，第一起死亡病例是老板提托洛托，但卡塞里诺从未就此做过报告。这样一来，旅馆没有被封锁，住客们也继续从事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其中有两名住客从事纺织品贸易，一个是纺织工，另一个是手套制作工。这件事情被发现是在10月底，此时在旅店老板提托洛托生病期间照顾他的两个女人——他的妻子利萨贝塔和仆人弗兰切斯卡都病了。但是由于卡塞里诺并未诊断出她们患有“传染性疾病”，所以只是把她们送去了收治普通疾病患者的新圣母马利亚医院。在那里，她们被怀疑可能已经感染鼠疫，之后被送往了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 [109]
该案例很有说服力。它表明，即使存在严格的执行手段和残酷的惩罚措施，防疫体系仍然有崩溃的可能性。在官方对这件事情的描述中，卡塞里诺被指控为过失而不是腐败。而且，像许多指控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官员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些个人过失的疲倦和无奈，因为是这些人让自己的同胞处于危险之中。
该案例还揭示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地教区的正常埋葬流程和疫情期间特殊埋葬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如前文所述，疫情期间特殊埋葬制度是指，因鼠疫去世的人将统一被埋在城外的特殊瘟疫墓地或是某隔离医院。正如圣皮耶尔·加托里尼教区神父费利切·洛吉在教区丧葬簿中的记录，教区神父们也收到了明确的指示：
因为现在正值疫情期间，教堂只负责埋葬那些死于普通疾病之人。对于那些染疫的死者，目前不由神父而由卫生委员会负责。不过多数患者都被送往隔离医院，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110]
很明显，人们更愿意与亲人一起埋葬在教区墓地，而不是被捆着扔进一个无名无姓的集体墓穴中。有些人试图通过一些非正当途径来绕过这种规定。不过，如果你有“恰当的”社会身份以及“合适的”人脉关系的话，官方也可破例处理。当时卫生委员会大臣富尔维奥·朱贝蒂的妻子也死于鼠疫，但大臣在10月6日获得许可，准许他将妻子的尸体埋在教堂里。大臣只需把尸体放置在一个密封良好的棺木中，并把棺木埋在一个石灰覆盖的深洞中即可。唯一的后续措施是要把照顾其妻子的侍女隔离起来。 [111]
神父们很少记录下死亡原因，因此很难估算这种破例事件有多少，也很难推测究竟有多少死于鼠疫的人仍被埋葬在教区中。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研究教区丧葬簿。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区圣洛伦佐教区（该教区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16%）保存了非常完整的埋葬记录。 [112] 图表1.2绘制了1630—1631年这两年时间里（即鼠疫年份）该教区的埋葬数据。
图表1.2 1630—1631年圣洛伦佐教区的埋葬数据
如图表1.2所示，1630年8月该教区的埋葬人数明显增加，死者人数占全年死亡总人口（585人）的14%。随后的9月至11月中，埋葬人数仍居高不下。到了12月，埋葬人数下降了接近50%，此后的1631年，该数据再也没有回到高位。如果我们将佛罗伦萨市的埋葬数据（图表1.1）和圣洛伦佐教区的相关数据做对比，结果会稍稍令人困惑：两者在秋季的增长程度相同，但12月佛罗伦萨整体因鼠疫死亡的人数的增加，却没有体现在圣洛伦佐教区丧葬簿的数字变化中。
这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因为死于鼠疫的人继续被埋葬在教区，要么是因为当时城市中存在另一种传染性疾病。关于圣洛伦佐教区的埋葬数据中是否包含许多死于鼠疫的人，现存的证据无法对此确认。因为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一些民众找到了规避法律的手段，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自身也不太可能故意瞒报因鼠疫死亡的人数。 [113] 但可惜的是，现存的文档记录尚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瞒报漏报行为，因为佛罗伦萨所有教区的丧葬簿都未曾登记死因。
1630年秋天的佛罗伦萨，的确有可能同时遭受了另一种流行病的侵扰。本书第二章会讲到，在8月份疫情初期，针对人口死亡率的上升究竟是缘于鼠疫还是“每年秋天都会困扰这座城市的普通流行疾病”，卫生委员会的医学顾问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114] 实际上，这种“普通疾病”也并非那么“普通”，因为当时的佛罗伦萨在过去10年里，经常被一种叫作“瘀斑热”的流行病困扰。这种病被历史学家鉴定为酶性斑疹伤寒， [115] 尤其易发生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时期，而佛罗伦萨在过去10年中就经历过两次饥荒，较近一次是在1629年。
