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城市要塞的建造是为了防御敌人和保卫国家。因此在必要时期，人们也会将这些要塞改建为封闭式隔离中心，来抵御人类的主要天敌（瘟疫），以使城市免遭残酷的杀戮。 [1]
在讨论如何抵御瘟疫的侵袭时，17世纪的民众和历史学家们往往援引战争以作对比。上文这段话就出自马里奥·圭杜奇为年轻的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二世所撰写的颂词。圭杜奇称赞大公在1630—1631年佛罗伦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盛赞他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指定为隔离医院的这一举措。另外，在讨论鼠疫起因时，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大臣富尔维奥·朱贝蒂宣称，鼠疫乃“上帝的惩罚或上帝的宣战”。这种说法表明，人们长期以来都将瘟疫视作上帝对人类罪恶的天罚。 [2]
战争和瘟疫之间通常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因为当军队行军穿越国界时，往往会携带一些传染病。本书主要讲述的鼠疫就与战争有关，这场鼠疫使得北欧和南欧在1613—1666年深受其害。尤其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军队的流动让鼠疫的传播愈加猖獗。1629年，在德军和法军入侵意大利北部以争夺曼图亚及蒙费拉托公国的继承权时，鼠疫随之而至。 [3] 当时一位来自米兰卫生委员会的医生亚历山德罗·塔迪诺负责全权处理德国雇佣兵中的鼠疫问题。根据塔迪诺的描述，这支拥有2.5万名德国雇佣兵的军队不但不遵守卫生法规，而且在没有健康通行证的情况下从一地转移到了另一地。 [4]
瘟疫，以及政府为应对瘟疫而采取的防疫措施，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从黄热病、霍乱、肺结核、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到埃博拉病毒，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流行病的挑战，而本书所讨论的瘟疫——鼠疫，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对瘟疫的处理通常代表当时公共卫生事业的处理范式，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早期制定的一些主要应对措施，逐渐成了后世防疫政策的榜样。意大利制定了历史上第一批“有效”的防疫措施，因此被视作当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心。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国家逐渐被意大利“文明化”，意大利对欧洲防疫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类似影响。 [5]
本书将重新审视以上这些乐观间或实证主义的论述，来确定当时意大利的公共卫生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主张对流行病的历史采取更为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加以对照。一方面，我们将研究当时的执政官员复杂多面的动机和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将考察社会下层民众的各种反应和活动。后续的研究结果将揭示，对于当时制定的防疫法令和法规，后者远非被动接受。
佛罗伦萨鼠疫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乔瓦尼·薄伽丘在《十日谈》（
The Decameron
）中详细介绍了14世纪黑死病对这座城市的影响，这一话题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十日谈》的引言
中，薄伽丘这样写道：
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 [6]
薄伽丘的记载已成为中世纪后期对于鼠疫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的确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城所采取的一些世俗和宗教方面的防疫措施。这些举措在之后的300年中逐渐发展为该城的公共卫生政策。比起在历史上较晚才出现且篇幅更长的两篇记载——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于1827年所描绘的米兰鼠疫（1630），以及丹尼尔·笛福于1722年记载的伦敦鼠疫（1665），《十日谈》引言部分的记述更具代表性。 [7] 本书的研究将集中在17世纪的意大利，这一时期，意大利共经历了两次鼠疫（1629—1633年鼠疫和1656—1657年鼠疫），这也是欧洲自中世纪黑死病以来最为严重的两次鼠疫。 [8]
类似于曼佐尼和笛福的记述，本书也将详细探讨鼠疫在一年中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这场鼠疫于1630—1631年在佛罗伦萨暴发，在1632—1633年卷土重来。即使不考虑曼佐尼和笛福二人笔下的虚构情节，那些来自当时民众和历史学家们的细节描述、政府官员的日常信件往来和法庭记录等，也能启发我们对鼠疫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生动但时而令人心痛的讨论和分析。因此，本书将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口统计学到医学、社会、宗教和艺术等各个角度，来阐述瘟疫的影响以及相关应对措施。本书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整合上述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以还原历史的全貌。 [9]
同时代英国人的评论能反映出16、17世纪意大利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的声誉。英国枢密院顾问经常在大流行病潜伏或暴发期间借鉴意大利的做法，他们当时的相关讨论，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16世纪中期意大利的公共卫生政策。1563年，威廉·塞西尔和伯利勋爵向女王的意大利籍内科医师切萨雷·阿德尔马雷咨询了相关事宜，后者写了一篇题为《伦敦市如何应对瘟疫和其他诸多困扰穷人之灾难》的报告。 [10] 阿德尔马雷还指出了当时伦敦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不足。伦敦内科医师学院在1630年初向枢密院提交的《谏言》中重申了这些问题，并再一次“根据意大利的习惯”提出了建议。这也表明，在这数十年间伦敦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 [11]
阿德尔马雷以及后来医师学院所强调的这些有效措施是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实施的标准措施。阿德尔马雷首先建议设立最高行政官，以“尽最大努力抑制瘟疫的发展”。在意大利，卫生委员会协调并负责国家及城市内部总体的瘟疫防控措施，以对瘟疫患者进行辨别、隔离，对死于瘟疫的患者进行埋葬，并对瘟疫密切接触人群进行强制隔离。 [12] 在1631年，伦敦医师学院指出，对于那些来自疫区的货物，有必要启用健康通行证。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拉起防疫封锁线（ cordon sanitinaire ），关闭发生疫情的邻国的边境，与亚平宁半岛上的其他国家的贸易也被迫中断。阿德尔马雷还建议建造一座防疫隔离医院。正如他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被传染者，那么正确的防疫措施永远无法得以成功实施。”在1631年，这一观点再次被提出并采纳，时任英国国王内科医师的西奥多·德·马耶恩建议建立一座大型隔离中心，并取名为“查尔斯上帝之家”。 [13] 后来，伦敦城外也建起了一片特殊的瘟疫墓地。
意大利完备又复杂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基于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领土面积最大、最富裕的大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尽管英国人对于这套体系充满敬意，但无论是建设大规模的隔离医院还是设立卫生委员会，都并未被英国采纳为防疫措施。 [14]
这些行政和公共卫生机构并非意大利独有，一些北欧国家后来也对此有所发展。在17和18世纪，隔离政策已经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1631年，巴黎议会命令法国每个地方都须建立一个卫生委员会，
[15]
而法王亨利四世则建立了一个私人的传染病医院——圣路易医院。这所医院于1607年在城外建成，由法国皇室承担费用，占地共27英亩
。该事件也可能是导致德·马耶恩向枢密院提议建立“查尔斯上帝之家”的原因。
[16]
此外，隔离措施的实行，甚至是滥用，是近代早期欧洲政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指责这实际是用来中断与敌对国家贸易往来的一种手段。
[17]
尽管在17世纪中期以后，鼠疫未再波及意大利本土和英格兰，但发生在1721年马赛和1743年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两次鼠疫以及相应的隔离措施，仍然使这一话题成了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笛福出版于1721年的小说《瘟疫年纪事》（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该书的热销反映出当时民众对马赛鼠疫可能会蔓延到英国的担忧，也间接导致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防疫举措，如贸易封锁，强制隔离从法国南部驶来的船只，等等。
马赛鼠疫并未蔓延开来，但西西里岛墨西拿鼠疫的暴发，却让人们明白，这类瘟疫对意大利的威胁从未消散。 [18] 曼佐尼在小说《约婚夫妇》（ The Betrothed ）中对1630年米兰大瘟疫的生动描述，更加让民众意识到鼠疫的潜在威胁。《约婚夫妇》被誉为意大利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尽管在这一时期，霍乱和疟疾已经取代鼠疫成为欧洲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但该书的成功使得鼠疫长期停留在公众的想象之中。
直至19世纪，鼠疫仍然是医学界以及各类新型国际公共卫生大会所讨论的活跃话题。鼠疫的流行病特性、传播方式，以及采取何种防疫措施以降低死亡率等，都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对于流行病的理解会影响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一直对鼠疫抱有持续的兴趣。
