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

下面来看看受试者在实验中的实际表现。首先看看远距离反馈情境（实验1）中的结果。与其他常规情境不同的是，受害者在本情境中没有发出口头抱怨。他与受试者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受试者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只通过提示器的信号显示他的答案。但是他会在300伏特时敲打实验室的墙壁做出反抗。到了315伏特，他停止敲击墙壁，也不再给出任何答案。

所有受试者的反应都记录在磁带之中，反抗受试者在反抗时所说的话对实验深具指导意义：

“我觉得他想要沟通，他在敲墙……嗯，电击这个人不公平……这些电击的强度太可怕了，我认为这非常不人道……哦！我不能再继续了。不，这不对。这就是个该死的实验。那个人在受苦。不，我不想继续了，这简直是疯了。”（受试者拒绝继续实施电击）

“他在那边敲墙了，我不想干了。我很想继续，但是我不能对一个人做出这种事情……很抱歉，我不能对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会损害他的心脏。你把支票拿走吧……是真的，我不能再这样做了。”

在40名受试者中，有26人完全服从了主试的命令，持续惩罚受害者，一直坚持到电击器上最强烈的电击。当受试者使用450伏特3次之后，实验宣告结束。

受试者经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中。有时候，受试者不会进行过多的口头抗议，只是从电击器前的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他希望离开实验室。一些服从的受试者告诉主试，他们不想使用超过300伏特的电击伤害学生。服从的受试者所表现出来的紧张感，与反抗的受试者相似。

在受试者施加了最强电击后，主试宣布整个实验程序结束。很多服从受试者会发出解脱的叹息，揉着眉毛，用手指揉搓眼睛，或者紧张而笨拙地抽烟。一些人会摇头，表达出明显的后悔之情。但有的受试者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一直显得很冷静，只流露出很小的紧张信号。

拉近与受试者的距离

实验和示范的区别在于，对于实验而言，当你发现了一个结果，就可以系统化地改变其发生条件，以此了解相关的原因。

上述实验结果只适用于一个情境，那就是：受试者看不到受害者，受害者无法与受试者进行口头交流。惩罚的接受者非常遥远，也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虽然受试者可以听到受害者敲墙的声音，但这种反应的含义非常模糊；也许，一些受试者并不认为敲墙是受害者在表达沮丧情绪。远距离实验的服从结果可能归因于此。如果受害者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痛苦，让受试者可以看到、听到和感觉到他的真实存在，也许就不会出现服从的情况了。

一个预备实验中所记录的受试者表现，为这个想法提供了方法线索。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可以通过一面涂银的玻璃隐约看到受害者。在实验过程中，当受试者电击学生时，他经常把目光移开，大幅度转过头，表现出窘迫的情绪。一名受试者解释道：“我不想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观察员的笔记这样记录：

……受试者可以通过面前的玻璃看到受害者。但受试者并不想看到受害者。当我们询问这样做的原因，他们表示，目睹正在遭受痛苦的受害者，让他们不舒服。但我们发现，尽管受试者拒绝看着受害者，却仍然向其施加了电击。

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受害者的明确表现可能会影响受试者的行为。如果受试者认为，服从主试就必须避免看到受害者，那么条件相反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呢？如果受害者在受试者面前的存在越来越醒目，服从的现象会不会消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组4个实验，实验1即为上面介绍的远距离反馈情境实验。

实验2（声音回馈）与实验1相同，只是加入了受害者的声音反抗。与第一个情境相同，受害者位于受试者隔壁的房间中，但是透过实验室的墙壁，可以清楚地听到受试者的抱怨。

实验3（接近）与实验2相似，但是在本实验中，受害者与受试者处于同一个房间中，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几英尺远。受试者可以看到并听到受害者的反应。

实验4（接触）与实验3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受害者在接受电击时，必须将手放在一个电击盘上。在150伏特时，受害者要求结束实验，拒绝将手放在电击盘上。主试命令受试者用力将受害者的手压在电击盘上。本情境中，当实验持续到150伏特时，受试者如果想要服从主试，就需要与受害者进行身体接触，才能施加更高强度的电击。

每个情境中的受试者人数均为40人，表2列出了实验结果。由于受害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直接，服从的比例明显降低。图6列出了4个情境中的平均最大电击。