图表1.3清晰地反映出圣洛伦佐教区在鼠疫暴发前的10年中死亡人数之变化。其中1621—1622年、1626—1627年以及1629年的死亡人数都有明显增加，并且第一次和第三次的增加都与“瘀斑热”有关，且每次死亡人数的增长都具有不同的季节性趋势。以1621—1622年为例，因瘀斑热死亡的人数从10月份开始不断上升，一直持续到来年春天，并最终在初夏时节结束，而1629年圣洛伦佐的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夏天和初秋。 [116] 相比之下，1626年的情况截然不同。死亡人数的增加是在夏季最热的月份，天气变冷后就逐渐下降了。该年死亡人数的增加可能是因为某种肠道疾病，因为相对于成人来说，儿童的病情更加严重。至于1621—1631年这10年间整体死亡人数季节性变化的趋势，与之最为接近的是1629—1630年。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超过50%的死亡均发生在8月—12月的5个月内。
图表1.3 1620—1639年圣洛伦佐教区的埋葬数据
（月埋葬人数和年平均值）
在1630—1631年，虽然圣洛伦佐教区埋葬人数的增加少于瘟疫墓地和隔离医院，但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因此，即便当时并未刻意瞒报鼠疫死者人数，1630年夏末和秋季圣洛伦佐教区埋葬人数的增加也表明，另一种流行病可能与鼠疫同时存在。这也印证了卫生官员和医生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是这种非鼠疫流行病造成了死亡率的上升。
这些结论可能需要我们重新评估1630—1631年佛罗伦萨的鼠疫死亡率。与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相比，佛罗伦萨的死亡率仍处在较低的水平。 [117] 威尼斯当时的死亡率为33%（总人口14万人），米兰的死亡率为46%（总人口13万人），维罗纳的死亡率更是高达61%（总人口5.4万人）。离佛罗伦萨更近的地方，如托斯卡纳的佩夏，也有50%的人口（鼠疫前人口为2800人）死于这场浩劫。 [118] 对于不同城市间的死亡率差异，自始至终都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可能与流行病在某一地区开始蔓延的时间有关。如果暴发的时间更早，那么疫情就更有可能在天气变化之前恶化。这还可能与预防措施（如防疫封锁线）是否有效，是否把病人转移到隔离中心，以及是否将死者迅速埋葬等因素有关。
在详细探讨佛罗伦萨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这场鼠疫的应对策略的同时，本书也会持续关注上述这些问题。除了考虑政府的立法情况和隔离制度的执行，本书也会细化到街道和社区层面展开研究。当时有许多个人和家庭团结起来，一同反抗当局的某些防疫措施，以保护他们的亲人和私有财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亦是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
[1] 译自A. Manzoni， I promessi sposi ，ed. A. Asor Rosa（Milan，1965），pp. 517–18。
[2]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
[3] Cipolla， Cristofano ，pp．15–21；Del Panta， Le epidemie nella storia demografica italiana（secoli XIV–XIX） ，pp．158–9；以及近期发表的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pp．408–30。
[4] 关于米兰的鼠疫，请参见Treccani degli Alfieri， Storia di Milano ，vol. 10，pp. 498–557；Cohn， Epidemics ，ch. 6；关于更早期的研究，参见G. Albini， Guerra，fame，peste 。
[5] M. Abrate， Popolazione e peste del 1630 a Carmagnola （Turin，1972），pp. 60–71；A. Brighetti， Bologna e la peste del 1630 （Bologna，1968），p. 35.
[6] Cipolla， Cristofano ，pp. 38–40.
[7] 关于都灵瘟疫，请参见Cavallo， Charity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taly ，pp．44–57；关于附近卡尔马尼奥拉的情况，请参见Abrate， Popolazione e peste ；关于维罗纳，请参见Cohn， Cultures of Plague ，pp．131–6，and L．Camerlengo，‘Il Lazzaretto a San Pancrazio e l’Ospedale della Misericordia in Bra．Le forme dell’architettura’，in L’Ospedale e la città．Cinquecento anni d’arte a Verona ，eds，A．Pastore，G.M．Varanini，P．Marini and G．Marini（Verona，1996），pp．179–91。
[8] Del Panta， Le epidemie ，p. 160，table 24.
[9]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p. 100，table A.1；Del Panta， Le epidemie ，p. 168；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10] Rondinelli， Relazione ，p. 42.