这种兴趣直接引发了19世纪关于流行病到底是通过“接触传染”还是“毒气或空气传播”的激烈辩论，意大利和英国的一些早期流行病研究就此展开。其中就包括阿方索·科拉迪（Alfonso Corradi）所著的多卷本丛书《意大利流行病编年史》（ Annali delle epidemie in Italia ，1865—1895）以及查尔斯·克赖顿（Charles Creighton）的《英国流行病史》（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1891）。 [19] 而关于鼠疫是否具有传染性，也是1844年米兰科学家联合大会的核心议题。 [20] 在此背景下，当时一流的内科医师和医学史学家阿方索·科拉迪（1833—1892），就对流行病中“传染性”的研究格外关注。 [21] 恰恰在科拉迪的著作《意大利流行病编年史》陆续出版的30年间，接触传染理论支持者和毒气传播理论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尤为激烈。 [22] 考虑到科拉迪作品中“传染”一词的出现频率，可以认为他的《意大利流行病编年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接触传染理论的。该理论认为疾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而不只是通过空气或毒气传播。 [23] 在对近代早期鼠疫措施的讨论中，科拉迪这样写道：
“隔离”作为防疫措施的引入应归功于接触传染理论。这类防疫措施的效果最终不尽如人意，并非由于其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极大的困难。当时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条件、方式和载体等都一无所知。 [24]
科拉迪的《意大利流行病编年史》最后一卷于1894年出版，此时他已过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去世后的一两年内，流行病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鼠疫及其传播方式的理解。而引领这场变革的就是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他于1894年在香港发现了耶尔森菌。 [25]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查尔斯·克赖顿身上，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彻底的流行病研究正是由他展开的。他是内科医师，在其著作扉页上更被称誉为剑桥大学的“解剖学鼻祖”。 [26] 实际上，上述两位学者生活在相近的时代与地区。科拉迪在1891年获得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同年他代表意大利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 [27] 克赖顿的两卷书涵盖了从公元664年到“鼠疫被彻底消灭”的时代。 [28] 直到今天，他对于腺鼠疫来源的详尽研究仍颇具参考价值，但他对这些瘟疫的性质和类别的理解则很受时代的限制。与科拉迪不同，无论是对于黄热病、天花还是鼠疫，克赖顿都坚信它们不具有传染性，并且直到去世前都始终反对细菌学说。在书中，他的行文相当极端，摒弃了鼠疫只有单一来源的假设，认为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咬文嚼字而脱离现实和具体”。 [29] 相反，他提出鼠疫的实质是一种“土壤中的毒药”，与尸体分解物极其类似。他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神职人员的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他们居住在墓地附近，那里恰有最高浓度的“尸体分解物”。 [30]
克赖顿的理论如今已经过时，但阿方索·科拉迪仍然对意大利瘟疫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他的《意大利流行病编年史》至今仍是关于意大利流行病的基本资料来源。所有该领域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引用过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卷本巨作（于1974年再版发行）。那些更加接近我们的年代、研究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史的历史学家，如米尔科·格尔梅克（Mirko Grmek）和薇薇安·努顿（Vivian Nutton），则更倾向于避免接触传染理论和毒气传播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转而强调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31]
远东地区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鼠疫的兴趣。1890年，这场鼠疫首次出现在中国云南省，并于四年后蔓延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1896年在孟买暴发，并随后蔓延到中东和欧洲。 [32] 19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尤为关键的时期，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发现了引发鼠疫的芽孢杆菌，并认为这种传染病本质上是一种发生在鼠类及其他啮齿动物甚至是水牛中的疾病，但他的这一想法没有被立刻接纳。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英属印度仍对这一说法持反对态度，而更偏向于传统的毒气传播及带菌土壤传播的解释。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189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卫生大会上，传统的公共卫生理论并未遭到质疑，人们仍然相信鼠疫是在人与其所有物之间传播的。 [33]
当时英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防疫措施，即使是生活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卫生官员，也不会感到陌生。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设立防疫封锁线，隔离居民，对房屋及货物进行清洁消毒，将被感染者送至隔离医院，以及把死者葬在城外的瘟疫墓地。 [34]
直到20世纪下半叶，得益于一些聚焦欧洲前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对鼠疫的兴趣重新流行起来。 [35] 在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是已故的意大利学者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他的一系列研究促进了该主题在意大利和英语世界的兴起。他的代表作是《克里斯托法诺与瘟疫》（ Cristofano and the Plague ）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卫生与医疗界》（ Public Health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Renaissance ）。 [36] 作为当代最权威的经济史学家之一，他视野广泛，其研究横跨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和医学史等领域。即便如此，近年来他的研究成果还是遭到了一些批评，这主要缘于人们对历史上长期发生的这些“流行病”究竟是什么的多次争论。奇波拉和他同时期的其他历史学家，包括法国人让-诺埃尔·比拉本（Jean-Noel Biraben） [37] 在内，因用辉格史学派（即认为人类文明不可逆转地从落后到先进）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瘟疫并从现代细菌学的视角评价近代早期的瘟疫应对措施，而备受诟病。 [38]
关于瘟疫病因的诊断，更准确地说是病人的死因诊断，一直牢牢占据着上述研究领域的核心，并在学者们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关注欧洲黑死病问题，其导火索是动物学家格雷厄姆·特威格（Graham Twigg）的著作《黑死病：生物学的重新评估》（ The Black Death: A Biological Reappraisal ，1984）。在该书中，他将黑死病归咎于炭疽病，斯科特（Scott）和邓肯（Duncun）在2001年出版的《瘟疫生物学：历史人口中的证据》（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中延续了这一观点，他们反对将腺鼠疫视为近代早期英国瘟疫的主要致死病因。 [39] 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的研究成果则成为这场争论的风暴中心。科恩在其出版于2002年的一本有关黑死病的书中指出，当时暴发的黑死病的“症状和体征”都不符合腺鼠疫发病的经典症状。在其随后的著作中，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一主题。 [40]
这场关于欧洲前工业化时期瘟疫病因之争论的激烈程度，与人们在19世纪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争论不相上下。这其中很多人，例如奥勒·贝内迪克托（Ole Benedictow）一直坚信腺鼠疫才是瘟疫暴发的根源。事实上，近期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又再起波澜。 [41] 科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欧洲黑死病墓地的残留骨骼（包括挪威卑尔根、法国南部、英国赫里福德和伦敦的东史密斯菲尔德）进行了研究，并将成果以一系列的论文发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刊登在2011年10月的《自然》（ Nature ）杂志上，此后这一领域仍有大量研究持续进行。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对尸骨牙髓的分析研究，这些人的确死于腺鼠疫。他们还通过基因组测序，鉴定了耶尔森式菌的DNA和蛋白质特征，并发现了其中的两种菌株。 [42] 最近，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最突出的是安·G．卡迈克尔（Ann G．Carmichael）、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和莱斯特·K．利特尔（Lester K．Little）。该领域还将继续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 [43]