在4个实验中，反抗受试者所占百分比为：远距离情境35%、声音回馈情境37.5%、接近情境60%、接触情境70%。

随着与受害者距离的拉近，服从的比例也随之下降，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以下几个因素可能发挥了作用。

1.移情暗示。 远距离情境和声音回馈情境相似，后者只是对前者进行了很小的变化。在这两个情境中，受害者的痛苦对受试者而言，具有抽象而遥远的特征。受试者只是非常概念化地意识到，他的行为给另一个人造成了痛苦。他理解这个事实，但却无法充分地感同身受。这一现象很普遍。轰炸机上的士兵在投下炸弹之前，他可以推断出他的武器会造成痛苦和死亡，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对行为造成影响，他的行为所造成的痛苦，无法在他的心中唤起情感反应。

当受试者目睹受害者的痛苦，这一视觉线索可能会激发受试者心中的移情反应，让他更加完整地体会到受害者的感受。还有一种可能性，移情反应本身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推动受试者希望尽快结束移情反应的产生条件。那么，在随后的实验中，服从的比例之所以不断下降，应该可以解释为：移情暗示随着实验系列的情景变化而不断加强。

2. 认知场的否定和缩窄。 远距离情境缩窄了受试者的认知场，受试者将受害者置于意识之外。当受害者靠近，受试者很难将他排除在意识之外。受试者不断看到受害者，受害者必然侵入受试者的意识。在前两个情境中，受试者只有在施加电击后，才会了解受害者的存在和反应，而受害者给出的也只是零散而断断续续的听觉反馈。但在接触情境中，受害者处于受试者的即刻视觉场之中，并成为其中一个持续而醒目的因素。否定机制无法再起作用。在远距离情境实验中，一名受试者事后回忆道：“虽然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你却开始忘记那边有个人，这简直太奇怪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关注的只是按开关和读单词。”

3. 交互场。 在近距离情境中，受试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受害者的行为，同样，受害者也可以看到受试者的行为。也许，如果一个人看不到我们的行为，比他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更容易对他加以伤害；他能看到我们对他施加伤害行为可能会让我们产生羞愧或罪恶感，从而停止正在做出的伤害行为。面对面的攻击会导致不舒服或抑制力量，在很多语言中都有这方面的俗语。人们经常说：背后说人易，当面对峙难。我们都知道，如果对某个人撒谎，我们很难直视对方的眼睛，而是会羞愧或窘迫地移开视线。这个动作可以减轻我们的不适感。在执行枪决的时候会遮住犯人的眼睛，此举可以减轻死刑犯所感受到的压力，但可能也起到减轻行刑者压力的作用。总之，在近距离情境中，受试者可能感受到，他在受害者的意识场中的位置越来越突出，因此，受试者会变得更加窘迫、更具自我意识，从而抑制了他对受害者的惩罚。

4. 行为的感受统一性。 在远距离情境中，受试者很难看到自我行为与他的行为给受害者带来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因此，行为与其结果实际上处于物理上分离的状态。受试者在一个房间中按下开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抗议和喊叫，虽然两个事件相互关联，但缺少强制的统一性。而在近距离情境中，当受害者与导致他痛苦的行为的距离被拉近，这种统一性得以逐渐实现。在接触情境中，这种统一性呈现得最为全面。

5. 初期群体结构。 将受害者置于另一个房间，不仅拉远了受害者与受试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受试者和主试之间的距离。主试与受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初期群体结构，受害者被排除在这个结构之外。受害者与其他人之间的这道墙壁，剥夺了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受试者和主试之间可以感受到这种关系。在远距离情境中，受害者完全是个局外人，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是孤独一人。

随着受害者与受试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两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联盟关系，一起站到主试的对立面。受试者不再单独面对主试，他的眼前就有一个同盟者，而且愿意与他携手反抗主试。因此，在这几个实验情境中，空间关系布局的改变，也导致同盟布局可能出现变化。