[11] ASF Sanità，Negozi 144，7.xi.1629；145，f. 14r，1.i.1630（也被引用为Sanità，Negozi）.
[12] Rondinelli， Relazione ，p. 21.
[13] Sanità，Negozi 147，f. 6r，1.vi.30.
[14] Sanità，Negozi 147，f. 12r，2.vi.30.
[15] Rondinelli， Relazione ，p. 21.
[16] P. Malpezzi，（ed.）， I bandi di Bernardino Spada durante la peste del 1630 in Bologna （Faenza，2008），p. 228.
[17] Sanità，Rescritti 37，ff．49r–v，13.vi.30．这项法规记录在L．Cantini， Legislazione toscana raccolta e illustrata ，vol．15（Florence，1805），pp．236–7。
[18] 参见D. Panzac， Quarantaines et lazarets. L’Europe et la peste d’Orient（XVII–XX siècles） ，（Aix-en-Provence，1986）；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vol. 2，pp. 84ff.；A.D. Cliff，M.R. Smallman-Raynon and P.M. Stevens，‘Controlling the geographical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 Plague in Italy，1347–1851’， Acta med-hist Adriat ，7–1（2009），pp. 197-236。
[19] 参见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vol. 1，pp. 230–40。
[20] 另可参见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21] 这些措施记录在Sanità，Copialettere 55，ff. 1r，3r–v，16v，Cipolla， Cristofano ，pp. 38–40对此也进行了讨论。
[22] Rondinelli， Relazione ，pp．21–2．关于警卫人员的甄选和薪水，请参见F．Giubetti， Il cancelliero di sanità．Notizie concernenti la conservazione della sanità contro al contagio di peste （Florence，1630），pp．9–11。
[23] Sanità，Negozi 147，f. 533r，22.vi.1630.
[24] 请参见Calvi， Histories， ch．1，‘The External Dangers’，其中作者对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起诉的10起涉及旅行的案件进行了讨论。
[25] Sanità，Negozi 147，ff. 8r，45r.
[26] Sanità，DP 6，f. 6r，1.vii.1630.
[27] Sanità，Negozi 149，ff．222r–225r，3.viii.30．并请参见Calvi， Histories ，pp．22–4。
[28] Sanità，Negozi，ff. 222r–v.
[29] 同上，f. 223r。
[30] 同上，f. 224r。
[31] 同上，f. 91r。
[32] 同上，f. 91r。
[33] 同上，147，ff. 51r–52v，5.vi.30。
[34] Sanità，Rescritti 37，f. 41r.
[35] 斯库多（ scudo ）：19世纪以前在亚平宁半岛各地使用的不同种类的硬币，本书中的“斯库多”特指佛罗伦萨的一种金币。后文中的里拉、朱里奥、索尔多和德纳里均为当时佛罗伦萨的流通货币。换算关系详见附录B。
[36] Sanità，DP 6，f. 6v，1.vii.30.
[37] Rondinelli， Relazione ，pp. 40–41.
[38] Sanità，DP 6，f. 6v，1.vii.30页边空白处。
[39] 另可参见Barker，‘Plague Art in Early Modern Rome’，pp. 45–64，esp. p. 47.
[40] Sanità，Rescritti 37，f. 6r；f. 83v，1.vi.1630；DP 6，f. 6v，1.vii.1630.
[41] Sanità，Negozi 147，f. 20r.
[42] 另可参见C．M．Cipolla， I pidocchi e il Granduca．Crisi economica e problemi sanitari nella Firenze del ‘600 （Bologna，1979）；B．Litchfield，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关于更宏观的讨论，请参见G．Alfani，‘Italy’，in Famines in European History ，ed．G．Alfani and C．Ó Gráda（Cambridge，2017），ch．2。
[43] Sanità，Negozi 147，ff. 7r–v.
[44] Rondinelli， Relazione ，p. 24.
[45] Sanità，Rescritti 37，f. 111r，24.vii.30: ‘limoni a some o in casse’.
[46] Sanità，Negozi 147，ff. 10r–v.
[47]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Cohn， Cultures of Plague ，ch. 8；Henderson，‘Public Health，Pol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Waste Disposal in Early Modern Tuscany’，pp. 373–82；S. Cavallo and T. Storey， Healthy Living in Late Renaissance Italy （Oxford，2013）。
[48] 参见C.M. Cipolla， Miasmas and Disease: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re-Industrial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1992）。
[49] 参见Cipolla， I pidocchi ，pp. 63–5。
[50] Sanità，Negozi，147，f. 791r，30.vi.30.