无论是赞成哪一方的观点，当代历史学家在试图阐释历史上的一些防疫措施时，都会避免低估同时代学者对于鼠疫（或任何其他疾病）的看法。在亚平宁半岛各地，从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到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大区，再到罗马和那不勒斯，各地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清晰地总结出了意大利各地防疫措施的基本发展和演进脉络。 [44] 亚历山德罗·帕斯托雷（Alessandro Pastore）通过对比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防疫措施，得出了非常宝贵的比较研究成果；格拉齐亚·本韦努托（Grazia Benvenuto）撰写了关于近代早期意大利瘟疫的第一本综述著作。 [45] 而在科斯坦扎（Costanza）和马可·赫德斯·达·菲利卡亚（Marco Geddes da Filicaia）的著作中，我们则能看到他们收集并整理的与瘟疫相关的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地理和时间视角。 [46]
上述的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也为切萨雷·阿德尔马雷（前文中英国女王的意大利籍内科医师）所提出的那些标准防疫措施勾勒出演进脉络。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意大利，各地防疫措施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最早的隔离医院于14世纪70年代在杜布罗夫尼克
建立，这一地区直到近代时期都是威尼斯人在达尔马提亚海岸海外领地的一部分，
[47]
而威尼斯共和国也在1423年建立了当地的第一座隔离医院。随后，在维斯孔蒂和斯福尔扎家族统治下的米兰也于15世纪建立了一座隔离医院并成立了卫生委员会。直至16世纪，佛罗伦萨共和国才建立起第一座隔离医院。
[48]
17世纪初，比较完备的防疫体系终于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至那不勒斯的各大城市中建立起来。
[49]
这种防疫模式后续也逐渐被意大利的诸多小城镇采纳，奇波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就阐述过出现在托斯卡纳的类似情况。
[50]
本书的研究范围聚焦在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府佛罗伦萨，而非那些小城镇。所以，本书也可看作对奇波拉研究的补充，旨在更好地阐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公共卫生及防疫状况。
[51]
与防疫措施的演变史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西欧研究界所描绘的这一演进脉络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有何相同或差异之处？近年来，中世纪和早期瘟疫研究已把关注重心从西欧转向俄罗斯和地中海东岸，例如杜布罗夫尼克、拜占庭帝国、中东地区和奥斯曼帝国。 [52] 其次，至今还鲜有历史学家探讨意大利和其他北欧城市在采用不同隔离和防疫措施时，其具体实施效果是否有差异。比如，将大量病患带到隔离医院是否比关在各自家中隔离更为有效？
这也因此指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防疫封锁线的发展及其在防止瘟疫于各地区间蔓延方面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防疫封锁线是有效的。例如在17世纪的意大利，1629—1633年暴发的鼠疫仅局限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而1656—1657年暴发的鼠疫则基本集中在南方地区。 [53] 的确，无论是从国家、城市还是个人层面，关于防疫隔离措施的相关利弊，一直都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甚至延续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隔离措施的另一问题是，不同社会该如何定义其“有效性”。因为隔离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口方面，还体现在商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发展等诸多方面。 [54]
多年来，许多社会和人口历史学家也研究过上述问题，相关论述可见于他们发表过的一些研究报告中。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有让-诺埃尔·比拉本发表于1975年的开创性研究《人类与瘟疫》（ Les Hommes et la Peste ），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对英国前工业化时代瘟疫相关影响和应对措施的经典研究，以及罗杰·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关于瘟疫人口统计学的里程碑式研究。最近，一些对近代早期伦敦疫区的地貌特征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死亡率、贫困程度与高密度住房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55]
瘟疫人口统计学在意大利也有着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近期，学术界重新开始关注人口发展和公共卫生状况之间的关系。例如，圭多·阿尔法尼（Guido Alfani）在泛欧洲背景下对意大利的瘟疫史做了分析，他强调，17世纪意大利的鼠疫死亡率高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地区。
[56]
单就佛罗伦萨而言，2008年，伯尔·利奇菲尔德（Burr Litchfield）在网络上发布了《佛罗伦萨：大公国首都（1530—1630）》［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2008）］一书，详细分析了城内居民社会关系与职业状况的地形分布，并研究了鼠疫在全城范围内产生的影响。笔者对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区及其周边地区鼠疫状况的研究正是基于该书。
[57]
除此之外，尼古拉斯·特普斯特拉（Nicholas Terpstra）带领的DECIMA
项目也进一步促进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DECIMA项目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旨在探究佛罗伦萨城的社会经济特征，并从视觉和听觉上为公众再现早期佛罗伦萨居民的日常生活。
[58]
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史的专家发现，瘟疫与贫穷之间也存在着日益密切的关联，在布赖恩·普兰（Brian Pullan）于199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近代早期意大利的经典研究文章中，就有相关论述。 [59] 这也是安·卡迈克尔的重要著作《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瘟疫与穷人》（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1986）一书的主题。该书揭示出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当时对穷人阶层愈加刁难，高死亡率与城市贫困区的相关性愈加强烈。塞缪尔·科恩也在其近期针对16世纪后期大流行病的研究中探讨了这一话题。 [60]
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社会对穷人的敌意日渐加深，主要是缘于这一群体患病的比例更高。在意大利，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中部和北部的人口增长以及粮食的短缺（例如15世纪90年代到16世纪20年代）。梅毒的出现则使这一观点更加根深蒂固，并且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对贫穷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 [61] 鼠疫与梅毒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感染鼠疫者会迅速死亡，而梅毒患者的死亡过程则非常缓慢。这种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官方对于穷人的看法。他们会因患病而丧失了赚钱谋生的手段，沦为乞丐聚集在街道上，也会因其衣衫破烂不堪、四肢畸形、浑身恶臭而令其他人感到惊恐。他们被认为是天然的疾病传染源。 [62]
官方的此种看法可能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近期对瘟疫更为详尽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对这类观点进行模糊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过去一二十年间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的影响。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也关注瘟疫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影响。一方面，贫困人口不再被视为瘟疫传播的源头；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仅仅被视为社会体系中的“受害者”。相反，贫困阶层开始被看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他的一些原始资料，也能帮助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摆脱对来自统治阶级、医务人员和教会等精英阶层的记录的依赖，比如皮匠米克尔·帕雷特斯（Miquel Parets）写于1651年巴塞罗那瘟疫期间的日记［后由詹姆斯·阿默朗（James Amerlang）编辑整理］。这本日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挑战了大量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瘟疫情况的官方记载。阿默朗强调，并非只有穷人会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精英阶层亦会如此。 [63]