6. 习得行为倾向。 在实验室中经常会发现，同窝实验老鼠之间很少进行打斗。斯科特（Scott）（1958）认为这是一种被动抑制。他写道：“在一些情境下……不采取任何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动物学会了什么都不做，这可能是一种被动抑制……如果想要教会一个人变得平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仅仅通过不反抗，就学会不去反抗。”同理，我们仅仅在日常生活中不伤害别人，就可能学习未来不去伤害他人。但是，只有在与他人近距离接触的条件之下，才会出现这种习得行为，可能并不适用于物理上远距离的人的情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物理上近距离的人进行攻击，可能会导致报复性惩罚，从而消除最初的反应形式。相比之下，对远距离的人采取攻击行为，很少会导致报复。

随着我们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他人做出某个行为的心理过程，可能会受我们与他之间空间距离远近的强大影响。在这些实验中，随着受害者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拒绝服从，提前结束了实验。受害者近距离出现在受试者面前，这种可见而具体的存在，是主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反作用力，引发受试者的反抗。所有的服从理论模型都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预期外行为

我们需要对全部4个实验变体的服从水平进行整体讨论。受试者从孩提时代起就学会了一个道理：违背他人的意愿对其进行伤害，是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但是，几乎半数受试者放弃了这条道德宗旨，服从了一名权威的指示。事实上，这名权威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权力强制受试者执行他的命令，反抗他不会带来物质上的损失和惩罚。通过很多受试者的言语和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惩罚受害者的过程中，受试者的行为经常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悖。很多受试者表明他们并不同意在学生不断抗议的情况下对其施加电击，有些人指责这种行为愚蠢而不合情理，但是很多人都遵循了主试的命令。

实验的结果与预期行为调查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受访者远离实际情境，很难向他们描述实验的具体细节，可能导致他们严重低估了服从的力量）。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邀请了一些观察员，通过实验室的一面单向镜子旁观实验。结果也是大出他们的预料。观察员表示，他们无法相信所看到的事实：受试者不断地向受害者施加越来越强烈的电击。即使是完全熟悉实验情境细节的人，也同样低估了服从受试者的数量。

第二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整个程序中产生的紧张感。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受试者会受其道德观的指引，简单地结束实验或继续。但事实远非如此。很多受试者显示出了强烈的紧张情绪。

在实验结束后进行的访谈中，受试者需要在14级程度表中，标出他们感受到的最大紧张感和压力（图8）。这个程度表从“完全没有压力和紧张”到“极度压力和紧张”。这种类型的自我报告精确度有限，只是对受试者情绪反应作出一个粗略的估计。尽管价值有限，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受试者的紧张与压力程度各不相同，遍布整个程度表的各个级别，但大部分结果都集中在中心和最高数值附近。进一步的细分显示，与反抗受试者相比，服从受试者报告的最大紧张感略强。

那么，受试者为什么会产生紧张感呢？首先，它表明存在冲突。如果在这一情景中，只有服从倾向这一种心理力量起作用，那么所有受试者都应该坚持到最后，而且不会感到紧张。紧张，是因为同时存在两个或更多相矛盾的反应倾向【米勒（Miller），1944】。如果对受害者的同情是唯一的力量，所有受试者就应该全部冷静地反抗主试。实际情况是，有的受试者服从主试，有的受试者反抗主试。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通常都伴有极度的紧张。一方面，不要伤害他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而另一方面，服从权威的倾向也具有同样强大的力量。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很快将受试者带入一个困境。高度紧张感还反映出，这两个相矛盾的矢量的力量都很强。

此外，紧张感也说明了受试者无法通过反抗摆脱的这种困境状态的束缚力。当一个人感到不舒服、紧张或压力，他就会试图采取一些行动，结束这种不愉快感受。因此，紧张可能是一种推动力，引导受试者做出逃离行为。但是在当前的情境下，即使是感受到极度紧张，很多受试者仍然无法做出可以解脱的行为。因此，一定存在着一种相反的推动力、倾向或者抑制机制，阻挡了反抗反应的激发。这种抑制因素的强度必须超过受试者感受到的压力，否则，受试者就会结束行动。受试者停留在情境之中，是很多力量作用的结果。受试者表现出的极端紧张，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力量的强度。

最后一点是，紧张感可能也证明，受试者完全相信了情境的真实性。他们一定深深陷入一个真切感受到的困境之中，否则，正常的受试者不会出现战栗或流汗的反应。 MGaCZOg2uc1coWI0gIYbEeeK6kmkL9Y9iHctz/qLnS9S399r4cNgMIP6YQQqSvyE