[51] 请参见Carole Rawcliffe， Urban Bodies ；Geltner，‘Healthscaping a Medieval City，pp. 395–415。
[52] Sanità，Negozi 147，f. 58r，7.vi.1630.
[53] Rondinelli， Relazione， p. 23.
[54] 所有当时对于这场鼠疫源头的记录都指向特雷斯皮亚诺，例如Rondinelli， Relazione ；Luca di Giovanni di Luca Targioni，‘Relazione della Peste di Firenze negli Anni 1630 e 1631，scritta da Luca di Giovanni di Luca Targioni’ in Giovanni Targioni Tozzetti， Notizie degli aggrandimenti delle scienze fisiche: accaduti in Toscana nel corso di anni LX del secolo XVII （Florence，1780），111，pp. 302–3。
[55] 关于下文内容，请参见Rondinelli， Relazione， pp. 42–3。
[56] 同上。
[57] 同上。
[58] Alfani在‘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关于那不勒斯王国的情况，请参见I. Fusco， Peste，demografia e fiscalità nel regno di Napoli and I. Fusco，‘La peste del 1656–58 nel Regno di Napoli: diffusione e mortalità’， Popolazione e Storia 10.1（2009），pp. 115–38。
[59] Sanità，Rescritti 37，f. 139r，1.viii.30.
[60] 关于卫生委员会的命令，请参见Sanità，DP 6，ff. 40r–41r，2.viii.30，Rondinelli， Relazione， p. 43对其进行了总结。
[61] Rondinelli， Relazione， p. 43.
[62] Sanità，Negozi 149，f. 114r.
[63] 同上，ff. 241r–v。
[64] 同上，f. 356r。
[65] Sanità，Negozi 149，f. 629r.
[66] 关于下文内容，可参见Sanità，DP 6，f. 44r，7.viii.30。
[67] 同上，f. 44v，7.viii.30。
[68] Sanità，Negozi 149，ff. 804r–v，16.viii.30.
[69] 同上，f. 1118r。
[70] 同上，ff. 1251r–v，1263r。
[71] 同上，ff. 1261r–1263r。
[72] 同上，ff. 1427r–v。
[73] 同上，150，f. 1091r，22.ix.30。
[74] 同上，150，f. 211r: 1630年9月4日，巴迪亚·菲耶索拉纳隔离医院负责人吉罗拉莫·瓜在西报告称‘Ho voluto mandarli destintamente la nota di tutti i morti dal 25 giugno 1630 sino al dì d’oggi’，这表明菲耶索拉纳隔离医院已在6月25日开放了。
[75] 同上，149，f. 654r，13.viii.30。
[76] 同上，f. 794r，16.viii.30。
[77] 同上，f. 1619r，31.viii.30。
[78] 同上，f. 1619r，31.viii.30。
[79] 同上，150，f. 211r，4.ix.30。
[80] 同上，f. 861r，17.ix.30。
[81] 同上，f. 1422r，30.ix.30。
[82] 同上，f. 481r，10.ix.30。
[83] 同上，f. 269r，5.ix.30。
[84] 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lfani and Cohn，‘Nonontola 1630’，pp. 99–138；and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记录了托斯卡纳乡村地区的渡情。
[85]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pp. 54–5.
[86] Rondinelli， Relazione 记录了此次瘟疫流行的不同阶段。Sanità，DP 6记录了佛罗伦萨最初发现的鼠疫病例和卫生委员会在1630年8月所采取的措施。
[87] Del Panta， Le epidemie， p. 60，table 24；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p. 100，table A.1；Sardi Bucci，‘La peste del 1630’，pp. 67–77.
[88] 1632年人口普查的史料存于Biblioteca Nationale Centrale di Firenze（BNCF）中，Palatino EB XV.2，1622年的摘要参见BNCF，Magl. 11.1.240，f. 4r，并请参见Ciofi，‘La peste del 1630 a Firenze’，pp. 52–3，and Sardi Bucci，‘La peste del 1630’，pp. 70–72。关于人口普查的时间点，请参见ASF，Pratica Segreta 178，ff. 258r–259r and 363r–364v。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请参见K.J. Beloch，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talia （trans.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Berlin and Leipzig，1937–61）（Florence，1994），pp. 276–8。
[89] ASF，Carte Strozziane，ser. 1，XXIX.16，ff. 112v–113r.
[90] Sanità，Negozi 154，f. 471r，10.i.1631.