人们往往会对瘟疫进行选择性的记述，而当时的法庭审判记录却能提供更丰富的文献资料，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了解人们对瘟疫的反应。朱莉娅·卡尔维（Giulia Calvi）和亚历山德罗·帕斯托雷分别对17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两地的法庭记录进行了详尽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当时民众对瘟疫的普遍看法。 [64] 帕斯托雷的研究立足于整个欧洲，他通过比较意大利、英国和瑞士三国的不同城市的瘟疫状况，以及瘟疫与巫术、瘟疫与宗教异端之间的关系，推动了既有瘟疫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也拓宽了瘟疫研究的范围。如同威廉·纳菲（William Naphy）在其关于日内瓦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在后宗教改革时期，瘟疫与巫术、宗教异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 [65] 这些研究向我们生动地揭示出，当时的底层人民是如何通过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反抗限制活动的禁令并最终生存下来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从瘟疫死者身上偷走衣服并再次贩卖。
本书的研究聚焦于佛罗伦萨城，与朱莉娅·卡尔维的代表作有着相近的地理研究范围。她的研究方法脱胎于意大利极具影响力的杂志《历史学手册》（ Quaderni Storici ）。“微观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知名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sburg）曾任该杂志的编辑。卡尔维在研究中借鉴了其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一些历史人类学家和社会文化史学家近期所推崇的文学历史主义（historicists of literary）视角。她主要分析了卫生委员会刑事诉讼程序的组织结构和符号代码，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谨慎而详细的研讨。10年后，埃丝特·戴安娜（Esther Diana）在写作《卫生纪实》（ Sanità nel quotidiano ）时也分析了这类资料。该书主要记录了内、外科医生和患者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日常，其中就包含发生在1630—1631年鼠疫期间的一些事件。 [66]
本书的研究同样涵盖那些因违反防疫法规而遭受审判的庭审记录，但所采用的是与上述不同、具有补充性质的研究方法。在卡尔维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大量的庭审记录展开研究。在研究这些庭审记录的过程中，笔者采用数据分析统计法，来探究“犯罪行为”和惩戒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同时，笔者也会考量同时期佛罗伦萨防疫活动的发展及其在人口、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
近代早期意大利瘟疫史的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更加细致入微的底层生活画卷。“穷人”不再单单被视作当时医学文献中所描述的“疾病传染源”，以及法律文献中所描述的“流浪汉”或“骗子”。他们拥有住房，绝非居无定所。在瘟疫暴发期间，他们也会制定一些应对措施，来保障自己有足够的生活物资，并且不被隔离期间产生的无聊和孤独情绪所击溃。对人口数据和财政数据进行详细的对比，也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比如保罗·斯莱克和贾斯廷·钱皮恩（Justin Champion）对近代早期英国的研究，以及圭多·阿尔法尼和塞缪尔·科恩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研究。 [67]
这些研究代表着当下历史学领域研究观念的转变，即不再采用“自上而下”的宏观史学视角，而是着眼于危难时期的日常生活，并与其他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紧密联系起来。微观史学研究目前已极具影响力，例如基思·威尔特森（Keith Wrightson）关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瘟疫的研究著作《拉夫·泰勒的夏天》（ Ralph Tailor’s Summer ），书中就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对1636年的大流行病做了非常精彩的多层次分析。劳埃德（Lloyd）和多罗西·莫特（Dorothy Moote）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伦敦大鼠疫的书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他们通过当时人们的视角，生动还原了伦敦大鼠疫期间的生活百态。 [68]
对历史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和重述也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该领域在意大利的研究鼻祖是詹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她的《治疗契约》（ Contracting a Cure ）并没有采用以医生为中心的传统视角，而是更为关注患者对药物和治疗方面的看法。 [69] 医学史研究的新方法也对该领域的传统研究主题防疫宣传册的研究有所促进。像乔恩·阿里萨瓦拉加（Jon Arrizabalaga）、塞缪尔·科恩和科林·琼斯（Colin Jones）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前辈历史学家的成果，但他们更倾向于强调不同时期防疫宣传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非整体上的相似之处。 [70]
琼斯分析了近代早期法国的一些防疫宣传册。这些宣传册由不同的医生、神父和法官编订，其中的描述也不尽相同，但一致表达出他们对人类世界可能因瘟疫而沦为地狱般境地的担忧。 [71] 塞缪尔·科恩在其2010年的《瘟疫文化》（ Cultures of Plague ）一书中对防疫宣传册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他的研究基于大量的印刷材料（总共609种出版物），它们大部分是防疫宣传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非医学材料，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者所创作的与瘟疫相关的诗歌和小说。
科恩的研究显示，当时的医生正逐渐认识到瘟疫暴发的社会因素。这导致在16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特别是在1575—1578年鼠疫之后），公众开始更加关注疾病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段时期，反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对疫情期间的社会运转和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最近不断有学者提出，宗教可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属灵疗法，但它在瘟疫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72] 一些艺术史学者在他们撰写的与瘟疫守护圣徒（最主要的是圣塞巴斯蒂安和圣洛克）和赎罪游行相关的文章中对这一话题进行过深入探讨。 [73] 但除了朱莉娅·卡尔维研究过多明我会第三会成员多梅妮卡·达·帕拉迪索（Dominica da Paradiso）的封圣仪式在1630—1631年鼠疫期间的重要作用，直到最近，学界才开始关注宗教在近代早期佛罗伦萨鼠疫期间的作用。 [74]
本书期望通过统筹这些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全面总结佛罗伦萨鼠疫的影响及其经验。考虑到与瘟疫死亡率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本书对医学、宗教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交叉研究。与此同时，上文所提及的近来瘟疫研究的重心也是本书的关注角度，即不再只聚焦于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把视线转向了更细微的领域——社会如何在横向和纵向联系中得以有效运作。
例如，克里斯蒂·威尔逊·鲍尔斯（Kristy Wilson Bowers）在其2013年对近代早期塞维利亚的研究中发现，与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当时社会在应对瘟疫时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合作也更为广泛。 [75] 这同样也是塞缪尔·科恩2018年的专著《流行病：从雅典瘟疫到艾滋病的仇恨与怜悯》（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的核心主题之一。该书内容详尽，用一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1629—1630年的米兰鼠疫，特别是对涂油者 [76] 的审判场景。曼佐尼在其《约婚夫妇》中也有对这一场景的经典描写。 [77]
本书希望能全面展现当时实施的防疫法规和民众的真实反应。笔者认为，虽然当时的政府声明和医学报告显得冠冕堂皇，但全社会实际上对于贫困群体抱有更大的同情，无论是兄弟会、宗教团体成员，还是司法官员，都是如此。司法官员相当宽容地对待那些违反防疫法规者，很多人被捕入狱后随即就被释放，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本书通过政府和居民两种视角，尝试生动再现17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鼠疫。这场鼠疫造成佛罗伦萨城约12%的人口死亡（当时城市总人口约7.5万）。幸运的是，与这场鼠疫有关的大量丰富文献被保存了下来。基于这些资料，本书最终尽力呈现出内容详尽、脉络清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官方记载，如大公图书馆馆长弗朗切斯科·龙迪内利（Francesco Rondinelli）撰写的流行病史以及法令汇纂，与一些亲历者的记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比如乔瓦尼·巴尔迪努奇（Giovanni Baldinucci）在日记中就吐露了对政府防疫措施的真实想法，尽管该日记中所呈现的观点比皮匠米克尔·帕雷特斯写于1651年巴塞罗那瘟疫期间的日记更加温和。社会上的其他受教育阶层，从医学顾问、医师学院成员，到教会领袖和帮助鼠疫患者的嘉布遣会修士，彼此之间关于鼠疫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关于鼠疫期间饱受痛苦的人们，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最丰富的历史记载。正如奇波拉在对托斯卡纳地区小城镇中心的疫情研究中所展现的，卫生委员会的日常信件可以使我们绕过官方冠冕堂皇的记载，发现那些发生在环境恶劣的隔离医院中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卫生委员会的法庭审判记录非常详尽，向我们揭示出那些社会底层民众违反防疫法规的动机。有些人是出于个人的绝望情绪——他们的家庭因死亡和强制隔离措施而分崩离析；有些是出于维持生计之需要——隔离措施中断了他们的谋生来源。当时的卫生委员会，以及负责统筹运送患者、掩埋死者的佛罗伦萨慈爱兄弟会，都详细记录了以街道为单位的居民感染情况和埋葬方式，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研究贫穷、环境和疾病之间的联系。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言概括介绍了与瘟疫相关的历史及历史学研究；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历史上的公共政策，并着重关注环境、药物和隔离等方面；第二部分则专题研究疫情期间的宗教活动、隔离医院的设置，以及佛罗伦萨居民在面对鼠疫、死亡和大规模政府管控时的生存策略；尾声篇幅较短，试图探讨在1632—1633年短短一年间，佛罗伦萨的居民如何应对卷土重来的可怕鼠疫。
第一章对1630—1633年佛罗伦萨鼠疫进行了更广阔的描绘，探究了意大利北部鼠疫的起因和传播。该章还记录了鼠疫传播到托斯卡纳时当地卫生委员会采取的防疫措施，如在边境地区设立防疫封锁线。同样，1630年8月，防疫封锁线在距佛罗伦萨城北五英里
，位于通往博洛尼亚公路要道的特雷斯皮亚诺小镇设立。该章和其他数章也将效仿奇波拉和阿尔法尼的研究，着重研究鼠疫对城市及周边乡村地区的影响，而不仅仅孤立地研究城市疫情。
[78]
这里的另一关注重点是对鼠疫期间死亡人数的统计，本书将详尽核查上至公国政府下至地方教区的人口记录，对佛罗伦萨鼠疫期间死者的死亡情况首次做出全面评估。
随后三章的主题仍然是公共卫生政策，聚焦于疫情期间官方面临的诸多挑战及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第二章“药物、环境与穷人”强调了正视17世纪医学理论成果并且理解瘟疫产生的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在新希波克拉底
医学思想复兴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相信环境与疾病之间存在联系，政府及医务人员也因此更加关注贫困人群的生活环境。
[79]
与当时意大利的其他某些城市一样，佛罗伦萨的公共卫生部门挨家挨户详细调查了穷人的生活状况。该章将具体分析这些调查，并逐步揭示当时社会底层贫困人民拥挤肮脏的生活环境。正如近来中世纪晚期环境史研究成果所显示的，为了解决恶劣的卫生状况，当时的政府积极主动地制定了一系列卫生清洁法规，来清理那些被认为可能引发疫情传播的肮脏房屋和街道。
[80]
另外，第二章还将试图分析这些公共卫生措施所导致的对底层民众的偏见。例如，当时的一些医学论著和官方言论一度依据穷人们恶劣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指责他们才是导致疫情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
意大利防疫政策的制定同时考虑了行政管理的特点和医学专业知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饱受赞誉。这两点构成了第三章“拯救城市机体，医治穷人身体”的双关主题，在鼠疫早期阶段，意大利政府的防疫政策也主要依此制定。除了关注意大利各地区通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之外，该章还考虑地方性组织结构和政治状况对佛罗伦萨鼠疫的影响。佛罗伦萨费迪南德大公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当地的卫生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他的廷臣组成，他也介入了相关卫生防疫政策的制定。
地方机构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自发组织起来的在俗宗教团体佛罗伦萨慈爱兄弟会（下文简称“慈爱会”）在运送患者和埋葬死者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慈爱会成员向贫穷的搬运工和掘墓人支付报酬，其动机除了出于基督徒对死者和患者的慈悲，也出于他们本身对贫穷者的怜悯之心。而这恰恰与政府制定的那些针对边缘群体（如妓女和犹太人）的歧视性法令背道而驰。不同的行为动机影响了卫生委员会医务人员的治疗策略，第三章也将对此进行研究。这些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有的疏远冷漠，有的积极介入，亦有人极富同情心，他们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第四章“鼠疫与隔离措施的影响”，将详细分析上述防疫政策对人口状况的影响。该章首先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鼠疫在佛罗伦萨城，特别是城内最大的圣洛伦佐教区蔓延开来。根据佛罗伦萨全城和该教区的相关记载，我们能梳理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与单个街道的地形特征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这类社会环境因素的确影响了疫情的传播。通过比较葬在城外瘟疫墓地的人数和隔离医院的人数，我们同样也能评估出，将患者从家中运至隔离医院这一政策对死亡率的影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隔离医院的设立的确行之有效。由于在隔离医院中死亡的人数更多，这就意味着人们成功地在患者病情恶化之前就找到并转移了病人。第二年，佛罗伦萨自1月中旬起实施了对城市和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进行为期40天全面隔离的新政策，但隔离医院并未被废除使用。尽管每天要向超过3.4万人供应食品物资，可谓耗资巨大，但因为城市死亡率的确在持续下降，当时的人们也认为这一隔离政策行之有效。本书的“尾声”中提到，1632—1633年，一场轻度的鼠疫再次席卷佛罗伦萨，当时的防疫措施除了对居民进行全面隔离外，也包括将患者转移至隔离医院。
在明确了1630—1633年鼠疫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卫生委员会的主要防疫政策后，本书将展开第二部分“宗教、隔离与生存”的研究。通过研究宗教活动、隔离医院的日常运作和司法行为，来探讨它们对疫情及政府防疫政策制定的影响。与传统观点相反，在每一章中笔者都认为，防疫政策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富于同情心的方式在实施——教会为当地居民施以精神援助，隔离医院有条不紊地运行，法官酌情宽大处理了那些违反防疫法令者。
本书第五章主要研究疫情期间及之后的宗教活动和艺术作品。与其他城市不同，佛罗伦萨这方面的情况从未被系统地研究过。人们认为佛罗伦萨当地政府和教会的举措对于安抚上帝的盛怒（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瘟疫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关重要。当时官方的宗教敬拜和游行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重要的宗教场所——圣母百花大教堂（下文简称“大教堂”），存放佛罗伦萨城主要圣物的圣母领报大殿，以及圣马可修道院（圣安东尼诺的尸体被保存在这里的一个精美的水晶棺材中）。与过去的研究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理性”和“信仰”之间并无冲突。教会和世俗政府在这一时期紧密合作，双方都期望借助地方圣人和神像的力量，来安抚愤怒的神明。
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也同样关注着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因此他们往往禁止多数民众直接参与大型的宗教游行活动。当时出现在这三座教堂内的大量艺术品捐献，也体现出人们对于宗教神力的深信不疑。1633年，游行队伍穿越佛罗伦萨城，来到因普鲁内塔，让当地的圣母教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同此前的瘟疫，17世纪30年代的这场鼠疫也引发了有关建筑和艺术品捐献潮流，捐献物有新的教堂、祭坛装饰物、教堂壁画、昂贵的银质烛台，以及还愿用的小祭祀品。虽然这些捐献品无法与威尼斯安康圣母大殿相媲美，但佛罗伦萨的这场鼠疫也的确促进了当地教堂的兴盛。
第六章主要研究隔离医院和宗教机构在佛罗伦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那些选择建造全新的隔离医院的城市（如威尼斯和米兰）不同，佛罗伦萨主要将郊区现有的修道院、教堂和贵族别墅改建为隔离机构。其中最大的隔离医院是位于佛罗伦萨城南郊的圣米尼亚托-阿尔蒙特-阿莱-克罗奇和圣方济各-阿尔蒙特-阿莱-克罗奇
的本笃会修道院。该章将通过定量分析死亡率和康复率，再现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人们面临的困境，关注那些生活在隔离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经历。该章研究结果会让人们进一步思考“恐惧比死亡更可怕”这一说法。
佛罗伦萨的鼠疫作为研究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往来于医院负责人和卫生委员会之间的信件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信件详细介绍了隔离医院的运作方式，给患者开具的医疗处方和属灵疗法，以及如何应对超过万人的患者（占佛罗伦萨总人口的10%以上）入院治疗的挑战。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但这些机构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使得民众更加坚信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赢得这场瘟疫之战。
隔离医院负责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内部员工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偷窃患者和死者的衣服以及厨房里的食物。最后一章对佛罗伦萨城中的此类行为做了详尽的介绍。从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来说，相较于米兰和罗马等城市，佛罗伦萨的地方官员对许多违法行为都采取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宽容态度。尽管根据严格的法规，许多违法者都足以被起诉，但他们大多还是在短期监禁或交纳少量罚款后就被释放了。