[91] BNCF，Magl．11.1.240，f．4r in 1422．这一数字还包括佛罗伦萨城内各机构收养的以及需送到城外奶妈那里哺乳的弃婴。
[92] 该数字来自一封寄给弗朗切斯科·龙迪内利的信，出自大公外交官发给英国宫廷的未出版报告集。手稿由已故的卡洛·奇波拉私人图书馆提供，对其发给笔者复印件以及允许引用这一研究发现，我深表感激。总人数包括鼠疫死者以及受洗礼的婴儿（M. Lastri， Ricerche sull’antica e moderna popolazione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per mezzo dei registri del Battistero di S. Giovanni （Florence，1775），pp. 61–2），是前20天的估算值。
[93] 实际情况是，在1630年7月，许多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可能并不在城内，因为按照习惯他们会在夏天离开城市（避暑），这也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数字低于佛罗伦萨实际人口数的假设。对于富人来说，夏天避开高温和潮湿环境的习惯由来已久，其中医生的建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建议在瘟疫年，“最主要且最安全的方法便是逃离有害的空气……提早离开，也不要着急回城”: J. Soldi， Antidotario per il tempo della peste（Florence，1630），p. 28。所以，对1630—1631年鼠疫暴发前夕佛罗伦萨面临疫情威胁的人口数的估算仍须进一步评估。尽管龙迪内利（Rondinelli ，Relazione ，p. 34）记录道佛罗伦萨贵族的死亡人数很低，但尚不清楚这一说法是只包括男性（因为很多显贵家族的男子仍留在了城内）还是也包括他们逃离了佛罗伦萨的家人。
[94] C. M. Cipolla，‘The“Bills”of Mortality of Florence’， Population Studies， 23（1978），pp. 54–8.
[95] Sanità，Negozi 149，f. 5r，1.viii.1630.
[96] 同上，ff. 121r–v，404r。
[97] Del Panta，‘Cronologia e diffusione delle crisi di mortalità’，pp. 315–16；Cipolla， Faith，Reason and the Plague ，pp. 79–84；Sonnino and Traina，‘La peste’，p. 40.
[98] 请参见Cohn， Epidemics ，pp. 136–60。
[99] G. Baldinucci， Quaderno . Peste，guerra e carestia nell’Italia del Seicento ，ed. B. Dooley（Florence，2001），pp. 68–9.
[100] Sanità，Negozi 150，ff. 214r–215v.
[101] 同上，ff. 215r–v。
[102] 关于米兰“涂油者”更为详细的讨论，请参见Cohn， Epidemics ，ch. 6。
[103] Sanità，Negozi 150，f．215r；关于这起事件的讨论，还请参见Calvi， Histories ，pp．25–7。
[104] Sanità，Negozi 150，ff．852r–858r，17.ix.1630．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讨论，还请参见Calvi， Histories ，pp．182–92。
[105] 见本书第七章，以及Calvi，‘A Metaphor for Social Exchange’，pp. 139–63，and Calvi， Histories 。
[106] Sanità，Negozi 149，ff．682r–v: 13.viii.1630．这些要求在9月初再次被重申：Sanità，Negozi 150，ff．52r–v。
[107] Sanità，Negozi 150，ff. 1148r–1149r，29.ix.1630.
[108] 同上，152，ff. 377r–v。
[109] 另可参见本书第七章对这起事件的讨论，以及Calvi， Histories ，pp. 76–8。
[110] Archivio Arcivescovile di Firenze，S. Pier Gattolini，Libri dei Morti，1576–1727，vol. 2，f.1v，10. Oct. 1630.
[111] Sanità，DP 6，ff. 152r–v，6.x.1630.
[112] P. Pieraccini，‘Note di demografia fiorentina. La parrocchia di S. Lorenzo dal 1652 al 1751’，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ser. 7，83（1925），pp. 44–5.
[113] Del Panta，‘Cronologia’，pp. 298–9；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pp. 81–3.
[114] Rondinelli， Relazione ，pp. 26–7.
[115] Del Panta， Le epidemie ，pp．54–63；Cipolla， I pidocchi. 另可参见Schofield，‘An Anatomy of an Epidemic’，pp．98–101。
[116] Cipolla， I pidocchi ，p. 33；Cipolla， Faith，Reason and the Plague， pp. 83–5.
[117]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pp. 80–83；Sonnino and Traina，‘La peste’，pp. 450–1 n. 37.
[118] 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pp. 100–1，tables A.1 and 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