显然，卫生委员会的目的是遏制和劝阻犯罪行为，而非施以酷刑。当然，适用于严重犯罪者的吊刑（将犯人的肩膀捆住并高高吊起，再使其下落）仍被保留了下来。记录还表明，多数罪犯是重复犯罪者，他们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他们本人和家人在鼠疫期间的谋生手段。相关的审讯和证词描述了他们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隔离政策导致某些家庭分离，经济活动被迫中断，更使得这些城市居民进一步沦落到孤立无援且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谋生的处境。尽管政府实施了隔离措施，当时的法庭审理笔录还是反映出民众的大量社会活动：一些人从被封锁的房屋里逃出，爬上屋顶探望家人、朋友或妓女，或者试图继续工作来养活忍饥受饿的家人。经济困难是人们逃离被封锁住所或擅自闯入他人住所的主要动机，但也有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伙趁机利用这场灾难从事犯罪活动，偷窃被封锁的房屋和隔离机构里的贵重物品。
尾声的主题仍然是隔离措施和隔离机构，同时也会简短讨论1632—1633年鼠疫复发的情况。鼠疫的再次袭来无疑使当时的人们颇感震惊，因为大家都以为鼠疫已经消失了。这次鼠疫复发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世俗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反应与以往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笔者认为，尽管两次鼠疫期间采取了许多相同的措施，但后者的确带来了一些新举措，例如对整条街道的隔离，以及在佛罗伦萨全城举办为期三天的圣母像游行。幸运的是，与本书主要关注的1630—1631年鼠疫相比，1632—1633年再次暴发的鼠疫波及范围有限，致死率也更低，因此疫情能被更有效地控制住。
这本书绝不仅仅关注管理和运行公共卫生体系的群体，同时也关注那些官方政策实施的对象，即社会底层民众的反应。受益于经济史学家和人口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史方法，本书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 [81] 新研究的出现能改变我们对疾病史以及官方和患者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推动医学社会史朝着新的研究方向转变，即更加关注当时的人们对疾病本质的看法，以帮助我们分别从政府和个人的视角来理解相关的行为和举措，而不是从今人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它们。
[1] M. Guiducci，‘Panegirico al Serenissimo Ferdinando II Duca di Toscana per la liberazione di Firenze della peste’ in F. Rondinelli， Relazione del contagio stato in Firenze l’anno 1630 e 1633 （Florence，1634），p. 123.
[2] F. Giubetti， Il cancelliero di sanità，cioè notizie di provisioni e cose concernenti la conserva- zione della sanità contro al contagio della peste cavate da suoi authori （Florence，1630），p. 3.
[3] C.M．Cipolla， Cristofano and the Plague：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Age of Galileo （Cambridge，1973），pp．15–21；L．Del Panta， Le epidemie nella storia demografica italiana，secoli XIV–XIX （Turin，1980），pp．158–9；以及最近发表的G．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and the Decline of Italy：An Epidemiological Hypothesi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7（2013），pp．408–30。
[4] A. Tadino， Raguaglio dell’origine et giornali successi della Gran Peste ...（Milan，1648），pp. 26，77，as in Cipolla， Cristofano， pp. 15–16；Fondazione Treccani degli Alfieri， Storia di Milano （Milan，1957），vol. 10，pp. 503–5.
[5] 关于其他国家对英国瘟疫政策影响的讨论，可参见P.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1985），pp. 207–19。
[6] 译自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in Giovanni Boccaccio，Tutte le opere ，ed. V. Branca（Florence，1969），pp. 69–70。
[7] 请参见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ed．P．Backscheider（New York，1992）；以及Alessandro Manzoni， The Betrothe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umn of Infamy ，ed．D．Forgacs and M．Reynolds（London，1997）。
[8] G. 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pp. 408–30.
[9] 例如，I. Fosi，ed.， La Peste a Roma（1656–1657） （Rome，2006）。
[10] National Archives（NA），London，SP 12/75/52.
[11]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pp. 207–19.
[12] 关于意大利应对瘟疫措施的演变，详见A. G. Carmichael，‘Plague Legisla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7（1983），pp. 208–25，and G. Benvenuto， La peste nell’Italia della prima età moderna. Contagio，rimedi，profilassi （Bologna，1995）。
[13] National Archives（NA），London，SP 16/533/17，ff. 100r–104r，110v–111r，114r；discussed in H. Trevor-Roper， Europe’s Physician. The Various Life of Sir Thomas de Mayerne （New Haven and London，2006），pp. 306–11。
[14] 可参见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
[15] L. Brockliss and C. Jones， The Medical World of Early Modern France （Oxford，1997），p. 351.
[16] 另可参见W. Naphy and A. Spic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History of Plagues，1345–1730 （Stroud，2000）。
[17] M. Harrison， Contagion: How Commerce Has Spread Disease （New Haven and London，2012），ch. 2.
[18] G. Restifero， Peste al confine. L’epidemia di Messina del 1743 （Palermo，1984）.
[19] A. Corradi， Annali delle epidemie in Italia dalle prime memorie al 1850 （Bologna，1865–94，1974 repr.）；C.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 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Cambridge，1891） .
[20] ‘Rapporto della Commissione sulle memorie presentate intorno alla peste orientale’， Atti della Sesta Riunione degli Scienzati Italiani tenuta a Milano nel settembre MDCCCXLIV （Milan，1845），pp. 728–37，esp. p. 730.
[21] B. Zanobio and G. Armocida，‘Alfonso Corradi’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29（Rome，1983），pp. 313–15.
[22] 另可参见G. Cosmacini， Storia della medicina e della sanità in Italia. Dalla peste europea alla guerra mondiale，1348–1918 （Rome-Bari，1987），pp. 349，358–64。
[23] C．Pogliano，‘L’utopia igienista（1870–1920）’，in Malattia e Medicina．Storia d’Italia．Annali 7，ed.，F．Della Peruta（Turin，1984），pp．589–631，esp．pp．592–9，602–4，613．概述可见M．Pelling， Cholera，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 （Oxford，1978），pp．295–310，and ‘Contagion/Germ Theory/Specificity’，in W.F．Bynum and R．Porter，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and New York，1993），ch．16。
[24] Corradi， Annali ，vol. 3，p. 71.
[25] S. Cohn，‘The Black Death: End of a Paradig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3（2002），pp. 703–38，and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London，2002）.
[26]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27] Zanobio and Armocida，‘Alfonso Corradi’.
[28]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vol. 1，174–6.
[29] 同上。
[30] 同上。
[31] M.D. Grmek，‘Les vicissitudes des notions d'infection，de contagion et de germe dans la médecine antique’， Mémoires de Centre Jean Palerme， V（Textes Medicaux Latins Anti- ques）（Sainte-Étienne，1984），pp. 53–70；V. Nutton，‘The Seeds of Disease: An explanation of contagion and infection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 in V. Nutton， From Democedes to Harve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1988），pp. 15–34.
[32] M．Echenberg， Plague Ports （New York，2007），书中前两部分讨论了远东和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三次大鼠疫的起因和传播，并请参见C．Lynteris， Ethnographic Plague ： Configuring Disease on the Chinese-Russian Frontier （London，2016）。
[33] Echenberg， Plague Ports ，p. 11.
[34] 同上，Part 2。
[35] 可参见A.G. Carmichael，‘The Last Past Plague: The Uses of Memory in Renaissance Epidem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3.2（1998），pp. 132–60。
[36] Cipolla， Cristofano ；C.M. Cipolla， Public Health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1976）.
[37] J.-N.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Paris，1976），2 vols.
[38] A. Cunningham，‘Transforming Plague: The Laboratory and the Ident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in A. Cunningham and P. Williams，eds，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 （Cambridge，1992），pp. 240–1.
[39] G. Twigg， The Black Death: A Biological Reappraisal （London，1984）；S. Scott and C.J.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Cambridge，2001）.
[40] S. K. Cohn in ‘The Black Death: End of a Paradigm’；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 Cultures of Plague: Medical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2010）；and ‘The Historian and the Laboratory: The Black Death Disease’，in The Fifteenth Century，XII: Society in an Age of Plague ，eds，L. Clark and C. Rawcliffe（Woodbridge，2013），pp. 210–11）。他认为在历史上，与黑死病的高死亡率不同，耶尔森结核病菌从未有过致命的毒质，并参见F. Cavalli，‘I ratti invisibili. Considerazioni sulla storia della peste in Europa nel medioevo e nella prima età moderna’， Quaderni Guarneniani ，6 NS（2015），pp. 113–40。
[41] O.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2004）.
[42] K. I. Bos，V. J. Schuenemann，B. Golding，H. A. Burbano，N. Waglechner，B. K. Coombes，J. B. McPhee，S. N. DeWitte，M. Meyer，S. Schmedes，J. Wood，D. J. D. Earn，D. A. Herring，P. Bauer，H. N. Poinar，J. Krause，‘A draft genome of Yersinia pestis from victims of the Black Death’， Nature ，478（2011），pp. 506–10.
[43] L．K．Little，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Pandemic of 541–750 （Cambridge，2008）；另可参见V．Nutton的评述，‘Pestilential Complexit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2（2009），pp．177–9．另见L.K．Little，‘Plague Historians in Lab Coats’， Past and Present ，213（2011），pp．267–90；M．Green，ed.， Pandemic Disease in the Medieval World：Rethinking the Black Death （Leeds，2014）；A．G．Carmichael，‘Plague Persistence in Western Europe：A Hypothesis’， The Medieval Globe ，1.1：Article 8。
[44] R. J. Palmer，‘The Control of Plague in Venice and Northern Italy，1348–1600’（PhD thesis，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1978）；P. Preto， Peste e società a Venezia ， 1576 （Venice，1978）；J. Stevens Crawshaw， Plague Hospitals: Public Health for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Venice （Farnham，2012）；M.L. Leonard，‘Plague epidemics and public health in Mantua，1463–1577 ’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Glasgow，2014）；G. Albini， Guerra，fame ， peste. Crisi di mortalità e sistema sanitario nella Lombardia tardomedioevale （Milan，1982）；S.K. Cohn，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the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Oxford，2018），ch. 6；G. Asseretto， Per la comune salvezza dal morbo contagioso. I controlli di sanità nella Repubblica di Genova （Novi Ligure，2011）；A.G.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1986）；Cipolla， Cristofano ；E. Sonnino and R. Traina，‘La peste del 1656–57 a Roma: organizzazione sanitaria e mortalità’ ，La demografia storica delle città italiane （Bologna，1982）；I. Fosi，ed.， La Peste a Roma（1656–1657） ，pp. 433–52；G. Calvi，‘L’oro，il fuoco，le forche: la peste napoletana del 1656’，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139.3（509），（1981），pp. 405–58；P. Lopez， Napoli e la peste（1464–1530）. Politica，istituzioni，problemi sanitari （Milan，1989）；I. Fusco， Peste ， demografia e fiscalità nel regno di Napoli del XVII secolo （Milan，2007）.
[45] A. Pastore， Crimine e giustizia in tempo di peste nell’Europa moderna （Rome，1991）；G. Benvenuto， La peste nell’Italia della prima età moderna.
[46] C. Geddes da Filicaia and M. Geddes da Filicaia， Peste. Il flagello di Dio fra letteratura e scienza （Florence，2015）.
[47] Stevens Crawshaw， Plague Hospitals ；M. Grmek，‘Le concept d’infection dans l’antiquité et au moyen âge，les anciennes mesures sociales contre les maladies contagieuses et la fondation de la première quarantaine à Dubrovnik（1377）’， RAD. Jugoslavenske Akademije Znanosti I Umjetnosti ，384（1980），pp. 9–54；and Z.B. Tomić and V. Blažina， Expelling the Plague: The Health Offic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rantine in Dubrovnik，1377–1533 （Montreal，2015）.
[48] Albini， Guerra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p. 120.
[49] Fosi，ed.， La Peste a Roma ；Calvi，‘L'oro，il fuoco，le forche’；Lopez， Napoli e la peste.
[50] Cipolla， Cristofano ；C.M. Cipolla， Faith，Reason and the Plague: A Tuscan Stor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ghton，1979）；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 （Madison，Wisconsin，1991）.
[51] 关于佛罗伦萨1630—1631年的鼠疫，请参见D. Lombardi，‘1629–31: crisi e peste a Firenz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137（1979），pp. 3–50；D. Sardi Bucci，‘La peste del 1630 a Firenze’， Ricerche storiche ，10（1980），pp. 49–92；M.B. Ciofi，‘La peste del 1630 a Firenze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i provvedimenti igienico-sanitari e social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142（1984），pp. 47–75；G. Calvi，‘A Metaphor for Social Exchange: the Florence Plague of 1630’， Representations ，13（1986），pp. 139–63；and G. Calvi， Histories of a Plague Year: The Social and the Imaginary in Baroque Florence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Oxford，1989）。关于17世纪的托斯卡纳，请参见本书广泛引用的Carlo Cipolla的研究。
[52] J. T. Alexander， Bubonic Plague in Early Modern Russia: Public Health and Urban Disaster （Oxford，2003）；N. Varlik， Plagu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The Ottoman Experience，1347–1600 （Cambridge，2015）. See also Z.B. Tomić and V. Blažina， Expelling the Plague and the articles in L.K. Little，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53] Del Panta， Le epidemie ，pp．161，169．也请参见S．Cavallo's关于近代早期都灵的瘟疫政策的讨论： Charity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nefactors and their Motives in Turin ， 1541–1789 （Cambridge，1995）。
[54] 请参见Harrison， Contagion ；Echenberg， Plague Ports 。
[55]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R. S. Schofield，‘An Anatomy of an Epidemic: Colyton，November 1645 to November 1646’，in The Plague Reconsidered: A new look at its origins and effects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and ，ed. P. Slack（Matlock，1977），pp. 95–126；J. A. I. Champion， London’s Dreaded Visitation :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Great Plague in 1665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Series，no. 31（London，1995）；G. Twigg， The Black Death ；N. Cummins，M. Kelley and C. ÓGráda，‘Living Standards and Plague in London，1560–1665’，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9（2016），pp. 3–34.
[56] 例如，L. Del Panta，‘Cronologia e diffusione della crisi di mortalità in Toscana dalla fine del XIV agli inizi del XIX secolo’， Ricerche storiche ，7.2（1977），pp. 293–343；Cipolla， Fighting the Plague ；Sonnino and Traina，‘La peste del 1656–57 a Roma’；Fusco， Peste ， demografia e fiscalità nel regno di Napoli ；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57] B．Litchfield， Florence Ducal Capital，1530–1630 （ACLS Humanities E-Book，New York，2008）．请参见J．Henderson and C．Rose，‘Plague and the City: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Mapping Disease in Early Modern Florence’，in Mapping Space，Sense，and Movement in Florence: Historical GIS and the early modern city ，ed．N．Terpstra and C．Rose（London，2016），pp．125–46；J．Henderson，‘“La schifezza，madre della corruzione”，Peste e società della Firenze della prima età moderna’，1630–1631 Medicina e storia．Rivista di storia della medicina e della sanità ，2（2001），pp．23–56。本书融入了这些文章中的一些研究和发现，其他内容将在未来的研究课题中进一步探讨。
[58] 例如，请参见N. Terpstra and C. Rose（eds）， Mapping Space，Sense，and Movement in Florence: Historical GIS and the early modern city （London，2016）。
[59] B. Pullan，‘Plague and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Italy’，in T. Ranger and P. Slack，eds， Epidemics and Ideas （Cambridge，1992），pp. 101–23.
[60] A.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S.K. Cohn， Cultures of Plague ，ch. 7.
[61] J. Henderson， Piety and Charity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Oxford，1994，Chicago，1997），ch. 2，7，8.
[62] J. Henderson，‘Coping with Plagues in Renaissance Italy’，in The Fifteenth Century，XII : Society in an Age of Plague ，ed. L. Clark and C. Rawcliffe（Woodbridge，2013），pp. 175–94.
[63] J. Amerlang，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The Diary of the Barcelona Tanner Miquel Parets 1651 （Oxford，1991）.
[64] Calvi， Histories ；Pastore， Crimine e giustizia .
[65] W. G. Naphy， Plagues，Poisons and Potions. Plague-Spreading Conspiracies in the Western Alps，c. 1530–1640 （Manchester，2003）.
[66] E. Diana， Sanità nel Quotidiano. Storie minute di medici，cerusici e pazienti （Florence，1995）.
[67] Slack， The Impact of Plague ，ch．5 and 6；Champion， London’s Dreaded Visitation ．另可参见G．Alfani and S．Cohn Jr，‘Nonontola 1630．Anatomia di una pestilenza e meccanismi del contagio．Con riflessioni a partire dalle epidemie milanesi della prima età modern’， Popolazione e Storia ，2（2007），pp．99–138.
[68] K. Wrightson， Ralph Tailor’s Summer: A Scrivener，His City and the Plague （New Haven and London，2011）；A.L. and D.G. Moote， The Great Plague: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Deadly Year （Baltimore and London，2004）.
[69] G. Pomata， Contracting a Cure : Patients，Healers and the Law in Early Modern Bologna （Baltimore and London，1998）；D. Gentilcore， Healers and Healing in Early Modern Italy （Manchester，1998）.
[70] J. Arrizabalaga，‘Facing the Black Death: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of university medical practitioners’，in L. Garcia-Ballester，R. French，J. Arrizabalaga，and A. Cunningham，eds，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Cambridge，1994），pp. 237–88；Cohn， Cultures of Plague .
[71] C. Jones，‘Plague and its Metaphor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Representations ，53（1996），pp. 112，109.
[72] C. Rawcliffe， Medicine for the Soul: The Life，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n English Medieval Hospital （Stroud，1999）；J. Henderson， The Renaissance Hospital: Healing the Body and Healing the Soul （New Haven and London，2006）.
[73] C. M. Boeckl， Images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Iconology and Iconology （Kirksville，Missouri，2000）；G.A. Bailey et al.（eds）， Hope and Healing: Painting in Italy in a Time of Plague，1500–1800 （Chicago，2005）；S. Barker，‘Art，Architecture and the Roman Plague of 1656– 1657’，in I. Fosi（ed.） La peste a Roma ，pp. 243–62；S. Barker，‘Plague Art in Early Modern Rome: Divine Directives and Temporal Remedies’，in Bailey et al.（eds）， Hope and Healing ，pp. 45–64；L. Marshall，‘Manipulating the Sacred: Image and Plague in Renaissance Italy’， Renaissance Quarterly ，47（1994） ， pp. 485–53 and L. Marshall，‘Reading the Body of a Plague Saint: Narrative Altarpieces and Devotional Images of St. Sebastian in Renaissance Art’，in B.J. Muir，ed.， Reading Texts and Images: Essays on Medieval Renaissance Art and Patronage （Exeter，2002），pp. 237–71.
[74] Calvi， Histories ，ch．5；S．Barker，‘Miraculous Images and the Plagues of Italy，ca．1590– 1656’，in Saints，Miracles and the Image: Healing Saints and Miraculous Images in the Renaissance ，ed．S．Cardarelli and L．Fenelli（Turnhout，2018），pp．29–52．对Sheila Barker允许笔者在发表之前阅读这篇文章深表感激。
[75] K. Wilson Bowers， Plague and Public Health in Early Modern Seville （Rochester，2013）.
[76] 涂油者（ untore ）：意大利文中，“ untore ”一词专指17世纪米兰鼠疫期间的恶意传播者，当时人们认为他们通过涂抹油膏来传播鼠疫。
[77] Cohn， Epidemics .
[78] Alfani，‘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79] J. Henderson，‘Public Health，Pol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Waste Disposal in Early Modern Tuscany’，in Economic and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from the 13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ed. S. Cavaciocchi（Florence，2010），pp. 373–82.
[80] C. Rawcliffe， Urban Bodies: Communal Health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Towns and Cities （Woodbridge，2013）；G. Geltner，‘Healthscaping a Medieval City: Lucca's Curia viarum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 History’， Urban History ，40（2013），pp. 395–415.
[81] 微观史的研究已经非常广泛。关于近期颇有参考价值的讨论，请参见John Brewer，‘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5（2010），pp．1–16，作者在文中对这一领域的众多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以及F．de Vivo，‘Prospect or Refuge? Microhistory，History on the Large Scale：A Respons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7.3（2010），pp．387–97。若想对研究近代早期瘟疫流行病的微观史方法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请参见Wrightson， Ralph Tailor’s Summer ，pp．xi–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